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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造进入高产期，他在三个普通笔记本上写满了诗，后被称为《沃罗涅什笔记本》。那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与作家和批评界绝缘，与所有读者绝缘。不少俄国和西方的学者认为，那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真正的高峰是以《列宁格勒》为代表的时期（1930－1932）。《沃罗涅什笔记本》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无疑拓展了一种新的向度——土地与命运，是向俄罗斯诗歌传统的致敬与回归。但由于疲于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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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由于病痛和贫困之苦，由于没有必要的反馈，他的这组诗歌缺少《列宁格勒》所展示的那种建筑般的精确与完整，缺少感情爆发力与控制力所特有的平衡。
1937年5月16日，曼德尔施塔姆刑满释放。但按规定他不能住在任何大城市，只能在莫斯科边缘的小镇漂泊。他偶尔去莫斯科，从朋友那儿得到口粮和钱。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自由时光。1938年春，他和爱伦堡在莫斯科最后一次见面时，爱伦堡脱下自己的皮夹克给他，尽管很不合身，他一直穿着它去海参崴，直到生命的终点。
1938年5月1日，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其实这与他写给苏联作协总书记的一封信有关。由于长期没有稳定生活来源，他希望能得到作协的帮助。而作协总书记写信给内务部人民委员告状，并附上作家巴甫连科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的鉴定意见。巴甫连科明知后果，落井下石。而导致他最后入狱，又与布哈林遭到清洗有关，从布哈林家搜出曼德尔施塔姆给他的亲笔信和赠书。
1938年9月7日，他被押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一个多月后才到达海参崴。路上他备受煎熬，精神崩溃。他被关押在海参崴的劳改营中转站，饥寒交迫。1938年10月，在最后一封给他弟弟的信中，他写道：“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试吧。没有衣被，我被冻僵了。”
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海参崴中转站。家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1939年1月30日，寄往海参崴的包裹被退回。娜杰日达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因为就在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公布了荣获勋章的作家的名单，巴甫连科就在其中。
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流传后世，是由于一个普通的俄国女人——娜杰日达。他们在1919年内战时相识，1922年结婚。娜杰日达陪伴他度过了后半生，包括那些流放的艰难岁月。曼德尔施塔姆死后，她作为“反革命家属”，一直受到歧视，靠教英文和翻译为生。三十年过去了，曼德尔施塔姆早就被人们遗忘了。1961年，娜杰日达和另一个女人，发表了她们藏起来的手稿，并通过回忆录勾勒了后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庆幸她对时间的胜利，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基于“对诗歌内在的价值和圣典般属性的信念”。1980年12月29日，娜杰日达在莫斯科逝世。
1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苏联正式得到平反。
十
我最后见到赵一凡是1987年早春，我不久去了英国。1988年一个夏日的早上，在英国杜伦（Dudlam）得到一凡病故的消息，我顾不上做客的英国朋友和家人，躲进厨房号啕大哭。
记得最后一面，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他那时是三月文化公司的老板，被手下的人围着团团转。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着山，不时有人插进来说话。他看起来很累，一只手支撑着那硕大的头颅，勉强地向我微笑。一凡办公司这件事一直让我困惑，直到一天夜里，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好几个小时，他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但同时也怀疑实现这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大约在1973年冬天，我跟一凡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那是一凡事先计划好的，让我留在他家过夜。我们谈到各自的经历。我那时的生活平淡无奇，三言两语。相比之下，一凡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他由于自幼跌伤致残，长年卧床，三岁背唐诗，五岁读《三国》和《西游记》，八岁读《鲁迅全集》，十二岁就自己写作，并出版成书。一凡的父亲是老干部，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
那一夜我记忆犹新。月光照在窗户上，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我们谈到革命，谈到十二月党人，谈到俄国文学。我哈欠连天，一凡却毫无疲倦的意思。他脸部线条分明，目光坚定。我当时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75年初，一凡锒铛入狱，据说卷入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一凡对抄录文字的热衷，我也被卷入进去。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做好被捕的准备。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
由于一凡入狱，从他那儿借来的《人·岁月·生活》第四卷无法归还，我正好用来在地下渠道流通周转，换来了不少好书。这本书竞成了我革命的本钱。
两年多后一凡出狱，我赶去看望他。他从后院小屋搬到前院，处于父母和保姆的监控之中。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问起他狱中的景况，他轻描淡写，摆摆手，似乎只是出了趟远门而已。
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曼德尔施塔姆并非先知先觉，只不过他有使命感，非要以自身的实践穿透历史的逻辑。
其实在《人·岁月·生活》爱伦堡也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使命感：“我曾谈到生活上的轻率和艺术上的严肃之间的矛盾。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十九岁写过一篇谈弗朗索瓦·维永的文章，他寻找理由替残酷时代的这位诗人动乱的一生辩护：‘可怜的小学生’以自己的形式捍卫诗人的尊严。曼德尔施塔姆是这样描写但丁的：‘对我们来说是无可指责的风帽和所谓鹰形侧面的那种东西，从里面来看则是难以压制的窘困，是为争取诗人的社会尊严和地位而进行的纯普希金式的、低级侍从的斗争。’这些话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自己：许多荒唐的、有时是可笑的行为就是来自‘难以压制的窘困’。”
现在想想一凡关于养活诗人的想法幸亏只停留在“初级阶段”，否则对他本人对中国诗歌都是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生来注定是受苦的，但绝非为了自己。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过这样一句诗，让我永生不忘：“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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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镜子
陈东东
提前量
（3月19日）
上海胃里翻腾着纽约。
这一夜几乎没怎么睡着，清早起来，推窗眺看曼哈顿的天际线时，我想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吃一顿晚饭。
昨天晚上在杏花楼，诗人张耳请我吃的是红烧肚当、咸菜豆瓣酥、……最后是两笼小笼包子。那是否有意安排的一种对应，为了一洗我身上的访问者、观光客和异乡人之尘？好像我尽管花去了几十个小时，飞到东京睡上一夜又接着飞，终于还是落座在一家本地餐馆里，吃着本地菜和一样饱含着鲜肉皮汁水的特色点心？旋转玻璃门外面，骑高头大马经过的那个人要不是警察，就会是巡捕，他所俯视的如果并非第四大道，那就说不定是所谓四马路——当然它现在又叫福州路，它的杏花楼除月饼出名，我们箸叉相加的那几样也还排得上号。差异难道仅仅是时差？在张耳对面，我稍稍有点儿欲醒还睡，仿佛享用着梦之早茶……
差异却绝不简单如时差。可是正像多少天以后时差会被调整和纠正，一个上海人对纽约的适应和认同也几乎是快的——要是他采取主动。
至少，为调整和纠正时差，我企图采取主动。想当然的土法儿是制造提前量，凌晨三点就起身，以为能够把睡眠留给飞行路上的白昼。结果却没什么成效，从东京到纽约，只假寐了那么几小会儿。昨天可算得是最为漫长的一天，飞机在追赶时间，盲至超过它：十一点起飞而九点半降落。飞行路上用餐三次，看到两个白昼和一个黑夜，时间却被计算为负数，……从东亚到北美，这样的赶超，似乎不仅仅具备计时的意义了。
请玩味其中的隐喻。而玩味是一种乐趣，甚至可能是淫乐。记不得是从哪本谈论天体命理学的阿拉伯著作残篇里掉出的箴言：
要是你拒绝隐喻却仍然有所发现，那么你至少损失了发现的淫乐。
联想到某人的诗学主张，这样的箴言（它的真理性是可以悬而不论的）将一个苦巴巴的禁欲形象加诸其上了。这近平滑稽——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诗艺的伪道学——要是你真的愿意玩味的话。
——我怕是扯远了。怪我正身在一个相对的远处。——从中国到美国，你有了些时间的提前量，你超出你已经度过的日期和钟点，又可以重来一次，你似乎赢得了什么。要是你，譬如说，打算从此呆在纽约再也不飞回去，那么你赢得的这个仿佛不止于计时意义上的小小提前量，也许就一直不会被抹去。这不是我一下就意识到的。但是这种虚妄，在我于轻微的昏沉和初来乍到的兴奋间乘机场大巴到42街下车，又拖着行李在一家健身房门口见到本来说好到机场接我的那位老友时，开始被我意识到了。
他确如某种典型，在再也不飞回去或再不能飞回去的层面上？然而撇开所谓典型，准都知道他每天都想着飞回去——只是飞回去以后一定得要再飞回来。那点提前量或许不真实，但格外要紧。他一边抹汗喘息，一边给出一个“终于出来啦！”的笑脸后面，却隐含着另一种——努力为身体储存相对于时间（年纪）的提前量之焦虑。果然他立即就怅然言及门己最近竟然有点儿发胖了！不久又说到他眼睛的老花，而他其实也才四十五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