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我和这个场子里所有的荷官都成了朋友，这些家伙每个手里都有点绝活，场上的暗灯也成了我的好哥们，算起来华子、强哥、大军，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在这些人身上我又学到了一些大宾那里没学到的东西，也结识了经常来串场子玩的大宾的一些朋友，没事的时候他们教我也是毫不保留。
出千这个东西千变万化，而且总在不断地更新，所以常常要去适应新的千术，去学新的千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新花样。
大宾算是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他把我真正带进了门。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着，我的技术似乎也天天在提高。
这段日子里也见过形形色色来赌场出千的人（都被抓到了，所以不能说是行家），各种出千方式让人想都想不到。
我一个台面一个台面地升着，待遇也一天天提高。我每天都很卖力，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干个五六年，我就可以回家去见我父母了。
赚来的钱我不敢乱花，都一点点地存上。不止一次梦见我回到家乡，还清债务，全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也总是在梦里，想象着父母看到我出息了高兴的样子。
我很想家，但是我只能是想想而已。
1996年，可能是赌场的保护伞不行了，赌场转战去了上海。去上海的时候老板只保留了很少的一部分人，我成了幸运者。
我们搬到了上海一个高档住宅区，在这个赌场，我成了主力，我终于熬到百家乐的荷官，平时练习的一些手法有了用武的地方了。
百家乐最早是这样作弊的。牌没毛病，随便验，洗牌、切牌、削牌都正常；然后把洗好的牌放进牌楦里，牌楦一般都是透明的，方便场外玩家监督。把牌放进牌楦后，上面用隔挡推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透明的盒子，外侧就一个出口，用于荷官发牌，一次只能出一张牌。
这些看起来没任何毛病，似乎很难捣鬼，问题就出在牌楦上。牌楦长短和扑克正好吻合，但是高低就稍微大一点。那东西做得很是巧妙，就高那么一点点，但是那一点对荷官来说足够了。发了庄家和闲家的牌以后，有的时候不是一把就能定输赢，需要补牌。这个时候就需要荷官的快速计算能力和临场的快速应变能力。
发牌的时候，荷官是用一根或两根手指头把牌从牌楦里拖出来，荷官的位置可以从第一张牌露出的边看出那张牌是什么，而外面玩家则看不到。这时候荷官可以选择这张牌是留是发。一般正常发牌的时候这个牌是要留的，如果是花牌一般是直接发出去不留。按照百家乐的规矩，补到花可以继续补，留下的牌荷官根据场上庄家和闲家的牌面和赌注来权衡。闲家少庄家多，那就是希望闲家赢，这样多出的利润就被赌场拿去了；反之庄家少闲家多，就希望庄家牌大，这时候需要荷官计算出庄家补了这张牌对赌场有利，还是补给闲家对赌场有利。
举例来说，庄家押了八万，闲家押了四万，闲家赢了对赌场有利益。如果留下的牌直接补给那庄家可以直接把他补死，那就毫不犹豫直接补给庄家。如果补出去相反会增加庄家的点数，就发下边那一张，庄家还可以补的时候，这张牌继续补出去如果会让庄家点数变小，那可以直接补给庄家，如果会增加点数就继续留。补给闲家有利于增加点数，就要补给闲家；相反也要留，再发下一张。
有时候直接发牌就把双方的输赢敲定了，那是避免不了的。荷官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补牌的时候，全由荷官根据赌注来选择。
千万不要小瞧这一张牌，往往能决定生死。毕竟百家乐直接出现7∶6、8∶9，或者直接一家是 9的时候不多。即使直接出8出9，另一家还可以通过补牌来打平的。
具体操作中，对荷官的技术和心理素质要求很高。每次发牌的时候，牌上面的切面还是很齐整的，只有在发的时候，荷官要通过手指头来错个牌边去发，这个边只有指甲那么厚，要用拇指肚把这个小边顺出去，没有点功夫是做不到的。场外的人任你火眼金睛也看不出来。
赌场的规矩是荷官身后是不可以有玩家的，这可以算是国际惯例，所以提牌的时候不怕别人发现。就算有人站在身后看，就算能看到牌露了个边，也不会想很多。
露边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荷官必须抓住这个一刹那。荷官在场上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不能总低头看牌，所以不能专注地盯着看，而要作出扫一眼的样子，或者用眼睛的余光去看。
我终于知道我当初的钱是怎样输出去的，也知道30万是如何欠下的。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那群北京的杂碎，再让我遇上，我非要了他们的小命不可。不知道在我这里输钱的凯子，是不是也有要我小命的冲动。
赌场搬到上海，依然很火爆。不知道哪里来的赌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别看平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到了这里一样的赌徒面孔，赌徒的心态，赌徒的嘴脸，赢了呼天号地，输了悲天怆地。
看了太多的人输，看了太多的形形色色的赌徒，我的心也终于麻木了起来。
赌场生意兴隆，我的待遇也水涨船高，早已不是一个月3500，而是计时工资，一小时一千元。当然了，我主持的台子也必须赢钱，不过也不能赢得太过火，有的场次老板还暗地里给荷官提示，让一些凯子赢一些。
好日子没过多久，1997年春末的一个晚上，那天跟平时一样人声鼎沸，赌徒们贪婪专注地盯着眼前的局，没有人注意外面发生了什么。大概是午夜一点多，我跟平常一样正主持百家乐的台子，那会儿我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主持一个台面了，不是特别忙的时候，还有时间帮赔码的小丫头算水钱。
忽然外面传来一片喧哗声，接着冲进来一群人，“警察，我们是警察！”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警察？警察咋了，了不起啊。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就被人一把按住，抬头一看才发现来的这伙人都穿着便装，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枪，五四、六四、微冲啥的。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次“严打”行动，好像叫“春雷行动”什么的。
当时我被要求双手抱着脑袋靠墙蹲着，然后有人搜身，身上所有东西都被搜走了。现场乱哄哄的，警察的呵斥声，赌客的求饶声、申辩声，还有哭声，好一阵子。警察有条不紊地清点现场，收缴了桌面上所有筹码、钱，所有的台子当场就被砸了，木头碎片落得满地都是，我觉得赌桌里的机关他们没发现，因为那东西太不起眼了。
处理完物品，他们把参与赌博的分成了两拨：赌客和赌场的。我们都被要求抱着脑袋，不准互相说话。
趁着乱的时候我偷偷四下张望，发现大宾被分到了赌客里。他的身份极为隐蔽，即使场上的常客也都以为他也是一样来玩的。我看他的时候，他也正看着我，用眼神示意我，对我轻轻地摇了摇头。我立刻就懂了，进去啥也不能说，打死了也不能说！
这里不但是牵涉到赌场老板的利益，最最主要的，我如果都说了，会是个什么下场呢？这里面的利害我是知道的。
乱了不知道多久，现场大概清理完了，我们排好队，裤腰带都被人拽走了，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抱在头上，被赶着往外走。到了外面，嚯，好多人，大都是穿制服的警察，由于是午夜，稀稀拉拉有些路过看热闹的，但都被隔得很远，还有很多辆警车。里面的人赌得忘乎所以，直到此刻才想起被抓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我们被分成好几拨分批装进了警车。
在警察局里，我一口咬定自己是被雇佣的员工，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知道赌百家乐的规则，所以在那里主持台子。其他事情我都和警察说实话，在另一个城市如何嫌赚钱少才来赌场打工的，我是跟着老板来到上海的，只管看台子，其他什么都不管。我还装可怜地跟警察说老板还欠着我的工资，那审我的警察斜着眼使劲瞅我，瞅得我一阵心慌，我觉得他肯定不信我说的话。
但是我心里明白，赌场每个人的待遇只有几个核心的人才知道，赌场的那几个老板不说，其他人是不可能知道别的什么的。这要说了，性质可就不仅仅是赌博那么简单了，老板们比我更清楚其中的道道。我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警察也无从追问。
警察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说：“不一定吧，看赌场效益，赢了就多给些，输了就是给个千八百和基本生活费。”
之后，再没人搭理我了。
审讯完了，我被撂在那儿，不准睡觉，我瞪着眼睛熬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我又被叫进去一个办公室里，问的还是那些问过的话，有专人记录，问过后让我看，按了手印，又把我带回原来的地方。大概10点多，宣布了对我的处罚结果：由于参与聚众赌博，拘留15天，罚款五千元。
半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进去后就一直没人和我提交罚款的事，直到拘留期满，大宾来接我，我才知道是他替我交了罚款。
大宾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老板被抓走了，大宾正在想办法，可能有点麻烦，赌场只好歇业，而我，就这么失业了。
出来后，一直给大宾帮忙跑腿，没几天发现自己确实也帮不了什么忙。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我觉得我继续待在上海只会是大宾的一个累赘，赌场继续开张似乎不大可能。上海离家很远，一直没能适应上海口音，听着满街“阿拉”、“侬好”，“我是外乡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一次喝酒，我跟大宾说我想离开上海，他当时反对得厉害，但也没犟过我。他见留不住我，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做分手礼物。1997年还是满街大哥大配传呼的年代，小型手机很少人用，价格贵得吓人，带号一共要一万八千（估计现在扔在地上都没人捡）。大宾说他随时准备东山再起，那时候，还需要我来帮他。
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份厚礼，又盘桓了几日，和这些朋友举行了几场告别宴，我离开上海，回到了离家近的一座城市，租了套房子，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
七、结交三元
1997年，满街都是赌博机，游手好闲的我天天去那里玩，扑克机是死活不玩的，就去摇摇37机，10块钱换一百个币，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输了就输了，从来不和机器较真。
在游戏厅里慢慢又认识了一些人，那是一些投机的人。他们整天待在游戏机房里，也不正经去玩。但对哪些机器吃了多少分、吃了多少币、哪些机器啥时候爆过，研究得很清楚。一旦有机器吃的分多了，机器上的人离开，他们立刻占上去玩，事实上，他们费尽心思，也没捞到多少。
渐渐地彼此都混熟了些，经常一起去喝点扎啤吃点烧烤，这些人还是些小赌徒，没事的时候就凑一起玩“斗鸡”。
斗鸡是一种很普及的赌博方法，一副扑克，打法类似梭哈，三个一样的最大，依次下去就是同花的顺子、同花的杂牌、杂牌的顺子、杂牌；要是两家出一样的牌的时候，就比牌面最大的一张牌；三张都一样大的时候，则要比花色，依次是红桃、黑桃、方块、草花。有的地方也叫“斗智”，我觉得这个叫法更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