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她说，“在你还没有走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拥抱在一起。
“坚强一点！”她说完后就转身离开，手在空中挥舞着说再见，但是再没有回过头。
我挤进拥挤的车厢，靠在门边，等待她最后再回头看我一眼，但是她始终没有回头。我不停地挥手说再见，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外。我在看到她告别的背影时，突然想到以前学过的一句拉丁谚语，“命运总会找到它的方向”。
破旧的火车摇摇摆摆地从城区驶过，进入郊外后开始慢慢加速。我一直在想着安妮·玛利亚，想着她个性中的温暖和光辉，想着她明亮的眼睛和那头波浪起伏般飘散的褐发，她的动人不仅在于那妙曼的身影，更发自那张秀丽的脸庞。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爱的不同类型，并且发现不同类型的爱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法。
我回忆着，从我开始记事起，无论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青年团的少年班，教育要培养的是我们对元首根深蒂固的热爱。我的确做到了热爱元首，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份很虚伪的情感，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对一个众人顶礼膜拜的领导形象的崇拜。
再大一些后，我也没有意识到男孩子之间的那种喜爱。我们的理解是，虽然我们只是一群孩子，却培养出了同志般的深厚情谊。我们相信，这种情谊比爱更牢固，结识一个同志意味着找到一个可信赖的人，战友的情谊则是更高层次的同志关系。我从未想过（或有过）爱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权威的形象，而我只能仰望他。我一直都很怕他，根本不记得是否对他有过一丝温情的表现。我想，父亲也不希望我婆婆妈妈的。在希特勒的设想中，下一代的德国士兵应该“冷酷如铁”。
我觉得自己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自觉而长久的强烈情感。
但是现在，狂热的爱情占据了我的身心，一种新的力量点燃了我的灵魂，照亮了我的思想和身体。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红十字护士之间的爱情是否是混合了朦胧爱意的同志情谊呢？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初恋（3）
我最后还是归队了。因为我的归来，部队还举行了庆祝会。库茨克说，他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成功，所以他强烈要求霍夫的军事司令官为我颁发铁十字勋章。现在，他想在众人面前宣读那段引用的评语——“在受伤以后，他还将其他受伤的伙伴拖到雪沟里隐蔽起来，尽管流了很多的血，他还是冲在前面，是最先攻进村庄的勇士之一。”
台下一片欢呼和鼓掌声，人们在期待着我发表一段演说。我还记得将战场上受伤的战友拖到隐蔽的雪沟，不过，我在好不容易接近村庄边缘时就昏过去了，然后我只记得被装上那架装载着其他伤员和死者的马车。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初一道上战场的120人的队伍，只有不到40人现在还坐在台下，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撤退或者退让。我们消灭了试图攻占布雷斯劳的苏军，依靠便携式火箭筒击退了64辆敌人的坦克。这是很了不起的战果，要知道这种便携式的火箭筒射程很短，我们只能在离敌人很近的距离开火，这显然不是适合胆小鬼的武器。
复活节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给安妮·玛利亚写了一封信。但是惟一能够写字的纸是带有希特勒青年团徽章（衔着HJ宝石的老鹰和纳粹十字标记）的信笺，不太适合用来写情书。不过，没有关系，那封信的内容洋洋洒洒，充满了我诗般的炽热情感，但是她没有收到这封信。我后来发现，我写给安妮·玛利亚、母亲或者姐妹们的信没有一封寄到她们手中，我也从未收到她们任何一个人写给我的信。据说，盟军的战斗机轰炸了邮车，但是我一直怀疑是否真的如此。
现在，我们将计划投入到法兰克福的战斗中。青年团的领袖亚瑟·阿克斯曼号召我们这群经过战争锤炼的老兵再次投入新的战役，鼓励那些少不更事的同志们。不久，传来了更为让人振奋的消息。
亚瑟·阿克斯曼是纳粹高级将领中较为年轻的一个，但是他迅速地成为了希特勒的心腹。亚瑟·阿克斯曼负责希特勒青年团，他成功地将男童子军运动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政治性和军事性组织。阿克斯曼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胜利或者毁灭，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他视斯巴达为偶像，经常引用斯巴达的生平故事。就像希特勒一样，阿克斯曼相信，血祭是光荣的，弱肉强食是天理，他本人自诩为战斗英雄。阿克斯曼曾经在东线战场上英勇作战，他的一只手也在战争中被炸掉了，后来安上了一只木头做的假手，而且在这场战争最后的血腥时刻，阿克斯曼更是坚定了决心，要让希特勒青年团为了元首和帝国战斗到最后一刻。希特勒昔日的无数同盟者正在离他远去，阿克斯曼的无比忠诚和誓死精神自然赢得了希特勒的青睐。他很快就成为了希特勒身边核心集团的一分子，这个纳粹的小圈子包括了约瑟夫·戈培尔和马丁·鲍曼。而其余的人，由于不赞同将少年们送上战场，被排除在希特勒核心圈子之外，并且因为怯懦而遭到控告。
在得知我们将编入党卫军的消息时，我高兴得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父亲一定会为我骄傲的。我们上缴了民兵的军饷册，换领回党卫军的军饷册。我其实不舍得上缴旧的军饷册，因为那上面记录了我的荣誉：铁十字二等功勋章和黑色光荣负伤奖章。我记得，旧的军饷册记录了我在前线和军事列车上负伤的日期、地点和受伤的程度。上级后来同意，给我们检查身体的医生将重新记录有关情况，为此，我可以同时保留两本军饷册，直到医生检查那天为止。我们从未接受过全面医疗检查，自然也就没有刺身标记（党卫军每一个成员都要将血型刺在腋窝下）。
我们接受了一些关于党卫军的基本培训。我们被告知说，党卫军只吸收富有理想主义精神且才智过人的男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要求是要勇敢。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党卫军中有大批的人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纳粹民族主义分子。我曾经看过一份党卫军的名单，其中包括了不少自愿加入效忠的外国人，甚至还有法国和英国的分遣队。这让我感受到了国家大家庭般的手足情谊，我们都有共同的世界观，团结在一起反对敌人。培训老师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照片，而且为我们读了一些目击报告，讲述了“入侵”的苏军施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种种暴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我们阻挡他们前进的顽强决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培训是让我们更坚信，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人物，我们被挑选加入党卫军的精锐部队，我们和希特勒之间存在一种神圣的相互信任。我们的最高司令官有权要求我们保持最旺盛的战斗力，只要我们谨守神圣的誓言，效忠元首，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捍卫元首而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胜利。培训中没有问答环节，关于德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我们得到的惟一解释是，除了日本，德国的所有盟友都在决定性战役上失利，他们无法为我们提供军事支援。不过，培训老师向我们保证，局势会转变的。元首已经意识到，他只能依赖自己的部队，依靠久经沙场而且大无畏的党卫军来杀出一条血路。而现在，我们将加入党卫军！
此时，命运的大手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阿克斯曼出乎意料地检阅我们的队伍，我的铁十字勋章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用那只木头做的右手指着我的光荣负伤奖章说：“你已经重返战场了？”
“是的，长官。”我满腔热忱地脱口而出。
阿克斯曼徘徊了一会儿，他显然在思考一个问题，然后他问到我的战斗经历。当我告诉他，我曾经是一个信差时，阿克斯曼扬起了眉毛，“元首在一战中也曾经做过信差！”
“是的，我知道。”我回答说。
阿克斯曼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求你和另外两个同志后天去柏林，在元首的生日庆祝会上面见元首。”
我突然间哑口无言，太难以置信了！我？我将要去柏林面见阿道夫·希特勒？我就要见到这个我有生以来最敬畏的伟大人物？而且是在这个战争的关键时刻吗？这个伟人正要领导我们扭转战争的局势，赢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我只有16岁，而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现在，我将接受邀请参加他的生日庆祝会！不久，一家纳粹党的官方新闻机构采访了我和另外几个获得这一殊荣的士兵。我猜想，安妮·玛利亚一定能读到这段消息。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初恋（4）
我的母亲、兄弟姐妹也会读到这一消息，还有那些活着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也会看到的。当然，我的父亲也会得知这一消息。阿克斯曼提醒了我，希特勒在一战时曾经做过军队的信差，现在，我这个二战中的信差马上就会见到那个曾经的无名小卒，今日的帝国领袖。
多亏了阿克斯曼，他把我从自以为是的错误方向上拉了回来。不过，去柏林的旅途并不那么令人愉快。我们搭上了一辆军车，没开多久就陷在了难民和撤退军队的人海中。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接近了柏林郊区，一路上，降落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灾难完全呈现在我们年轻而闪亮的眼睛前：弹坑密布的马路像一张麻子脸，整条街的房子坍塌成一片废墟，缭缭烟雾漂浮在城市的上空。一些不屈不挠的人在他们房子的外墙上写下了英勇的口号——“敌人能破坏的只是我们的家园，但他们无法摧毁我们的精神。”但是，撤退的士兵和逃难的人群却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无数人的脸上刻着我从未见过的苦难，他们的穿着污秽不堪，很多人的头上，四肢上裹着满是血污的绷带。他们组成了一幅地狱般的画面，一大群人像参加嘉年华狂欢游行一样在泥地中缓缓前行，一些人用手推车或婴儿车装着幸存下来少得可怜的家当，锅盘碗盏，破烂的旧箱子，还有他们能够从家园废墟中抢救下来的任何东西。原本只需要2个小时的路程却花费了我们差不多1天的时间。
市区里散布着被炮弹炸坏的有轨电车、卡车和小汽车，一些民兵部队利用这些残骸作为阻挡坦克行进的障碍物，结果我们搭乘的卡车也只好绕道前行。但是，每条路上都铺满了碎石，碎石下掩藏着无数的弹坑，我们的车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有时候弹坑太多了，车子实在走不动，只好掉头走另外一条路。破裂的自来水管和污水管喷涌出清水和污物，汇聚在弹坑中，把一条条街道变成了如粪坑一般肮脏的地方。女人和孩子们拎着木桶、提桶和大水罐，排着长队，等候在为数不多的清洁水源处。我们越朝市区走，混乱的场面就越不堪，在盟军的连续轰炸之后，似乎没有一座建筑完好地保存下来。
街道两旁的大批建筑化为了瓦砾堆，少数没有完全坍掉的建筑看上去阴森可怖，窗户成了敞着口的大洞，透过屋顶的缺口能够清楚地看到天空。侥幸完好的窗户则钉上了厚厚的木板。我们全都沉默地坐着，看着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