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嚼着，品评着，好不快乐。没有分到的同志，就把一块生牛皮扔进火里，牛皮顿时咝咝作响，鼓起无数米粒那样的油泡泡。牛油掉在火里，火燃烧得更旺了。
不一会儿，李坚真、谢小梅、金维映等几个人用棍子把牛皮挑出来，牛皮焦黄焦黄的，放在嘴里一咬，居然像油炸糕一样好吃。
谢小梅高兴地脱下自己的鞋说：“我的鞋也是牛皮的，也可以烧着吃呀。”说着就要往篝火里放。
李坚真一把拉住她说：“小梅，你的留下以后再吃吧。”
谢小梅不情愿地把那只破旧的鞋子重新套到脚上。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一条大河拦住了女红军们的去路。
蔡畅留着齐耳短发，身穿灰布军装，腰扎宽宽的皮带，皮带上佩挂一支小巧精致的手枪，浑身洋溢着一股英武之气。她听说部队行军受阻后，立刻快步赶到河边察看，横在眼前的是一条三四十米宽、两米多深、水流湍急的大河。由于刚刚下过一场暴雨，浑浊的河水波浪翻滚，涛声震天，在没有船也没有桥的情况下是很难渡过的。
部队被滞留在河边，一时显得有些混乱。毛泽东和周恩来闻讯后，也匆匆赶到这里察看，紧急制定渡河的方案。
河边的部队越聚越多，不知是谁高声提议道：“欢迎蔡大姐唱首歌好不好？”
“好！”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官兵们已经自发地有节奏地拍着巴掌喊起来：“蔡大姐，来一个！”
当时，蔡畅已经是中央红军中人人皆知的“红歌星”，她的歌声同李伯钊的苏联舞一样有名气。记得红军强渡大渡河时，蔡畅亲眼目睹了红军敢死队夺取泸定桥时的悲壮场面，她被22名勇士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要求政治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宣传手段，向后面跟上来的部队宣传21名勇士的英雄事迹，蔡畅二话没说，拉着几名妇女，站在泸定桥头，动情地唱起了马赛曲：
前进，法兰西祖国的男儿，
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我们渴望宝贵的自由，
决心为它而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光。
……
由于歌曲是用法语演唱的，所以战士们听不懂，但每一个人都被她的歌声感染着、激励着，在如此艰苦的长途行军中，蔡畅的歌声一时间成了红军指战员们谈论的话题，不时有人问：“那个站在桥头唱外国歌曲的人是谁啊？”
认识蔡畅的人回答说：“那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的妻子，叫蔡畅，听说她曾经去过法国、苏联等很多国家呢。”
从那时起，战士们认识了蔡畅，也喜欢上了蔡畅的歌声。
站在辽阔无垠的草地上，蔡畅放声歌唱，心中顿觉畅快无比。康克清在几十年后想起蔡畅唱歌时的情形，仍然眷恋不已。
这次行军途中，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再次掉队了。当她被抬着赶到一个名叫沃洛喀的地方时，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这里水深流急，守在这里的工兵连刚才护送首长渡河时，一个小战士不慎被河水卷走了，大家正在含泪说着这位小战士。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显然听到了这些议论，她艰难地撩开担架上的篷布，探出头来，问身边的一位战士：“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工兵连的。”
“叫你们连长来一下。”
连长很快来了。邓颖超艰难地朝他笑笑，问道：“你叫王耀南吧？”
“是的，首长。”
“我听说这里水很急，过河还牺牲了一位战士，是吗？”
“是的，首长。”
“你们准备怎么过河？可不要因为我，再出现人员伤亡啊。”
“首长放心，我们有水手，战士中有很多大个子，绝对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邓颖超认真地纠正道：“不对，应该是保证大家的安全。”
王耀南笑着回去了。他把连队干部和水手们召集在一起，紧急研究制定护送邓颖超过河的方案。由于铁丝已经用完了，王耀南就让大家将绑腿带接起来扭成一股布绳拉在河两岸当扶手，绑带拴好后，他从战士们中间挑选了六名大个子，试渡一次，没发现什么问题，但王耀南还是不放心，又在河下游安排了一些人，准备出现意外情况时，立刻投入救护。这一切准备停当后，才匆匆赶回来向邓颖超报告。
护送邓颖超过河的担架终于颤颤悠悠地下河了，王耀南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上，他一步不离地守卫在担架旁边，嘴里不住地提醒着战士们抓紧布绳，注意脚下。直到到达河对岸，他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邓颖超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坐起来，但都没有成功，她只好气喘吁吁地伸出枯瘦如柴的手，紧紧握住王耀南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谢谢战士们。”
第三章 走过雪山草地张国焘对她们无计可施（一）
1935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奉命前往懋功，为两支主力红军会师表演节目。
早在四个月前，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决定扩大宣传队伍，把原来陈其通领导的小宣传队由一个剧团扩编为四个，剧团的名字原来叫“蓝衫剧团”、“工农剧社”，后来因为演的都是新形式、新内容的新剧，所以大家都称为“新剧团”。
王定国就是在这次扩编中来到新剧团的。团里的女红军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谁也没有接触过文艺，但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刚到团里，什么都感到新鲜，整天跟着几位老师学唱歌跳舞。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张琴秋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还会唱外国歌曲，一有时间就到剧团给大家讲课，在一个宣传春耕生产的现代剧里，她自己还扮演了一位农家妇女，白天搞生产，晚上做针线活，演得惟妙惟肖，得到群众的一阵阵掌声，更是让女红军羡慕得不行。
剧团有自己的乐队和演员阵容，一般都是随军行动，走到哪里演到哪里，演出形式也十分灵活，有时几个人一台戏，有时一个人就能上场，演出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
一是宣传红军革命战争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伟大胜利，号召群众支前，配合红军作战。
二是宣传红军和苏区政权阶段性的任务，如分配土地、扩大红军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等。
三是揭露地主土豪的罪行，唤起人民的觉醒。
她们的演出形式更是灵活多样，有歌剧、舞剧、话剧、快板、双簧、活报剧、对口剧、山歌等。
庆祝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活动，先是6月17日晚上在达维镇喇嘛庙附近的一块坡地上进行的。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带人来到这里，受到中央红军的热烈欢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搭了个简易讲台，挂起几盏汽油灯和大汽灯，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说：“今天，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在分别200多天，转战一万多里后再一次重逢了，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联欢会，热烈欢迎四方面军的同志们。”
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泽东、朱德也先后上台讲话。
第二天，两军便在懋功胜利会师了。
新剧团的演员们演出了活报剧《一只烂草鞋》等文艺节目；李伯钊表演了优美的舞蹈；女红军们还共同演唱了陆定一和李伯钊合作创作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红四方面军人数多，装备好，给养也充足，很慷慨地给一方面军送去了许多粮食和衣物。此外，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但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保守退却思想严重，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并有退向大西北、过草原的打算。
一、四两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与党中央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直到8月上旬才被迫同意党中央关于北上去川陕甘创建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
1935年8月上旬，党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李伯钊随右路军走过草地，来到巴西、阿西地区，在前敌总政治部宣传部帮助工作，不久被派往四方面军去培训宣传队员。当时，张国焘反对北上，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借口草地的噶曲河涨水，按兵不动，进而要求右路军跟他过草地南下，并企图加害党中央。毛泽东得到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这天晚上，一方面军的女红军睡得正香，突然被叫醒了。
“起来，快起来，马上出发！”
“出什么事了？”有人问道。
“不要出声，不许点灯，一个跟一个跑步出发！”
……
大家一听，知道出事了，马上穿衣服往外跑，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一个山口才停下来。
张闻天骑着马带着警卫员过来了。大家纷纷上前询问，张闻天说：“张国焘闹分裂，要加害党中央，三十军发觉我们行动，李特带着队伍来追，陈赓、宋任穷他们的干部团正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往北边走吧。”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得到情报后，马上派警卫员张秀夫给妻子李伯钊送信，要她速回总政治部。李伯钊在回总政治部的路上，遇到了在四方面军慰问演出后返回的刘志坚同志，便一同回到总政治部驻地阿西。中央红军在此前已经撤走了，村里全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她一进村就被扣押在一个藏民的木楼上，李伯钊气得大叫：“简直是荒唐，哪有红军扣押红军的道理！”
与李伯钊相比，危秀英是幸运的，她不仅安全脱险，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连的兵力。
总供给部长林伯渠让危秀英带着民运部的几位女战士下乡筹备粮食，她们走村串户，买了很多粮食。林伯渠写了张条子，让危秀英去找团长陈赓派部队护送回来。
危秀英顾不得休息，又马不停蹄地走了五六里小路，把纸条递给陈赓。陈赓看了一眼，便把纸条收了起来，而且只字不提派部队护送粮食的事。危秀英急了，忍不住问道：“陈团长，我什么时候带部队走呀？”
“今天太晚了，已经搞不到粮食了。”
“粮食我们都搞好了，部队的任务是护送。”
陈赓却根本不接她的话茬，而是伸手在地上划了一个圈子，说：“你就在这块地方休息，千万不要走动，晚上10点钟我会来叫你。”
陈赓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危秀英一眼，就匆匆走掉了。“今天真是碰见鬼了！”危秀英气得冲着陈赓的背影大叫。危秀英急得在那个“圈”里团团转，但却不敢迈出去。好容易熬到晚上10点钟，陈赓果然来了，他指着前面的一条小路说：“你顺着这条小路快跑，去找林伯渠同志，他会告诉你一切的。”
“那粮食怎么办？”危秀英问。
“快赶路吧，别的什么也不要想。”
部队不给派，还不让问，这个陈团长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危秀英一边跌跌撞撞地赶路，一边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