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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二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
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
你回到这里，快快吞下列宁格勒沿河
街灯的鱼肝油！
快些熟悉这十二月的日子，
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
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
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好友的来临，
门的锁链像镣铐微微抖动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菲野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
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
你回到了这里，那就赶快大口地吃吧，
吞食列宁格勒河上航标灯的鱼肝油！
你就赶快地辨认十二月的一天吧，
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
彼得堡！我暂时还不想死去：
你那里还有着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
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
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
我彻夜不眠地等待亲爱的客人，
门上链锁的镣铐被弄得哗哗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刘文飞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这像眼泪，血管，
和童年的腮腺炎一样熟悉的地方。
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
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
趁还来得及，去跟十二月的日子相认吧：
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想去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一些地址，我能从那儿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我住在楼梯问里，嘈杂的门铃撞击我的太阳穴，撕裂了那儿的皮肉。我彻夜等待着可爱的宾客，门上的链子，就像镣铐哗啦哗啦响着。
1930．12
（杨子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北岛译）
我选出《列宁格勒》的四种中译本，足想让大家看看翻译的差异有多大。这多少有点儿像黑泽明的电影：四个译者像证人，对同一事件讲的故事完全不同。好在文本比事件可靠些，并非死无对证。这四种译本中，菲野和刘文飞是从俄文译的，杨子和我是从英文译的。为慎重起见，我参考了三种英译本，包括美国著名诗人默温（w．s．Merwin）和别人的合译本。
我一向推崇菲野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这首《列宁格勒》却让我失望，粗糙马虎，居然丢了关键的一段，或者说把两段合并了：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死者声音的地址。（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开篇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再看看刘文飞的译本：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在这里，菲野和刘文飞都犯了相似的毛病，其中三个关键细节：眼泪、静脉、腮腺炎，要不误导要不干脆抹掉了。第三段第二句：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菲野译）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刘文飞译）菲野把沥青（或焦油）译成油脂，把蛋黄译成黄土了，而刘文飞把不祥泽成暗淡无光了。最后再看第六段：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菲野译）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刘文飞译）这会让读者误解为某种直接的暴力事件，其实诗人指的是拽响的门铃，是一种虚拟状态。
至少从我这个证人的角度来看，杨译本没那么离谱，但也有些不必要的添加物，比如：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人家没提到美味，非要加入译者的味觉。另外，第二段：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把河边路灯的鱼肝油译成鱼肝油般的灯光，把暗喻变为明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总体而言，杨子译本的缺点是句式长，显得拖沓。
我知道我这一路写下去，会得罪更多的译者。我和其中大多数素昧平生，翻译又不是我本行，偶尔涉足而已。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但愿我能抛砖引玉，和更多的同行一
。
。48：06
起在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重建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列宁格勒》以强烈的乡愁开端：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这三个细节简直绝了，把个人和城市，把身体和乡愁连在一起：眼泪——人类最原始的悲哀，静脉——生命之源以及对熟悉的街道的暗示，童年的腮腺炎——往事最个人化的记忆方式。而这乡愁伴随着某种紧迫感：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吞下这个动词用得妙，和河边路灯的鱼肝油相呼应，展示了漂泊者那迫不及待的复杂心情。在这里，味觉成为乡愁更深层的记忆。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的：“然而，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为虚幻，却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滴上坚韧不拔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
这不是普通的还乡之旅，不祥之兆开始出现：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蛋黄显然是落日，在北方的十二月，太阳暗淡，升不了多高就落下；而沥青是现代都市的象征物。在前三段的层层铺垫下，音调突然骤变：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在这里，直白代替了意象。作者用呼喊把全诗推向高潮——绝望与抗争。电话号码和地址成为他和这城市最后的联系，成为我还不愿意死的理由。甚至不仅仅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些死者。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用的是彼得堡，和题目列宁格勒相对立，显然是在用他自己童年的彼得堡，来否定官方命名的列宁格勒。
全诗是这样结尾的：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敲打我的太阳穴。／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显而易见，表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可爱的客人让人想到厄运——那些命中注定的不速之客，而把门链与镣铐并置，进一步强化了可怕的结局。不幸而言中，三年半以后诗人果然锒铛入狱。
在我看来，《列宁格勒》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正是这首诗，使曼德尔施塔姆立于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其意象奇特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