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新华书店原是幢老式的人字形屋顶的二层楼房。这几年，县里学起城里的洋派，开始建平顶的楼房，许多局机关的房子都是后建的，因此，搞立体标语不成问题。县新华书店因为缺少资金，无力重建，只能在旧房的一头加了一截平顶的、每层一间房的三层楼。这截三层楼单独看像座碉堡，跟旧屋连在一起看，就像一艘洋船的骄傲的船头。可是，骄傲归骄傲，却胜任不了这样长的一条标语，太窄。若是把标语立在旧屋的屋檐上，则背后衬着灰黑的瓦，难看得要死。若是立在屋脊上，又起不到宣传的作用。考虑来考虑去，还只有在碉堡似的船头上想办法。
宣传部长看中了这截新建的墙面。盖这三层楼的时候，为了不显得比别个寒酸，书店把有限的资金都用上了。外墙面从底到顶都敷了矾石水泥。除去门和窗户，留出了一条完整的银白色的块面，在新华书店整个这幢房子上，这是块最醒目的地方。他也并不是那么教条主义，当场决定变通一下——新华书店的那条标语立体不成了，就用红漆写在这块墙面上。
本来以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没有想到，新华书店没有一个成器的人。宣传部长走后，他们用一条索子捆住唯一一个号称能写美术字的干部，从屋头上放下去，让他像开山凿石一样在半空中晃荡着，写完了那条标语。
天晓得！那怎么能叫“美术字”呢。长一笔，短一笔，粗一笔，细一笔，歪一笔，斜一笔。漆又没有收干净，每笔下面都垂着许多细流。有人说，那些字是羞得流汗，更有人说，是气得哭。好生生一面雪白的墙，弄得糊糊塌塌。好像古时候，一个犯人白净脸皮上受了黥刑。
“这是搞破坏嘛！”来检查的宣传部长气得跺脚。把新华书店那位写美术字的专家吓得只差没有下跪。
只得用白漆把那些天晓得的“美术字”盖掉。宣传部长又亲自去请县文化馆的画师来重写。
重写的字自然标准，但终究于已造成的创伤没有大补。那片新刷上去的白漆就像块膏药。这块膏药还很不济事。被它盖住的那些字，过了几天，又隐隐约约地从底下浮到面上来，仿佛不甘屈服，仿佛故意要气气什么人。
4．画师
平时间得发慌的县文化馆画师成了最忙的人。县城几个街口的巨幅宣传画的制作都落到了他头上。算时间必须加班加点才赶得出来。除此以外，许多单位搞立体标语，还非要他去指导不可。像新华书店这样临时出的事，更是预料不到的。
哪晓得，新华书店的补救任务刚完成，宣传部长又给了个临时任务，让他用字去填县委会大院的围墙。
县委大院很大，门两边的围墙也就很大。当初一心只考虑大门门头上的立体标语，没有考虑到这两条长长的围墙。围墙是临街的。在已经装点得很热闹的街上，这样长的两块寂寞的空白很是惹眼。
“正好有两条很要紧的标语，写在围墙上最合适，你看呢？”宣传部长用商量的口气跟满手油漆还来不及擦干净的画师说。这两条要紧的标语分别是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中央提的：“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一个是县委提的：“一年上，二年变，三年建成大寨县。”
“只怕时间来不赢。”画师低着头，用纸头擦着手。
“用石灰水写。”
这自然要比油漆写快得多。
画师无话可说了。他是正牌子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老子是省里有影响的画家，从小受到很好的培养，写得一手好字，书法作品参加过全省展览。这个人本事是有的，但尾巴也是有些翘的。他的书法参加省展以后，县委书记让县委办公室挂电话，请他给自己新搬进的常委楼的中堂写一幅对联。挂了几次电话，他口头答应好，却迟迟不见人来。县委书记于是让办公室派人到文化馆去请。
“让我补壁当然是看得起我，不过文化馆业务经费有限，笔墨就算是我们垫了，但宣纸和装裱是要花钱的。”画师对来人说。
“那我们回去请示一下。”来人只想到画师搭架子，没有想到还有个经济问题——这原是最不应该成问题的。
请示的结果，县委书记说，全部材料费照付。同时，他让人把对联的内容送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敢写。”画师断然说，“这幅字，领袖的手迹是公开发表的。我再写就冒失了。决不敢。”他最后建议来人到县新华书店去看一看，他记得那里有领袖那幅手迹的印刷品。县新华书店若没有，市里的新华书店是一定有的。
公然驳县委书记个人的面子，这在县的历史上怕还是第一次。不过，像目前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画师还是不敢推倭的。只是把气怄在肚皮里，怄多了，又忍不住发作。
县委大院围墙外面，是公路边的排水沟。从沟里起出的浮土堆在围墙根上，形成高低不平的斜坡。不要说放不平石灰桶，站人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了。三下两下，画师的火气就上来了：“回头我去给县委提个建议，建议他们给中央提个建议，北京紫禁城城墙那么长，把领袖的雄文四卷写在上面，中外人民学起来都方便，世界革命中心不是更要大放光芒的么！”
5．大会报告
县委常委会议室庄严肃穆。
正面墙上是领袖像，两厢是马、恩和列、斯像。他们又亲切又严肃地在墙上微微向前俯着身子，关注着对一个县的最重大事务的历次讨论和决定。
除了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现任四干会材料组长之外，组成材料组的这几位从下属单位临时抽的笔杆子谁也没进过这间会议室。每年类似的报告是由县委、县政府的秘书班子写的，今年因为要求特别高（县委书记说一定要写出一个四干会历史上最有水平的报告），才抽了他们。他们是全县笔杆子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为政治条件都不太理想，不适合在党政部门做秘书工作。当年写三百例也是这种情况。现在，除了材料组长大大咧咧地一进来就陷在沙发里外，其他的人面对蒙着一尘不染、一条折也看不见的台布的椭圆形会议桌，面对会议桌周围一圈上了白漆的藤椅，和环墙一周的沙发，都有些局促，觉得手脚没处放。
县委书记缓缓地走进来。再忙，他都是这副沉稳的样子，说：“让你们等久了，坐嘛。”
等大家纷纷坐定之后，县委书记又接着问：“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吧！”他眼睛看着材料组长。
“跟他们讲过了。”材料组长随随便便地从沙发上欠起身子。他有点恃才。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他比县委书记更有希望。只是吃了老婆的亏。那年，准备提拔他担任县委秘书室主任，他正开始同现在的老婆打得火热。上级找他谈话，让他在政治前途和个人问题上作慎重选择——他老婆是伪县长的女儿——他却选择了后者。这才轮到当时跟他同在县委秘书室当一般干部的县委书记上去。
“那好。我先说说我的意见，文章还靠你们写。”
县委书记接着谈了他对报告的设想。全文分几个大部分，每一部分分出几点；每一点分出几层，等等。极其详尽、完整。
“很好，很好。”还没有把县委书记的意见记录完，材料组长就叫起来，“报告出来一半了。”
“莫瞎叫。”县委书记横了他一眼，“我只是搭个架子，行不行你们还可以推敲。请你们来，就是让你们都动动脑筋的。这方面，你们是行家。”
“你自己就是行家。”材料组长坚持不懈地恭维说。
“我算什么行家，晓得一点路子就是。”县委书记还是板着脸。不过，心里头并不觉得材料组长的话是什么奉承，因为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他以前在秘书室写过无数各类报告，于此道是很精的。“当然，那不足为训，”他说，“应该向国家水平看齐。”那些中央大笔杆子把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下来，就能整理成政策条文，逻辑极其严密，而文字又活得很。
要求这样高，大家深受鼓舞。这等于把他们同国家水平等量齐观。几个从学校和文化单位抽来的才子十分激动，很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壮烈情怀。
剩下来的便是忧虑，担心辜负了县委领导的信任。只有材料组长摆出一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架势，一百二十个不在乎。听完县委书记意见后，离下班还有一个多钟头，本来是可以议一议，甚至分分工的。但材料组长让各人回去，安心休息，明天上午再集中。文章千古事，急不得的。早急三年，孙子都生出来了。
材料组长胸有成竹。第二天材料组的人到齐之后，他给每个人分发了一张报纸，分别是好几个省的党报，都用整版整版的篇幅登载着那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全省学大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的要点事先都用红笔划出来了。
“先看一看。看要点就行。看完了，我们的报告就出来一半了。”材料组长把昨天恭维县委书记的话重复了一遍。
大家狐疑地看看他，然后低头潜心研究手上的报纸。然后纷纷举头，若有所思。尽管省份不同，报告人不同，那些报告的要点大致都是相同的。而所有这些相同的要点又都好像早就在哪里见过。他们赶紧拿出笔记本，翻到昨天记录的县委书记的意见。这才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些意见的渊源。县委书记更高明的地方是集了所有那些报纸要点的大成。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大小标题是书记定的，叙述就照这报上的。举例的地方只要改个地名、人名就行了，当然，我们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比方各种数字，就不好照人家的抄。”材料组长指挥若定。谁负责去统计有关数字；谁负责剪刀、糨糊；谁负责誊写。他管总的——怎样剪贴，插哪些话把剪贴之间的不连贯变连贯。
材料组长干得很紧张，很艰苦。宣传组办公室的灯光连着亮了好几个通宵。
他们是在搓麻将。报告的初稿早就写好了。材料组长不肯送审。“送早了，百分之百是要返工的。让你返工是领导的责任。什么意见没有，领导也就不是领导了。”
不过，他们还是打了一个正经的夜班。
县委书记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到报告初稿送审的当天下午才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看完了，他让县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材料组的几位秀才，晚上仍到常委会议室集中，把报告再扣一扣，他亲自参加。
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方式，给报告润色。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删去几个字，某一段需加进几个字，边念边听边改，当场定下来。这是报告起草的最后一道工序。不论对初稿满意还是不满意，都必须进行的。
离作报告还剩一天时间了。报告定稿后，还要用一天时间打字、印刷、装订。因此必须打夜作。
这道工序进展很慢。报告跟这个长长的冬夜一样长。半夜以后，才刚刚扣完一半。多数人的脊往渐渐支撑不住身子，开始在沙发上歪下去。到后来，椭圆形会议桌边上只剩了三个人。
三个人中，最辛苦的是一个从县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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