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
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门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
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时官拜祭酒，曾在为仁宗讲学的课余时间，谈起京师仰仗东南一带以海运输送粮食而从事危险无比的航行，实在是严重耗损民力，于是进言道：“京师东方滨海数千里之地，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北从辽海，南到青州、齐州，潮每日冲积，长期已来已淤积为可供耕种的肥沃之地。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住潮水使成为耕地，让想做官的富翁分别配领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规定，有办法找到一万人耕田的，就给他一万人份的田地，让他做这一万人的首长；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办理。三年之内看他的结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额课税，依等级征收，五年之后能有积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积蓄的做为俸禄，十年后赐给他符节印信，使他能流传给子孙。这么一来，便可得到数万民兵来对内保卫京师，对外防御海贼，而且又能不必仰赖东南海运，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着富人求官的心理，让京师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四处游食的人民能有正当的归宿，自然不会做海贼了。”
但因评议的人意见不一致，于是遂不了了之。
［冯评译文］
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
“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
“贾谊（汉·洛阳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子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邺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瑄，合肥人，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
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事见第五部“术智”］，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
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333、刘大夏
【原文】
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边批：要着。］遂得其要领。一日，榜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牛刃，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公有余积，家有余。
［冯述评］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
昔唐人目台中坐席为“痴床”，谓一坐此床，骄倨如痴。今上官公坐皆“痴床”矣，民间利病，何由上闻？
【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有人说：“北方的粮草，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
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元，凡是境内外的官吏、人民或商人，只要愿意运米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
不到两个月，仓库都满了，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 草高达一千束才得批准，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取，加以垄断，买入边境上的粮草，陆续运来，利润高达五成。
自从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也买不到，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
［冯评译文］
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怎么能知道？能如此虚心请教，真心听从善言，有什么事做不好？有什么事成不了呢？
从前唐朝人把御史台的座席看成“痴床”，说一坐上这个床，就骄傲自得，使人如白痴一般。当今朝廷官员都是坐在这样的痴床上，民间的利病怎么能传给皇帝知道呢？
334、董博霄
【原文】
董博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唯可陆运。濒海之人，屡经寇乱，且宜曲加存抚，权令军人运送。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
［冯按］
夫长陵北征时，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数，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译文】
董博霄（磁州人，字孟起）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建议朝廷说：
海宁一带，无法通行船只，军粮只能由陆路运送。濒海的人民屡次遭逢盗寇之乱，应多加安抚，朝廷可暂且下令由军人担任运粮工作。陆运的方法是：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走一百里。每人背米四斗，用夹布袋装盛，里郡加封作记号，人人肩不休息，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每天五百回，总计每日路程背米走二十八里，不背米走十四里，每天共可运米二百石，每次运米可供养二万人，这是一百里一天运粮的数目。
［冯评译文］
明成祖北征时，命令侍郎帅逵督运粮饷。帅逵认为道路艰险，以车辆运送既让运送的百姓疲惫不堪，粮食的运送总数也不够所需，于是帅逵选择平坦的路途，依一定的距离，设置站堡；每一名运夫运一石米，这个送那个接，早上去晚上回来，人民不会觉得劳累，粮运也充足，正是效法黄博霄的做法。
335、刘本道
【原文】
先是漕运京粮，唯通州仓临河近便。自通州抵京仓，陆运四十余里，费殷而增耗不给；各处赴京操军，久役用乏。本道虑二者之病，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令歇操军旋运至京，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就彼增置仓廒三百间，以便收贮，岁积羡余米五十余万石，以广京储。上赐二品服以旌之。
［冯按］
本道常州江阴人，由掾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从征云南，多用其策。正统中，从金尚书濂征闽贼，活胁从者万余，升户部员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并易谷种与之。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展转坐连，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积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赐五云采缎。天顺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粮储。本道固以才进，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当法也。
【译文】
明朝时，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陆运四十多里，运费昂贵，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刘本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奏请将通州仓库的粮食，在每月无事时，由停止操练的军士负责转运到京师，每运二十石赏赐官银一两，而漕运的粮食，则以通州为终路交付收纳，于是又在通州增设仓库三百间，以便收藏，每年可积存余米五十多万石，以充实京师的存粮。皇帝因此赏赐二品官服以表扬他。
［冯评译文］
刘本道是常州江阴人，担任掾吏时得到靖远伯王骥（明·东鹿人，字尚德）的赏识，引用到幕下，奏请授予刑部照磨（掌管核对文卷的官）。从征云南时，多用他的计策。
英宗正统年间，本道跟随尚书金濂（山阳人，字宗瀚）征讨闽贼，活捉一万多名贼兵，因而升户部员外郎。
景宗景泰初年，西北方多战乱，民不聊生，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并买谷种给他们。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