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中读书，悠悠忘情！
他为小屋定名为“碧潭山楼”。
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6）
两月之后，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８日，李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姚从吾读研究生。在口试时，主考官们一见到李敖，都对他笑，而不问问题，他们对这位已露锋芒的学生早已无题可问。最后，“主考官”沈刚伯说：“你还要穿长袍吗？”一场口试在一片笑声中结束。
李敖在新店住了九个半月，一直到第二年的３月２９日，才搬往市区。
新店的乡居是李敖２７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李敖深刻思考的机会。他息交绝游，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他仔细地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未来，细想自己应该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怎样去走这一条道路。他不愿做姚从吾那样“白首下书帷”的事业，他认为自己还年轻，应该冲冲看。于是，他在积郁之中写下了投给《文星》杂志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有感而发的长文发表后，马上触怒了、开罪了许多当时的“老人”，其中包括文化界的、学术界以及官场里的，他们称李敖为“文化太保”、“大逆不道”，成为《文星》杂志一连串笔战的导火线。
接近了大自然，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时睡的是行军床），考上了研究所，许多曾令他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他：那就是贫困。他做助理时，由于一些规章不尽合理，薪水总是往后拖，李敖要花钱、还钱，不堪其拖，也不向姚老师借钱了，索性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管此事）。他在１０月６日给胡适信中写道：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①
第三部分从“四席小屋”到新店山居（7）
胡适收信后，在７日就将限时信寄到李敖的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７月４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典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７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①
收到钱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他认为胡适对他的赏识，完全是基于他的治学成绩，是胡适看出了他的潜力。他并没有向胡适借钱的意思，但胡适却主动帮助了他，他决定不把这一千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过一阵子后，再还给他。
三天以后，李敖回信胡适，表示他的感谢。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他与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他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等等。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多字，也写得很动人。
据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曾拿给几个人看。但李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由于胡适让别人看了这封信，后来生出许多事端。
第三部分严侨没有死（1）
二、严侨没有死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８日，胡适在台湾南港寓所中接待了前来看望他的叶明勋、华严夫妇。在谈话中间，自然谈到了华严的哥哥严侨。胡适把李敖给他的那封长信拿出来让他们看。于是，他们告诉胡适一个惊人的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不但在世，而且已经出狱了！
胡适一阵惊喜，他想，李敖要是知道了这一消息一定高兴万分。
第二天，他亲笔给李敖写去一信：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９日夜
为了避免国民党邮政检查，避免给李敖带来麻烦，胡适特请姚从吾转交李敖。
严侨还活着！
第三部分严侨没有死（2）
１１月１日，李敖看到了胡适转来的信，感到喜从天降。他仿佛看到才华横溢的严老师正在向他走来。当天下午，他从华严处打听到严侨的住址，便立即去看望这位曾令自己默然神伤的中学老师。
严侨住在新生北路一幢破旧的日式平房里，七年未见，他已明显衰老了。他的前额布满了皱纹，头上白发苍苍，口中依然散发着酒气，李敖已看不到一个４２岁的壮年人所应有的形象了。李敖刚进玄关，严侨便喊着他的名字抱住了他，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当谈到自己在火烧岛的牢狱生活，他讳莫如深，只是连连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
李敖看望严侨的这一天，他的长文《老年人和棒子》在《文星》杂志第４９期已经发表，他顺便带了一本去。严侨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着自己学生的作品，并核对了几段译文，连声夸奖他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书，严肃地对李敖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在严侨的身边，三个孩子都已是小学生了，两个在孤儿院长大，一个是寄养的，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亦是“谈院色变”。李敖不由悲上心头，他从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百元钱，递给孩子。这时，严侨嘴里冒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说，“如果七年来我有什么转变，那就是我放弃这两句诗的头一句了，在‘孺子’面前，我要‘俯首’了！”听了老师的话，联想起七年前这位共产党员的狂飚精神，李敖感到更加悲凉。他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了残酷环境的影响。
出于对老师健康和生活的关心，李敖常去看望严侨，并给他提供机会翻译作品，以换取稿酬。但要资助生计无着的严侨，李敖的确力所难及。尤其是严侨的酗酒，已使他多次住院，丧失了正常的生活和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有的规律、敬业和斗志。终于有一天，在医院里，当着华严的面，李敖向严侨摊牌：“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否则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如果你觉得这几口黄汤比你学生对你的期许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说这番话，本来意在逼他戒酒，但事后听说他依然如故，李敖就断然停止了探望，加上后来给胡适信被公布事件，他劝严侨戒酒的那一次，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面。
当１４年后，李敖坐在牢房里翻阅旧报纸时，一条讣告赫然在目：“显考严公彦国讳侨恸于中华民国六十三年七月卅一日下午十二时病逝台北市崇仁医院，享年五十五岁……”此时，李敖明白：严侨真的死了！
李敖最难忘严侨坐在破藤椅上读《老年人和棒子》时那副欣赏的神态，当然也忘不了他对自己说的“早晚要进去”的话。他忘不了老师的忠告，但他此时的思想境界已大大超过了严侨。生死于他，早已被置之度外。
严侨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老年人和棒子》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确是极其重要的一笔，也是他激起社会波澜的第一朵浪花。该文发表后，李敖从此把自己投入到湍急的社会浪涛中去了。
第三部分谁是文化的播种者（1）
题记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快快抛弃传统的死文化；快快按部就班地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
——《文化论战丹火录》
一、谁是文化的播种者？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经济开始复苏，但在文化思想界却比较混乱。１９６０年３月，蒋介石通过修改“临时条款”（实即“违宪”）连任“总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自由中国》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给予揭露和批评，但在蒋氏强权的高压下，这种舆论上的抗议不仅无效，而且因组织“中国民主党”一事，雷震被捕，殷海光等人受到迫害，《自由中国》杂志停刊。这块民主自由的“绿洲”，从此销声匿迹。也就在此时，台北的另一家杂志——《文星》渐渐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舆论一律的政治背景下，素有叛逆性格的李敖像一匹黑马斜刺冲上《文星》，他的《老年人和棒子》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文星》杂志声誉鹊起，订数大增。加上它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引介，《文星》成为继《自由中国》之后最激进的一面旗帜，“文星”书店也颜色改观，成了台湾最有名的书店之一。
显然，思想文化界的日渐西化，“反对传统文化，走向西方”的思潮，是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反抗，也是思想文化界在苦闷和压抑之中寻求新出路的一种尝试。
而对这股“反对传统，走向西方”的潮流，李敖起初并未介入。他认为应该透过眼下这场潮流，寻求台湾思想文化发展的新趋向，并寻找一个突破口，掀起风浪，造成时势，使现代主义的潮流超出学院的范围，对社会产生真正的、直接的影响。
于是，他找到了胡适。他要以胡适为典型，从胡适思想中找答案。
第三部分谁是文化的播种者（2）
此时的胡适，虽然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崇尚欧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立场，又使他本能地要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国民党一党专制提出批评。他在５０年代发起并积极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事务并撰写文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蒋介石和国民党对胡适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容忍是有限度的。１９６０年的《自由中国》事件对胡适打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