而她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陪审团由七男五女组成，星期五下午两点四十二分准时宣誓成立，马上就要放圣诞假了，法院要提前下班，这时离下班时间只差十六分钟。在佛罗里达，陪审团不会被隔离起来，所有成员都允许回家过圣诞节。这十二个成员分别为四名西班牙裔人，两名美国黑人和六名白人，他们组成了班特林的陪审团。他们中最年轻的是一名二十四岁的深海教练，最年长的是一位七十六岁的退休图书管理员。全都生活在迈阿密，虽然都在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丘比特”谋杀案的新闻，但他们都发誓在被告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上不会先入为主。他们都发誓会公正地对待控辩双方。
思洁终于可以收起公文包和文件夹回街道对面的办公室的时候，法院大楼已经人去楼空。记者们都破天荒地较早离开了，他们已经得到陪审团已经公正地被选出来了的消息。
州检查官办公室也不例外，泰格勒宣布下午三点就可以下班，但是大多数人中午就已经回家了。思洁经过秘书工作区，每个隔间都空着，到处都用彩色的纸做的圣诞装饰物，废纸篓里装满了撕碎的包装纸，粉红的、雪白的、翠绿的。一个大的手拉车，平常用来搬运文件的，此时被放在复印机旁边，上面堆满了还剩半杯苏打水的塑料酒杯，和粘满手抓食物的纸盘子，办公室开了圣诞派对，所以才留下这么多垃圾。而她却错过了这个派对。早在星期一，办公室里大部分重大犯罪公诉人都已经离开，去度两周的假期了，去享受自由自在的幸福时光，他们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一片漆黑。
思洁开始收拾东西，她要写开庭陈词，所以把与之有关的文件带回家，其余的都锁在文件橱柜里。她从椅背上拿起外套，放在桌上的手袋、公文包，还有停在旁边的小手拉车，慢慢地朝电梯间走去。她听人说过，在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这三个节日，自杀的人比平常要多一些。可能不仅因为这些日子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也许是因为这些日子也是一年中人最孤独的时候。
她出了办公楼大门，走到黑乎乎的停车场上，很快把外套扣上。即使在阳光如此温暖的南方，从迈阿密河上刮来十二月的风还是让人冷彻心扉。
每个人都计划好了怎样度假，怎样和朋友一起玩耍，怎样和爱人呆在一起。她却没有计划。对思洁来说，没有圣诞假期，她只是默默地看着周围的人享受这个节日的季节，她感受不到这个平静、安详的假日气氛带来的半点欢乐，商店里卖出的节日卡片上那些美好的祝福语在她眼里也都是说烂了的空话。当然，她可以坐两天的飞机回西海岸，到加利福尼亚和父母一起过节，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她总会想到他们感到纽约来看她时的情节，忧伤就会不知不觉地萦绕上她的心头眉梢。她妈妈肯定会避免谈及任何不高兴的事，整整一星期都会和她谈天气啊、音乐啊什么的；爸爸则会难过地看着她，仿佛她是一个永远失去理智的女儿。她最多每年夏天回去呆一个星期，但是现在，她肯定不能回去，连回去吃顿团圆饭她都没勇气。班特林让她和父母亲人也疏远了。今年，她依然会和露茜 、提比一起过圣诞，自己再烤只火鸡。但是今年却没有了杰米·史特瓦演的《大富之家》《大富之家》，一部有名的电影，杰米·史特瓦饰演片中的乔治·百利。可看了。她会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厨房里，一次一次又一次地重写开庭陈词，准备对当事人的直接询问，精心选择终结辩论的用词，全力以赴把一个杀人犯送进地狱。
她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多米尼克，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了，她真想知道他怎么过圣诞节，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还像她一样一个人？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对他了解得太少了，多么想去靠近他啊；她希望这个案子结束后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打心眼来说，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天他离开她的公寓，她让他走出门的时候，一切都已成定局。
“就当是为更好的结果做出的又一牺牲吧。”但是这个牺牲可不小。
她打开吉普车的门，把文件和公文包放进去，格雷厄姆大楼那个“老好人”保安站在温暖明亮的大厅里看着她，她向他挥手告别，然后开车回到在劳德代尔堡的住所，没有注意到暗处一张熟悉的脸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她。
看着，等着。
第五部分 格雷戈·钱伯斯第62节 案子陷入了危机
“如果我坐在这里不说一句话，你们也许会认为他有罪，但是法律会告诉你们他是无辜的。”劳斯尔德在椅子上坐直了身体，开始说话了。她面朝法官席，对着陪审团说话，仿佛她只是把私下的想法公诸于众。
思洁刚刚完成开庭陈述坐下，自认为说得清楚明了、扼要中肯、无懈可击，因此对场下鸦雀无声的旁听者和记者来说都非常具有说服力。思洁的开庭陈词结束后，轮到劳斯尔德发言了。
劳斯尔德不慌不忙，待人群静下来后，在座位上转过身，用搀杂了怀疑了和失望的眼神看着陪审团。“现在，你们全都把被告看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刚才公诉人为你们描绘了一个生动、恐怖的场面，让大家觉得害怕和恶心。毫无疑问，安娜·普那多生前的确是个漂亮的女孩，她的确是被一个疯子般的男人残忍地杀害。你们都认为那个男人是有罪的，刚才公诉人的开庭陈词也的确可以让众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你们自然而然地就认为看到威廉·班特林就应该感到恐惧和厌恶，虽然常识告诉你们，他是一位相貌英俊、知书达理、成功可靠的生意人，当然仅凭这样的印象是说明不了什么的。”她把手搭在班特林的肩上，轻轻拍了拍，表示非常支持他。然后她摇了摇头。
“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的是，刚才公诉人在开庭陈述里为大家提供的一切并不是证据，不是物证，不是事实，只是假设、推测、推论。她的发言假设了本案中她希望存在或者相信存在的证物，她提供的事实如果联系在一起，就会成为一条坚固链子，她想让大家都得到她已经得出的结论：被告的确犯有一级谋杀罪。但是女士们，先生们，我想提醒诸位注意，事情常常不是看起来那样。事实——不管是多么可怕、血腥的事实——并不一定能串成一条链子。”
劳斯尔德站起来，走到陪审团成员面前，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他们。几个陪审团成员的眼睛不由得移开了，感到十分羞愧，因为他们确实如劳斯尔德说的那样，已经匆匆地在心里下了结论，这样做也违背了他们上周星期五的宣誓做陪审团成员时所说的誓言。
“所有电影的制片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目标也相同。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吸引人去看电影，去看他们花了一年半载的时间用几百万美金的钱堆砌出来的电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会在你步入电影院之前，千方百计告诉你，这电影是如何史无前例地辉煌。他们想用两分钟的电影预告片让你信服，然后和你的朋友、亲人奔走相告：这真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虽然当时你还没有看。他们希望你在坐在电影院座位上之前，就会买海报、T恤衫和与电影有关的商品。许多人在看电影之前也许都会上当，原因就是那两分钟精彩的预告片，太激动人心了，以致于所有的人都相信接下来的内容也会非常诱人，也许会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呢。所以，先生们，女士们，汤森德女士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是非常成功的。她为自己的预告片加上了血腥而恐怖的细节，获得了特别的效果。难怪大家看起来会觉得刺激，听起来更觉激动。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先别急着买票，因为这和一位优秀的制片人用一连串耸人听闻的场面组成一段精彩的预告片一样，”劳斯尔德转向思洁，为了增强说服效果，有意顿了顿，“不一定你就会看到一部好电影。同样，耸人听闻的事实加在一起也并不一定就是一起无懈可击的案子，无论你们听到多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实。糟糕的电影还是糟糕。
被告是无辜的。他没有杀人。他不是连环杀手。他是个才华横溢、成功可靠的生意人，他甚至连一张违反交通规则的罚单都没收到过。
有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当然有，医疗检测办公室鉴定的安娜·普那多被杀害在班特林先生家后面的储物棚里的时间里，班特林先生根本就不在家。他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没有义务证明任何东西。
凶器如何解释？班特林先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动物标本剥制师，他的部分作品还陈列在当地的几家博物馆和展览馆里。在他的储物棚里找到的解剖刀是他用来制作标本的工具，并不是凶器。在解剖刀上发现的残留血渍也不是人血，而是动物血。这一点他也可以证明，虽然他没有义务证明任何东西。
血迹如何解释？如汤森德女士在开庭陈述中说的，在他的储物棚里洒上‘鲁米诺’，检测的结果是里面到处都有血迹，但是这些血迹也是动物的，非人血。我还要指出那三滴血，”——劳斯尔德对着陪审团成员举起三个指头，慢慢走到他们面前，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们。—— “掰起你们的指头数一数，只有三滴血，通过DNA比对确认是安娜·普那多的血。控方宣称安娜·普拉多在这里被切开大动脉，应该是血流成河，但是在他的储物棚里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三滴，被佛罗里达司法厅的某个特别警探找到，女士们，先生们，佛罗里达司法厅的警探们花了一年时间，想根据姓名和长相找到‘丘比特’，也许很多警探升迁的机会就在于弄清这个姓名，找到那张脸。
至于尾厢又该作何说明呢？九月十九日班特林先生取回他的的捷豹车之前，在一家修理厂里存放了两天，这两天时间车并不在他本人管理和控制之下。当晚他要按时出差，只把出门的包放在车的后座上，一路开车向飞机场驶去，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打开过尾厢。这一点他同样可以证明，当然，同样，他没有义务证明任何东西。
我还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安娜·普那多身上没有找到任何指纹、毛发、纤维、抓痕、污渍或物体证明她的死与班特林先生有关。尽管今天在法庭上班特林先生只被指控杀害安娜·普那多一人，但是其实有人也把他和其他几起谋杀妇女的案子联系在一起，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物证可以证明杀人者就是班特林先生。没有指纹、毛发、纤维、抓痕、污渍，没有一丁点DNA，没有一丝一毫的物证可以证明他杀害了其中一个妇女。没有。”
“反对，”思洁站起来，“其他案件的调查不是本案的组成部分，与本案无关。”
“反对有效。”
但是劳斯尔德的话所造成的影响却无法挽回了，所有陪审团的成员都相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班特林和其他几起谋杀案联系起来。什么证据都没有。
劳斯尔德看着先前避开她目光的一位陪审团女成员，这位女士一面好奇地重新打量班特林，一面随着劳斯尔德的话开始轻轻点头。思洁仿佛可以听到这位女士的心声：他看起来真的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