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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印并不清楚，不过可以看出是一只十号半的球鞋。再经过电脑影像处理，使印纹变得更清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发现是Reebok（锐跑）的球鞋。
我们在小女孩的睡衣上发现了尿液痕迹，以及大片的血迹，经过化验，尿液和血液都是宁娜的，棉被上也有大量血迹，枕头朝地的一面也是如此。我研判小女孩被割喉后仍未断气，凶嫌用枕头压住她，直至断气不再动弹为止；后来，法医的解剖报告果然证实小女孩是窒息而死的。
如果凶嫌是用枕头闷死小女孩的，枕头朝上的一面可能会留下手纹。我们马上在现场进行化验，枕头上果然发现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很不清楚，后来我们拿回化验室用雷射侦测，发现一个更清晰的手印。这个手印只有六寸长，与浴室墙上的血手印相差很多，从此，我们推断可能有两个凶嫌，一个手型很大，另一个手型细长而娇小，很可能是一位女性。
在分析这些现场证据与现场重建时，我们认为小女孩可能听到祖母惨叫躲到卧室，被凶嫌发现后在床上惨遭割喉；后来凶嫌在屋内毁灭证据，搜索贵重物品，要离开时发现她尚未断气，便将她从床上上拖下来，再用枕头将她闷死。
我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终于将屋内的证据收集完毕。下一步就是回到化验室进一步的分析物证，同时，还要利用这些证据来寻找其它相关的线索。
户外搜查
凶器是凶杀案件的重要证据。从伤口的形状，我们可以判断出凶器的属性。举例而言，如果是被钝器打伤时，从伤势中我们可以推断凶器是榔头，斧头，棍棒，或是石头。
如果是刀，我们可以推断出单刃或是双刃，刀长和刀缘形状等。但是由于人体的肌肉纹路不一，如果是顺着肌理割伤，伤口会显得长一些，而且比实际的刀身长；如果是横向肌理割伤，伤口看起来会比凶器小，美国有许多刑事解剖学家专门研究种种伤口及死因。
从刀伤的方向，我们还可以凶嫌行凶时的相对位置及其力道。刀伤的部位也可以作为剖绘凶嫌的根据。如果伤口分散在不同的部位，很可能被害者曾与凶手打斗过；如果伤口的方向转移，很可能是死者曾经企图躲避或抵抗凶嫌的攻击；如果伤口都是顺着同一方向，则有可能凶手出手密集，刀刀间血。
本案中，经过对比三位死者的伤口，我们认为他们都是被同一把刀刺死的。凶器大概是八寸长的单刃长刀。但是，我们在屋内现场及附近多次搜寻，都找不到这把刀。追寻凶刀时，我们都会先从厨房开始，因为凶嫌往往顺手拿厨房的菜刀行凶。而美国的家庭在购买刀具时往往购买一套，如果发现一套刀具中其中的一把不见了，即可推定失踪的这把刀与案件有关；侦查人员就可以与刀商联络，确定这把刀的具体规格。
我们在玛丽家的厨房清点刀具时，果然发现其中有一把较大的刀不见了。在房屋内外现场都没有找到任何刀具证据。我们推测凶嫌可能在离开玛丽家后将凶刀丢在附近的路上，便决定展开大规模的户外搜索。
户外搜索有许多方法。有双格法，列队法，双重列队法，格状法，区域法等等，通常要视现场大小而定。
我们决定采用列队法搜索，将搜索人员排成一条长队，几十位警员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搜查，除了警犬外，搜索队伍还用金属探测器与搜索棍来探路寻找。搜索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八寸长的刀，倒是找到几百个啤酒罐，一百多个保险套，还有几把与案情无关的短刀。
美国东北部有许多毒藤，生命力强，生长迅速，如果不小心接触到这些毒藤，皮肤会十分痒痛，而且要肿上好几个星期。我刚开始查案时，毫不知情，结果碰上了几次，三、四年后我变成毒藤的专家，一看就能辨别出是哪一种毒藤。搜索时，有些新人求功心，切不顾一切就往树丛里冲；吃过几次苦头后，他们学乖了，遇到树丛就差遣资历更浅的新菜鸟或在校的实习警员打前锋。后来大家都学乖了，要进行户外搜索时都穿带上厚手套和长靴。
第4节 从热案到冷案
经过屋内和屋外的搜索，我们都没有找到其他直接的线索。通常来说，案发的头三天，案件是一总“热案”，也是最容易破案的阶段；三天后就变成为“温案”；若一个月仍未破案，这宗案件就会变成“冷案”，所以在处理凶杀案时，头三天要全力以赴，尽可能投入最多的人力和资源。但是三天后若有其他新案件，再加上未破旧案，都会分散人力和资源；因此在案件“降温”时，就必须调派人力和资源去处理其他案件，办案人员就会减少，破案压力却越来越大。过了一个月后，案件转为“冷案”，负责人员将会更少，届时主管就必须重新评估破案的几率了。
通常我们将破案几率分为十种等级。
假如警方现场逮获现行犯，这种破案几率为百分之一百，称为第一等几率；假如警方没有在现场逮捕凶嫌，但是有直接证人可以提供凶嫌的姓名和地址，警员可以轻而易举逮捕之，此为第二等几率；假如现场的证人不能提供凶嫌的姓名，但是证人提供凶嫌及汽车特征，车牌号码，或是银行，商店，加油站等机构的录影机录下了凶嫌汽机车牌照，此为第三等几率；如果在现场采集到指纹，DNA等重要证据线索，此为第四等几率；如果在现场找到其他证据，如脚印，香烟头，汽车轮胎印或其他能提供侦查方向的重要证据，此为第五等几率；如果在现场只找到微物证据如，纤维，毛发等，这些证据无法直接指出凶嫌，此为第六等几率；如果现场只找到间接证据，如某些人作证嫌犯当天在案发现场附近等，此为第七等几率；如果警方只能从线民处获取到间接证据，大部分资料都是道听途说而来，此为第八等几率；警方手上只有很少的资料，如死因，或者只看到一个黑影子等，此为第九等几率；如果在现场找不到任何科学证据，又无人证，整个案件毫无头绪，此为第十等几率。
如果案件几率在第一到第五等级，警方应该可以预期破案。如果是第十等几率的案件，往往很难破，除非凶嫌自白，主动认罪。在到达现场时，经过对现场和案件的整体了解后，我们首先会确定案件的破案几率，再来安排行动。
这个案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应属于第四、第五等的几率，有一些间接证据，但是仍缺乏直接的证据。因此，还必须利用这些已经掌握的资料来进行侦查。
第5节 嫌犯剖绘
物证除了经过化验对比可以确定涉案凶嫌外，还可以作为破案的线索，刑事侦查人员常常以剖绘推理方法来缩小凶嫌范围。
剖绘推理的前身叫做现场重演法，在四十年代，刑事侦查人员十分注重研究犯罪的行凶手法，认为每一个犯人在作案时都有一定的习惯性行为，破案后将嫌犯带回现场，重演犯罪过程，这样，侦查可以学习到更多有关犯罪手法的知识。
这种注重犯案手法的侦查方法在农业社会很有用，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高，作案手法也层出不穷，手法不同的犯罪活动也日益增加。此外，人权意识提高，越来越多的律师都建议被告拒绝现场重演，因为现场重演就是无形中认罪。
因此，现场重演的侦查方法不再使用，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取而代之的是犯罪剖绘方法。
犯罪剖绘的方法是利用统计资料和心理学来协助确定侦查方向。以强奸案为例，根据犯罪统计的资料，强暴犯一般为十六岁到三十九岁之间的男性，通常住在被害者住宅二十五里之内的地区；从强奸的方法和言语还可以推断出强暴犯的个人资料。但是法庭并不将犯罪剖绘的资料视为法庭上的证据，因为这种方法不算正式的科学，其中涉及了太多主观的猜测和推断。
八十年代出现一种新式的侦查推理方法称为现场分析，主要着重现场的痕迹证据，譬如，如何进入现场，又如何离开，并推测其作案手法。从脚印的长度及深度，我们可以判断嫌犯走路的速度，是否残障，有没有背负重物，以及身高体重比例等；此外，我们也可以从手印推断案犯的工作性质和习性癖好。
到了一九九O年，现场分析法进一步地改良为现场重建法。利用现场采集的科学证据，犯罪心理剖绘以及痕迹证据，综合推断整个案法过程以及凶嫌的犯案特征。同时还利用反物证方法来举证可疑对象不涉案的可能性，从而排除涉案对象；理清各项假设成立的或然率，从而找出侦查的方向。
我们分析现场物证以剖绘可能的嫌犯。在查看死者伤口时，我们发现嫌犯杀人手法非常残忍，例如，约瑟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都在同一个部位。这种杀人方法可称为疯狂杀人法。从犯罪手法的剖绘来推断，如果三十多刀都在相同的部位，通常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出于报复心理，凶手急于泄愤报复，因而加重出手；第二种是同性恋情杀；第三种是吸毒者杀人，由于吸毒后行凶，神志不清，出手也很残忍。
约瑟是一位弱智残障，素来与世无争，不可能与人结仇，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性；他失明失聪，没有同性恋情人，第二种可能性也不存在；所以我们推测凶手很可能是吸毒后行凶。
玛丽被刺了二十七刀，宁娜被杀了十四刀，从这些杀人手法来判断，凶手一定是个心恨手辣，年轻力壮的人，行凶时可能有共犯协助。
现场有冲洗过的痕迹，此外嫌犯还打开厨房和浴室的水龙头，试图湮没证据，显示出嫌犯很可能是智商不低，稍有教育及前科的罪犯。再从受害者贵重物品被拿走来研判，本案很可能是一宗入屋抢劫，然后杀人灭口的命案。
从洗手间墙上的巨型血手印推断，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手掌，一般来说，只有打篮球的运动员才可能有八寸半长的手掌，因而凶嫌很可能参加过篮球队。
我们也可以从现场的证据中举出许多反证，证实凯洛夫妇并没有涉案。例如，手表上并没有凯洛夫妇的毛发和血迹，洗手间和卧房发现的手印与他们的手印大小都不一样等，所以说他们涉案的可能性很低。
第6节 现场重建
凶案现场重建时，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三位被害者是否被同一把凶器杀死，刺杀时间的先后顺序如何，以及每个被害者确切的死亡时间为何。
要确定案发时间，首先要掌握见到被害者生前最后一面的人证，以及最先发现尸体的人及其时间。经过调查，凯洛夫妇是最后见到受害者的人证，他们在星期五下午五时许将小孩放到玛丽家；而最先发现尸体的人也是他们夫妇俩，星期天下午二时许，他们来接宁娜时发现玛丽全家遇害。因此，案发时间大概在星期五下午五时至星期天下午二时这段时间内。由现场的证据，如开着的电灯和电视，手表停摆的时间，小女孩的睡衣，以及约瑟准备洗澡等，可以推定凶案发生于深夜十时左右，但是究竟是星期五晚上还是星期六晚上的十点钟成为刑事鉴识化验室和法医办公室各执一端的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