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被视做“民族主义者”，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确实是“反日”、“反美”，在他们排外的背后，所诉求的，乃是“中国人”这族群身份。对“我们中国”的张扬，使他们看起来确实是民族主义者。在他们这样标榜中国属性的同时，对于身边发生的、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对于同世界潮流相违的种种不好的东西，则不闻不问。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这种倒退性的身份认同，包含着与民族主义原生形态的巨大背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概念。当他们坚执于“我们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们便面临着一种内在的困境，他们与中国一般学者们面临的困境一样，对很多不满的抗议，最后却仍然诉诸于国家力量来解决。网络民族主义者觉得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但是，他们却只能呆在“地下”、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帮助政府”的活动。
可以说，网络民族主义面临着严重的身份问题。他们经常性的躁进、激烈，与这种身份的无法明确界定相关。他们的焦虑是一种身份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就是认同的焦虑。当无法认同或者说认同受挫的时候，焦虑就生成了。这种焦虑最后总是向着“中国人”趋归，而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缓解焦虑，反而使焦虑变得更加强烈。当然需要指出，焦虑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情绪，其中还包含着积极的生产性的趋向。但是，这种焦虑由于从认同受挫或自我矛盾而起，由于没有合适的出口，导致他们经常面临荒谬的处境。
第一部分力量难题
前苏联的败亡并不是其领导人不重视提高综合国力，而在于国家长期追求稳定所形成的分利集团，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综合国家力量。在于统治者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突变被忽视了。这就最终导致了系统出现革命性突变。前苏联败亡的教训是，领导集团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这一点，缺乏认识，反而认为自己通过国力的积累，就可以控制住时间。
力量论：一个悠久的传统
这一传统的形成始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此之前，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充满了天意、神话以及偶然性，比如希罗多德在说明希波战争发生的原因时说：“希腊人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异邦人从希腊人那里劫走一个妇女，希腊人又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阿里斯多芬在《阿卡奈人》一剧中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年轻人喝醉了酒，抢来了麦加拉人西迈塔的妓女，麦加拉人反过来抢劫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妓女，“为了三个娼妓，战火就在全希腊烧起来了”。再比如特洛伊战争，荷马是这样说的：特洛伊王子巴黎斯诱拐了斯巴达国王的王后海伦。总之这一系列战争，全是因为对女人的争夺所致。但到了修昔底德，就不这样看了。他注意到了力量消长的不平衡在历史事变中起的作用。在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指出：长期以来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嫉妒以及科林斯和麦加拉的恐惧，“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这场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在修昔底德看来，“阿伽门农一定是当时最有势力的统治者，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够召集舰队，进攻特洛伊，而不是因为那些向海伦求婚者对丁达里阿斯宣了誓，必须跟随他的缘故”。而科西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只是战争的借口而已，但是这个真实原因，常常被争执的言词掩盖了。
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这种解释，是用力量平衡消长解释事变这一悠久传统的起点，它成为一个最为基本的世界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国备战的描述，在用词上与修昔底德有着惊人的类似。他描述了一战前５年德国力量的增强“如何最彻底地唤醒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中的三国”，即英、法、俄。在谈到英国时，他写道：“英国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开始陷于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为敌，与谁较量，它使用海军除了我们之外对付谁呢？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交圈子，人们已意识到普鲁士人居心不良，他们妒忌不列颠帝国的辉煌，一旦找到于我们不利的良机，他们会尽可能利用它。此外人们开始了解，以放弃针锋相对的手段试图说服德国离开它的既定路线是毫无用处的。我方建设舰只的态度优柔寡断，在德国人看来是缺乏民族精神的表现，因此再次证明骁勇的种族应该替代衰弱的、过分文雅的、追求和平的种族，后者已不能在世界事务中继续保持强大地位。任何人目睹英德两国在英国自由党执政的头三年建设舰只的一系列数字，都会感到置身于危险（如果不是致命）的阴谋中”。
丘吉尔准确地描述了在力量结构推动下国家是如何走向对抗和战争的，即使那些真诚地追求和平的国家，也被这种宿命推动着走向战争。那些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国家，都不停地根据自己的力量计算方程估算着在国际体系中自己的力量。对于那些大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这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大国的宿命，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正是这一逻辑，推动着各个国家去提高综合国力。一些国家还把对综合国力的追求视做是自己国家最基本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对国际体系内国家力量的变动保持着高度的敏感。
第二部分北京朝圣？
大豆（阿根廷和巴西为大豆生产王国）的价格达到了３０年来的最高点。原因是什么呢？中国需求！铁矿石（巴西生产）的价格难道没有暴涨吗？因为中国炼钢厂需要！铜（智利和秘鲁的特产）的价格在２００３年不是上涨了１５％吗？还是因为中国工业的需要！巴西的童子鸡、阿根廷的牛肉呢？也同样是中国需要的，随着中国１３亿人口中的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食品也变得丰富多样。还有铝土、碳氢化合物、小麦、食油、饮料……中国这个日益壮大的机器需要一切。（法国《费加罗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日）
北京朝圣：“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
“中国模式”的崛起在２００４年得到了格外地关注。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以及这一年第二季度开始为经济降温的措施，为国际舆论重审“中国模式”提供了机会，这是其一。其二，中国从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开始，发起了一场强大的和平攻势，高层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并被系统论证。作为“和平崛起”内含的一项重要政策，自由贸易上升为中国周边战略的核心，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中亚、中国与俄国、中国与日韩等等，都在讨论或已经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无疑为“中国模式”增添了魅力。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受到关注的程度。
第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著名的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在中国很多人眼里属于“老右”的专栏作家，２００４年５月２日写了一篇题为《让我们祈祷吧》的文章。他写道，如果你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俄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欧盟、菲律宾的领导人，那么你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祈祷，祈祷词包括：亲爱的天父，请保佑中国领导人身体健康、政权平稳，让中国领导人活到１２０岁，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他们有生之年保持每年９％的增长率云云。这篇“祷词”指出，中国正与世界连接起来，中国的发展对亚洲乃至对全球的重要性不断增长。
第二个例子，我们举在亚太地区媒体上的名人斯蒂芬·罗奇。这位分析师几乎每天都在撰写报告，他报告的基调是“感谢中国”。在一篇评论中，他说“感谢你，中国，你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熟悉中国“文革”的人读到这个句子，或许以为罗奇先生接下来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哩。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拉默（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ａｍｏ）为论证所谓的“中国道路”而提出的“北京共识”概念。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１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北京共识》的报告。该报告“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１００多次非正式的讨论”，其基本观点概括地说是三个“定理”三个“公理”。所谓三个定理，指的是北京共识的三个内涵：创新，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模式，自主的国际关系；所谓三个公理指的是中国模式的国际关系含义，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吸引别国的三个原因。拉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国际含义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尤其是他在反“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提出“北京共识”，使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带有论战性质。
上述三个例子，或许并不能代表西方关于中国的舆论的全貌，但是如果回想一下世纪之交和２１世纪初年海外的中国舆论，就不能不注意到西方的“中国形象”正经历着微妙的变化。从科索沃战争到海南撞机事件，从布什政府刚上台时把中国锁定为“竞争对手”，到２００３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流行，中国一再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而且所展示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最持平的看法也不过是把中国看做硬实力上升很快，而软实力很欠缺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看，“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所折射的，是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开始向正常状态回归。而所谓的正常状态，指的是在国际舆论的视野里看，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国家，而是一个其发展路径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这一转变是对中国经验的彰显，换言之，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被接受为一种软力量，而对国际社会产生吸引力。即使仍然持“中国威胁论”的人，也丰富了自己的“威胁范围”。这些人指出，如果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于“中国模式”。中国的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一种软力量，中国经验可以在国际软力量舞台上争取一些发言权，以从美国那里抢走一些“客户”。
第二部分时间总是不够用：革命与改革赛跑
提到这段历史公案，是要警示人们，中国转型总是呈现为“未完成”态的特殊性，这一特点导致中国社会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先进的政治经济趋势被未解决的过去时代的问题拖累着，而往往无法确立自己作为问题的解决者应当拥有的权威地位。这是第一个警示。其次，这种未完成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时间总是不够用，时间总是最大的敌人，改革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