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例子显示，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要谋求发展，就不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在塔利班统治下，禁止音乐，炸毁巴米扬大佛，宗教不宽容，性别歧视等等，塔利班试图借助强力建设一个原教旨的伊斯兰国家，最后除了导致自己的毁灭和阿富汗文明的毁灭，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极端的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主权国家的终结者。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全球化只是独裁者的终结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独裁者可谓生不逢时。向着全球主义的转型，正在消除着一个一个独裁者。而国家则获得新的生长动力。
第一部分宪政转型
中国（以及俄罗斯）向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刺激了思想界对于转轨问题的思考。从政府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所未曾见过的大规模体制变迁。它能不能成功？它的方向在哪里？它的终点在哪里？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即帝国转型、民族国家转型和全球化转型。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转型，前两次转型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在总结这些失败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总是无法成功地迈过宪政这道槛儿。在全球化转型阶段，是否能够最终实现成功转型，也仍然取决于是否能够迈过这道槛儿。
我们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多重转型。如果要概括这些转型，那么可以这样说，其间的关键便是宪政转型。
世界银行描述的转型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所谓的工业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这是对于中国转型的权威描述。就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而言，这种影响广泛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市场转型论”。在中国学者的思想中，市场转型论是十分普遍的，他们总是认为，市场化能够自动地消除某些权力，推动着政府权力去顺应市场化的内在需求。中国２５年的转型证明了，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事实是：官员的权力和特权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随着市场的扩张，产生了新的经济角色，从而出现了新的权力形式。这种新的权力形式使部分干部保持甚或扩大了他们的利益，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那些干部进入新的经济实力集团。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假定，市场经济是特征明确的一种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完全形态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一个目标明确的转变。在中国经历了２５年的转型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常识却是错误的：转型确实在发生，我们的目标也确切地被界定为是市场经济，可是，正如我们曾经建设过社会主义一样，我们正在抵达的地方是市场经济吗？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最终到达的可能并不是我们宣称的那个地方，正如哥伦布本来是要去印度，结果却到了南美洲，并把南美洲误认为是印度一样？
我们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改革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概念化的市场化转型，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约束作用，也就是说，目标对于结果，并无约束作用。
因此，要成功实现向市场的转型，就需要比世界银行的描述更多的东西，需要比市场转型更多的东西。比市场更重要的东西，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是民主化和法治结合的宪政建设。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改革的描述。经济学家把这种形式的改革称为“渐进主义”。根据这种改革战略，以威权为支撑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通过渐进的办法，最后总能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宪政秩序会自动浮现。萨克斯、杨小凯等人批评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
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他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
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转型，并没有削弱国家的某些权力，国家配置资源的权力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被取代，但是，国家权力本身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源，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变成了市场对权力的追逐甚至收买。中国的官场腐败现象就是明证。
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之初，人们对于腐败尚抱有十分宽容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腐败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用不了多久，市场经济就会建立起来。而腐败则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但是，根据宪政转型的历史经验，基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达至宪政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显示，一些官员的私欲是没有被喂饱的时候的。人们用前赴后继来形容那些官员们的腐败。
只有通过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替换，才可能使中国的转型走上正途。
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再重申“依法治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宪政的问题仍然未能进入议事日程。只有法治显然还不是宪政。因为，法治固然也能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法治如果没有民主作前提，法就有可能是个别利益集团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恶法。正如法学教授江平所言：
“从市场经济到法治社会必须经由民主政治的环节，即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各种利益诉求并不会自动而是要首先转化为某种政治力量时才能在法律中得到反映。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媒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法治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也是难以成功的。”
这里触及到了中国转型的实质。这一转型，就其根本，是宪政转型。如果没有宪政转型的顺利进行，市场转型将不可能最终成功。
第一部分增长奇迹
中国的两种可能前景
多重转型的复杂组合，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连续不歇的动力。这种多重转型并存下的经济增长，是世界史上所未曾遇到过的。中国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增长，是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航行。
多重转型相互激荡之下，有可能出现世界银行描述的“强大的旋涡和逆流，它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基于此，世界银行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1、中国能够应付这些困难吗？２世界各国能够适应中国的发展吗？
世界银行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感到没有把握。他们认为中国有两种可能的前景：一种可能是出现“中国僵化症”：中国到２０２０年的许多前途将化为泡影，它将继续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递减；缓慢的改革和不平等的加剧将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中国扶贫努力的成果；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将会加剧，而且在城市也会出现贫困；随着城乡及省际收入差距的加大，在落后省份消除贫困将成为很遥远的事情。随着越来越多的穷人与逐渐增多的社会名流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而这些名流又能够左右法律和制度使之为自己服务，城市将成为一个火药桶；外资将减少；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将增多。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充满关怀的、自信的、已经消除了今天意义上的贫困的、能为孩子们创造美好健康未来的国家。它将作为一个平等的、负责任的伙伴，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金融往来；建立了现代化的机构和健全的法制；在人均收入上，它将类似于今天的韩国、葡萄牙和阿根廷等中等收入国家，并受益于建立在市场和私有企业基础上的快速持续的发展。
世界银行预测的这两种可能，显示了中国转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加上中国转型中特有的不平衡，使这种不确定性更为突出。国际上对于中国财富增长以及其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具有的国际关系含义，更是感到无所适从。
第一部分市场联盟的崛起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样的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的非常好的体制）。
——张五常
必要的警惕：坏的市场经济
但是，到了９０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扎下了根。社会经济体制已经决定性地锁定于市场化方向。与此同时，改革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一些地方采取了相当激进的办法，在产权交易的名义之下，企业未经“公共选择”程序就转移到个人手中。“权钱交易”愈演愈烈。贫富分化日益明显。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越来越被揭示出来，不少人开始对市场化改革进行反思。１９９７年十五大召开前后，围绕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爆发了空前激烈的争论，同年发生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暴露了裙带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从这时开始，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了要求警惕“权贵化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的声音。
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对于市场秩序扩展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警惕的。弗里德曼就指出过，秩序自发演进具有多样性。他指出：“毋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社会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
弗里德曼很清楚，像美国那样的市场化体系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演化出来的。面对中国的现实，据张五常介绍，弗里德曼也感到没有绝对的把握。
香港的张五常提出了滑入印度那样的体制的可能性。他说，人类所知道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第一种体制就是所谓的私有产权体制；另一种体制是根据所处的社会等级分配产权；第三种制度是所谓根据贪污腐化的权力来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