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时间总是不够用，时间总是最大的敌人，改革总是在与革命赛跑。而且，由于受未完成态累积起来的问题的拖累，作为总体性解决纲领的革命，最后总是跑到改革的前面，在歇斯底里的社会情绪中，等待革命女神的降临。但是，总体性解决常常造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复辟，同时，总体性解决把过去所取得的成绩，破坏掉了不少，这带来社会整体质量的退化，社会仍然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
这种不发达状态，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国形象曲线，大体上就反映着软实力的波动。而造成其形象波动的原因，是转型空间上的多重叠加和时间上的浓缩。一个历史时期因成功解决某个问题而提升了的软实力，被新的历史波浪所淹没，软实力无法得以持续累积。比如，中国１９１１年发生的推翻皇权的运动，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亚洲第一个推翻君主制建立民国的国家。但是接下来的军阀混战以及袁世凯的复辟，把前不久获得的软实力，完全抹掉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达到近代以来的顶峰，作为亚洲抵抗法西斯的重要国家，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软实力得到提升，但是接下来的内战把积累起来的软实力，再次抹掉了。
近代以来，中国历届政府都奉行“追赶战略”。目前仍然如此。在中国１００年的追赶历程中，最近２５年所取得的成就尤为世人瞩目。中国的经济增长连续多年世界领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中国已经崛起为制造大国，被称做“世界工厂”，中国人均收入２００４年突破了１０００美元。中国是世界核大国之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无疑构成了中国的软实力的基础。
但是，从软实力的角度评价中国的追赶，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喻希来认为，中国目前所拥有的软实力下降到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５。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即“罗致行为能力”，是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系统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穴包括制度知识？雪呈指数型的增长，近几代人创造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２０世纪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奉献实在少得可怜。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创造过几种“中国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没有保持长期的稳定性。这是中国真正的软肋。只有保持着长期稳定性的模式，只有在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冲击而仍然能够保持稳定性的体制，只有那些能够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体制，才会被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得到广泛承认和学习。
北京朝圣：“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
“中国模式”的崛起在２００４年得到了格外地关注。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以及这一年第二季度开始为经济降温的措施，为国际舆论重审“中国模式”提供了机会，这是其一。其二，中国从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开始，发起了一场强大的和平攻势，高层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并被系统论证。作为“和平崛起”内含的一项重要政策，自由贸易上升为中国周边战略的核心，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中亚、中国与俄国、中国与日韩等等，都在讨论或已经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无疑为“中国模式”增添了魅力。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受到关注的程度。
第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著名的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在中国很多人眼里属于“老右”的专栏作家，２００４年５月２日写了一篇题为《让我们祈祷吧》的文章。他写道，如果你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俄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欧盟、菲律宾的领导人，那么你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祈祷，祈祷词包括：亲爱的天父，请保佑中国领导人身体健康、政权平稳，让中国领导人活到１２０岁，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他们有生之年保持每年９％的增长率云云。这篇“祷词”指出，中国正与世界连接起来，中国的发展对亚洲乃至对全球的重要性不断增长。
第二个例子，我们举在亚太地区媒体上的名人斯蒂芬·罗奇。这位分析师几乎每天都在撰写报告，他报告的基调是“感谢中国”。在一篇评论中，他说“感谢你，中国，你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熟悉中国“文革”的人读到这个句子，或许以为罗奇先生接下来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哩。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拉默（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ａｍｏ）为论证所谓的“中国道路”而提出的“北京共识”概念。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１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北京共识》的报告。该报告“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１００多次非正式的讨论”，其基本观点概括地说是三个“定理”三个“公理”。所谓三个定理，指的是北京共识的三个内涵：创新，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模式，自主的国际关系；所谓三个公理指的是中国模式的国际关系含义，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吸引别国的三个原因。拉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国际含义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尤其是他在反“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提出“北京共识”，使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带有论战性质。
上述三个例子，或许并不能代表西方关于中国的舆论的全貌，但是如果回想一下世纪之交和２１世纪初年海外的中国舆论，就不能不注意到西方的“中国形象”正经历着微妙的变化。从科索沃战争到海南撞机事件，从布什政府刚上台时把中国锁定为“竞争对手”，到２００３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流行，中国一再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而且所展示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最持平的看法也不过是把中国看做硬实力上升很快，而软实力很欠缺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看，“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所折射的，是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开始向正常状态回归。而所谓的正常状态，指的是在国际舆论的视野里看，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国家，而是一个其发展路径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这一转变是对中国经验的彰显，换言之，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被接受为一种软力量，而对国际社会产生吸引力。即使仍然持“中国威胁论”的人，也丰富了自己的“威胁范围”。这些人指出，如果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于“中国模式”。中国的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一种软力量，中国经验可以在国际软力量舞台上争取一些发言权，以从美国那里抢走一些“客户”。
第二部分霸权兴衰的规律
这些表面上十分强大的国家，往往很脆弱，它们经不起哪怕是一场流行病的袭击，一小队“野蛮人”的进攻，一位领导人的死亡，甚至抗不过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曾经屡试不爽的办法，面对新的挑战，显得漏洞百出，左支右绌。原因是，一次成功的应战所取得的对人、对环境的控制，被胜利者不断予以强化，控制变得越来越绝对，越来越严密，以至于这个国家在国内建立起来了极权统治，并且形成了对周围的霸权。胜利变成了永久性的纪念碑，也成了压在这个国家头上的重负。
文明兴亡的法则：失败是因为成功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文明生长的描述是富有启发性的。他说，文明生长的标志，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对环境（人为的或物质的）的控制。相反，对环境控制能力的加强，是文明解体的标志，因为控制的加强意味着独裁，而独裁则意味着社会进入了精神上的僵化状态。在他看来，文明生长乃是一连串的挑战和应战，“文明生长的性质的最核心的成分便是一种活力，这个活力把那个受到挑战的一方从一个由于应战成功而出现的平衡状态中，又引向了一个出现新挑战的不平衡境界”。但是，汤因比也指出，文明的活力并不是很容易维持的，因为它受着一个法则的支配：“凡是在第一次挑战面前胜利地进行了应战的，到了第二次挑战出现时，反而变得无能为力”。
任何生存过或生存着的文明，都是成功应对某种挑战的结果。对自然环境挑战的成功应对，形成了技术；在人类群体应对自然挑战或应对该人群自身以及其他人类群体挑战中，形成了人类的制度。一个在应对挑战过程中失败了的人群，除非革除那套支配其行为的制度，在退隐中积蓄动力，否则，只能被彻底淘汰。由此可见，制度代表的是文明曾有过的成功，成功应对了挑战的文明，把它的经验、知识固定下来，传承下去，就形成了制度。制度天然地与权力和秩序联系着。
但是，技术和制度的失败，却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根据汤因比揭示的那个法则，这种屡见不鲜的失败，恰恰是先前成功的结果。成功的地方，就是将来失败的地方。而为了避免失败，首先需要挑战者的存在，没有挑战者的文明，不久将陷于死寂。所以，汤因比的文明生长公式中，内在地设定了“野蛮人”和制度“内部无产者”的位置，没有他们，任何文明都难逃衰亡的命运。在这样的公式里，很难为“天下大同”留下什么位置。世界总是分裂的。对于任何一种文明而言，其他挑战者或竞争者，都构成了自己生长的前提，是自己的“恩公”。
文明的核心是国家。国家制度集中地体现着一个文明的经历、经验和知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历史的存在物，是一个知识的存在物。考察一个国家，仅仅看到其当下的经济发展，其当前的权力关系以及执政者集团的状况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地了解它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一个国家。
正如我们所描述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总是其曾经成功的证据。即使其失败的经历，也被纳入到最终胜利的总体模式下被理解。因此之故，一个成长中的国家，其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而一个衰落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历史至上主义者。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强行把历史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叙事体系中以证明自己是历史的选择，这种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最辉煌成就的标志，实际上不过是衰退的征兆而已。这些表面上十分强大的国家，往往很脆弱，它们经不起哪怕是一场流行病的袭击，一小队“野蛮人”的进攻，一位领导人的死亡，甚至抗不过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曾经屡试不爽的办法，面对新的挑战，显得漏洞百出，左支右绌。原因是，一次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