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曾经屡试不爽的办法，面对新的挑战，显得漏洞百出，左支右绌。原因是，一次成功的应战所取得的对人、对环境的控制，被胜利者不断予以强化，控制变得越来越绝对，越来越严密，以至于这个国家在国内建立起来了极权统治，并且形成了对周围的霸权。胜利变成了永久性的纪念碑，成了压在这个国家头上的重负。
第二部分一个样本：苏共为什么瓦解
于是僵化就出现了。僵化首先是制度的僵化。这种僵化，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制度一旦形成，与制度没有冲突的活动就大量地开展起来，从而形成了制度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形成，创新性活动的成本变得很高，从而不太容易发生，因此，比较优势甚至转化为因垄断而来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因此，制度性的僵化，总是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系着。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败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它们的颟顸、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
对分利集团如何带来制度僵化的最好描述之一，是前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格阿·阿尔巴托夫以见证者的身份撰写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本回忆录的俄文书名是《耽误了的痊愈（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当代人的见证》，英文名字叫《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三个书名都是恰当的，但我个人觉得英文书名最为妥帖。因为作者描述的正是制度的僵化如何导致苏联的瓦解。
比如作者谈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下属部门之间细小的相互抱怨，把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缩小为一个财经纪律问题。１９７３年发生的石油危机给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在苏联却呈现出非常乐观的局面，原因是，石油的高价格使苏联本来十分严峻的经济困难，通过石油出口而掩盖了起来。作者说，这次石油危机的真正牺牲者是“我们”，因为“主要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并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突然降临的石油财富，使苏联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维持，使制度改革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了。作者写道：“如果能够以交钥匙的方式在国外订购整个整个的工厂，还用得着发展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吗？如果能够轻易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购买到几千吨谷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小数量的肉类、奶类和其他产品，还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问题的办法吗？”。实际上，并不是石油阻碍了政治局发现经济问题，而是石油强化了他们对苏联经济一片大好的判断，而所谓的问题，只是财经纪律问题。把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推出政治局议程的，不是石油，而是制度的僵化。
阿尔巴托夫指出，掌握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一小组人”不再适合“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把政治生活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７０年代中后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在前苏联瓦解前的上世纪７０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现状，保护停滞”。阿尔巴托夫写道：“结果在这个时期造就了完全固定的政治风格——极端谨慎的、慢吞吞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不破坏原有的平衡的风格。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关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
第二部分地缘大锤
这里有原始星云，
宇宙在这里生成。
中国崛起：一个新的地缘枢轴
近２０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走向统一，是欧亚大陆出现的另一重大的地缘现实。中国的崛起和统一，类似欧洲的统一。但是其意义甚至要比欧洲统一更具革命性。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具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的地缘特征类似于放大了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相互竞争的欧洲体系。在其周围分布着若干全球大国，这些全球大国分别作为全球地缘板块组成了“世界力”，他们推挤着形成全球地缘格局，而中国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在中国的北部，是巨大的俄国板块，长期以来，俄国板块都是世界力最重要的一部分，其方向背靠寒冷的北极，向西、南、东三个方向作用。在中国西南部，则是印度板块，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大国，印度缺乏战略屏障，它必须向四个方向用力，它类似一个十字路口。历史上，大英帝国把印度彻底征服，其地缘依据，或许就是它的这一地缘特征。占据了印度，便可以左右逢源。英国也正是通过印度，实现对东亚的征服的。在俄罗斯板块、印度板块与中国板块之间，是中亚和南亚地带，这里分布着众多国家。在中国东部，则是日本板块，这一板块有着一个几乎是天然的运动方向，即向西。
近代以来，日本为这一方向所吸引，随着日本明治以后的崛起，也在向南用力。在这两个方向上，屡屡与中国相遇，台湾海峡一直被日本视作对自己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水道。在中国南部，则分布着众多的国家，近代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日本崛起后，又成为日本竭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并因此与西方殖民国家发生冲突。二战后，这一地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
目前，东南亚国家大多同美国板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中国的地缘特征处在世界力场的中心位置。“中央之国”的概念，从地缘上讲，是名副其实的。它构成了地缘枢轴。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描述世界地缘形势时说过：“欧洲－俄罗斯－亚洲整个这一大片大陆，位于世界的中心，谁控制了这一大片大陆，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早在２０世纪初，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说过同样的话。麦金德还说，在数世纪里，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力量像大锤一样敲击着该大陆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东、中国和印度。麦金德和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描述过１５００年前欧洲人对这副大锤的恐惧和忧虑。甚至直到近代，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还为所谓的“黄祸”伤脑筋，而由于前苏联的崛起，欧洲对心脏地带的恐惧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１年。对于那些相信地缘政冶学说的人士来说，这副大锤是永久的梦魇。
对欧亚大陆地缘特性的传统描述，越来越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当中国陷于内乱的时期，中国是列强争夺的焦点。“蚕食”，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景象。而当中国强大的时期，它又被视作“大锤”，敲打着周围，让周围惊惧不安。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中国威胁论”、“黄祸论”，就是对此一地缘特性的反应。
第二部分东亚的政治力学：冲突和秩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更可能成为列强开战之地。５００年里，欧洲一直是世界上战争（也包括财富和知识）的主要制造者，而这种情况行将结束。但是，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阿伦·弗里德伯格）
“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
美国亚洲问题专家阿伦·弗里德伯格写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更可能成为列强开战之地。５００年里，欧洲一直是世界上战争（也包括财富和知识）的主要制造者，而这种情况行将结束。但是，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基辛格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亚洲的国际体制因此更像是１９世纪的欧洲，而不像是２１世纪的北大西洋地区１。亚洲将重演欧洲过去５００年的历史，将可能成为爆发全球大战的地方。这种看法，差不多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一项共识。其依据，便是前面所谈的因为中国崛起而引起的力量结构的调整。
战争总是与力量结构调整有关。历史上，总是通过战争解决大国力量的不平衡，完成国际体系的重大调整。这种模式还将延续吗？
第二部分稳在亚洲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亨廷顿）
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是可能的吗？
上述五个方面的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四种可能模式中“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的不可能。
亨廷顿从文明视角得出的结论，即“亚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亚洲将重现以中国力量为核心的等级秩序。在１８４０年之前的，儒教文明支撑起来的“朝贡体系”，是一种独立于西欧、穆斯林的国际体系范式，有不少学者在描述未来东亚秩序时，指出了这一体系重现的可能。比如，日本学者浜下武志就认为，东亚朝贡体制作为一种自律的国际体系，对于分析现代亚洲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适用，因为中心与周边关系这一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经验延续了一千数百年，现代东亚不能轻易将其视为虚无，“相反，我们甚至应该积极地探求活用这一历史性积蓄的方向”８。他说：“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是否适用于现在或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广义的东亚朝贡体制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