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会在5小时以内被处决。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地堡里的疯狂（1）
此时，我正在柏林城东绝望地搜寻着哈尼斯的身影，手中还拿着库茨克交给我的求援急件。当我找到他原本藏身的那个地窖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个令每个德国人颤栗的词。
“Stoi！”
这是个俄语词，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它的意思——“站住！”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人来说，面对这样的情形，最好的做法就是乖乖举起双手。虽然长官教导我们不能做俘虏，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牺牲，永远不要屈服。但我不是作战的军人，我只是一个送信的。由于粗心我没能发现眼前的陷阱，我也没有手枪，独自一人，看不到希望，心中充满了极度恐惧。现在死亡真的要降临了，我不敢去想像这有多么的残酷。
又一阵俄语声传来，似乎是在下达什么命令。我听不懂俄文，现在该怎么办？继续站着？还是举着手朝声音源头走去？听声音好像不止一个，但周围却看不到任何人。部队的长官曾经反复告诉我们，苏军有多么的野蛮，永远别指望他们会人道地对待俘虏。现在，恐惧的阴霾再次涌上心头：他们可能不会让我马上死，但却会拼命折磨我，让我生不如死。正当我绝望时，从树林中突然钻出2个敌人。令我万分吃惊的是，他们看上去竟然和我一样大，好像还喝了不少酒，摇摇晃晃几乎站不稳脚跟。难道我赶上苏军的庆功会了？
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堆刚刚熄灭的篝火，还冒着袅袅的青烟。显然，他们俩昨晚在这里露营。难道他们已经抓住了哈尼斯，并且杀了他？
其中一个上来抓住我，使劲地撕扯我的领子，拽掉了几粒钮扣。他用俄语对我大吼大叫，嘴里散发着伏特加酒的味道，另一个也是满身酒气。他们搜查了我全身上下以及我携带的背包，在一阵推搡踢踹之后，他们从怀中掏出了一瓶酒，并邀请我喝一口。这实在是出人意料，但我并没有喝。后来，这一举动被证明是愚蠢的，因为很显然他们被激怒了。其实我是出于害怕才不敢喝，但由于语言不通却无法解释，而这个错误则差点要了我的命。他们把我扔到地上，狠狠地踢我，其中一个还拿着冲锋枪朝地上射击，激起的尘土飞溅到我的全身上下。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打晕或杀死，只是在那儿不停地咆哮，我不懂俄文，只有静静地躺在地上。过了不到1个小时，喧闹渐渐平息了下去。
其中的一个人可能发现了什么状况，他们开始在小树林边缘架起一挺机枪，并进行了伪装。难道是德国部队出现了？紧接着，我就听见机枪开火的声音。或许是由于带着醉意，他们显得格外冷酷无情。除了眼前的机枪我没有看到别的武器，但从声音上判断，还有一些人操着冲锋枪朝同一方向射击。没有子弹向我这边飞来，于是我意识到机会来了。
苏联士兵们忙着战斗，没有人顾得上我，我立刻爬起身，以最快的速度向后逃跑。敌人的子弹随时都可能击中我的后背，对此我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很幸运，我顺利地跑到了一堆干草垛前，一个俯冲就跳到了草堆后面。我落下的时候差点砸到了哈尼斯和他的摩托车，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哈尼斯已经在那儿待了一整夜，他并不知道苏联人的营地就在几百码之外，真要感谢战争的混乱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又把安妮·玛利亚的戒指戴在了手上。
“让我们离开这儿。”哈尼斯发动起摩托车，急切地对我说道。
在返回的途中我们又遇上了同一拨逃难的百姓。放眼望去，成群的难民、四轮马车、手推车组成了一幅悲凉的画面。有些婴儿车里装着一两个孩子，其他一些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绑在手推车上的羊咩咩地叫着，还有许多狗在人群中穿梭，不停地发出各种叫声。苦难、悲伤、荒凉充斥着世间的一切。
我默默忍受着剧痛，身上的每根肋骨都像折断了一般。我忍不住吼叫起来，恳求哈尼斯停下车歇会儿。我们找到了一家比较幽静的农舍，一位老太太正站在院子里。她直接问道：“你们是要找藏身的地方吗？”很明显，有一些难民正躲在屋子里等待战争的结束。
“不，”哈尼斯断然回答道，“我们还要去柏林。”
她无奈地耸了耸肩膀，但还是坚持让我们吃点东西再上路。她为我们准备了一小块熏猪肉，几片面包，还有一些热牛奶。她打开了收音机，机器的收音效果很差，里头播放的音乐我都没注意听，只顾着埋头吃饭。后来，音乐被中断了，主持人播报了一段针对守城部队的宣言：
柏林的保卫者们！敌人已经纠集起来，准备对德国的首都进行致命打击。他们不择手段，只为了实现最终的野心：攻克柏林！
向柏林进军！这样的口号甚至能令死者复生！“再攻下一座城，战争就结束了，你们就可以回家！”国际犹太人指挥官用这样的语言来煽动他的士兵。
帝国首都形势危急。
无数的德国妇女和儿童面临着危难，他们期待着柏林的保卫者，他们期待着你！他们期待着你用满腔的仇恨去同敌人进行斗争，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让每一座房屋都变成一座堡垒！让每一条街道都变成一座坟墓！埋葬野蛮的侵略者！
用仇恨来压倒一切！
战斗到最后一刻！
对于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犯下的累累罪行，我们要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给那些侵略者！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地堡里的疯狂（2）
对于从帝国电台里传来的这些狂热谎言，人们早就已经听腻了。很快，我们又重新出发，前往柏林。抵达目的地后，我直接前往阿克斯曼位于恺撒大道上的指挥处报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开始询问我们一路上的经历，我一一如实禀报。他派人将我送往地下病房进行医治，但是那个女医生看了我的伤势说我伤得很重，必须转移到正规军事医院进行治疗。这个消息真让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急切地渴望好好休息一下。但我也必须要取悦一下阿克斯曼，于是我表示自己不能走，因为他需要我，而他也立刻证明了这点！
阿克斯曼给我布置的新任务是到奥兰尼恩堡向施坦因纳传达命令，希特勒仍然指望他能发动一次有效的反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命令。我实在是累坏了，极度疲惫，伤处又疼痛难忍，但我无从选择。已经有几十个人被派去给施坦因纳送信，现在又多了哈尼斯和我，我们要去寻找那支并不存在的“装甲师”，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知道施坦因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出发。在一家乡村小旅店里，我们遇到了来自帝国劳动力量组织的一群女孩，她们已经整装待发，但负责接她们的车却晚点了。于是，人群中出现了混乱，有些人开始大喊大叫，有些则痛哭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难以名状的恐惧，害怕自己落入苏联人手里，惨遭蹂躏。她们纠缠着哈尼斯和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甚至给我们香烟和巧克力，难道她们以为我们可以帮助她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很遗憾，我们无能为力。在旅店里睡了几个小时之后，黎明前我们又再次出发。
走了没多远，苏联的火炮就开始在周围炸开了花，子弹从我们左右两侧嗖嗖地呼啸而过，突然间，我们陷入了敌人进攻的火力中心。我们试图寻找掩护的地方，但还没等反应过来，又一排子弹飞过来，击中了我们的摩托车，发出“砰砰砰”的金属撞击声。霎那间，我感到从手上传来一阵刺骨的疼痛，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握着后车把的右手。我本能地把手举到眼前，发现右手的小指头已经被打断，断掉的部分依靠筋腱和表皮的牵连还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安妮·玛利亚的戒指不见了，大量的鲜血从伤口涌出。哈尼斯立刻停下了车，我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捆住手腕，试图减少血液的流失。
我们决定立刻返回柏林。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众多士兵和平民都涌入了撤退的洪流之中。宪兵们到处驱赶着士兵返回前线，去坚守最后一道防线，并威胁要将那些叛逃者就地正法。哈尼斯和我与一队逃跑的士兵走到了一起，当宪兵上来盘查时，我们表明自己是信差才得以安全撤离。毫无疑问，其他士兵不是成为了苏联人的炮灰，就是死在了宪兵的枪下。当我们最后抵达总部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
我马上冲到格特鲁德医生的房间寻求治疗。她为我重新接上了断裂的小指头，两边用木夹板捆绑作为固定，还给我打了止疼针和破伤风预防针。由于我失血过多，医生认为需要输血，但病房里已经没有任何血液储备，只能转到军用医院治疗。而阿克斯曼已经明确表示需要哈尼斯和我的帮助，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坚决否定了转院的请求。“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阿克斯曼脸上露出了微笑，眼神中带着由衷的感谢和钦佩。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说按照我目前的状况，绝不能再出去执行任务，不能从事任何重体力活动。经过一番讨论，阿克斯曼同意让我留在病房中接受治疗，不过同时也给了我另一项任务。由于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阿克斯曼不得不将指挥中心转移到老大臣花园对面的纳粹党总部中。格特鲁德医生和她的医疗所也要一起搬过去，我的任务就是监督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这并不是最危险的任务，却可以为我赢得铁十字勋章（一级），而且也让我有机会目睹了格特鲁德医生手下这些姑娘们的英勇表现。
当我和哈尼斯在竭力寻找施坦因纳的部队时，地堡里的混乱正愈演愈烈。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疯狂怒吼让德军将领们相信，他们的元首已经走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4月22日的整个早晨，希特勒都在不断询问施坦因纳的反击情况。凯特尔、克雷布斯和约德尔都不敢告诉他真相，事实上，德军已经组织不起任何的反击。此时的施坦因纳可能正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绝望地守候在某个角落中，或者面对着敌人摧枯拉朽般的攻势，早已逃之夭夭。
不断有电话打入地堡，可是内容却相互矛盾。有些将军告诉希特勒德军正在进行反击，而有些则报告没有任何施坦因纳的消息。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随着时间的流逝，希特勒变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不耐烦。当天下午3点，他还组织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者包括鲍曼、布格多夫、约德尔、凯特尔和克雷布斯等人。在会议桌的另一边，还坐着他们各自的助手，包括党卫军联络官、爱娃·勃劳恩的妹夫赫尔曼·费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很快，费格莱因就将成为地堡里的主角。
会议先由约德尔和凯特尔总结目前的战局情况，结论是形势不容乐观：苏军已经攻入柏林北郊，柏林市区已完全处于苏军火炮范围之内。希特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依不饶地询问着施坦因纳的情况。约德尔和凯特尔支吾地道出实情，告诉他施坦因纳的大部分兵力都已被抽调到南线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