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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指头没有抬头，依然不停地吸着烟。他跟盗贼们进行了唯一的一次合作。
……
天亮了。窗帘开始发白。
病房虚掩着的门忽然被缓缓地挤开了。同从逐渐加大的门缝里透进的亮光一起出现的，是一只大灰狗的毛茸茸的头和背脊。狗一直走到小丁的病床头边，前脚直立着坐下来，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然后在门口出现的是六指头。他在门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才走进来。
这显然是一次友好的访问。知青们赶紧在狭窄的病床过道上给他让出位置，小丁也连忙支撑起来。
他一直走到小丁面前：
“还是给钱吧。”
“给什么钱？”
“梨子呀。那一袋梨子，至少有十斤的。”
“难道有别的什么人发现了么？”
“没有。”
“他们又打算不辞退你？答应给你转正？”
“我把行李一路挑来了，就在门外头。”六指头垂下眼睛，难以觉察地叹气。似乎他是被人驱逐出来的。
“那你何必管他们的闲事？”
知青们一个个睁圆了眼睛。
“没有法子。这样的事，做了一回，我一生一世都会不安心的。”他避开大家的眼光，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要是没有钱，就把梨子还我，我送回林场去。”
“这叫怎么回事？看看床上的这个人，你忍心么！”知青们低声吼起来。
六指头抬起头，轮流对知青们的脸看一眼，然后把目光留在半死不活地靠在病床上的小丁身上，叹了口气：“那你就吃吧。钱，等我女人退了礼金，我给你垫上。”随后，他就轻轻地唤起他的狗，走了出去。
将军镇 第三章 黄帽子
一
“黄帽子”是镇食品站长，管的是一帮杀猪的屠夫。因为年纪大些，让他当了工作组的副组长，他自我感觉以为是封了八府巡按。黄帽子并不姓黄。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他的那顶帽子。帽子的质地是那种粗呢料子，颜色是那种发黄的草绿。好像在抗美援朝的电影里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戴过这种帽子。黄帽子据说是参加过入朝作战的，不过刚过鸭绿江就接到停战的命令。他那顶黄帽子怎么来的很有些天晓得，总算是有一种光荣可以扣在头上就是了。这光荣下面是一双细小的眼睛，两只小眼睛中间却是一个高高大大的鹰勾鼻子，这本来可以使他显得很锐利凶狠的，可借那两只眼睛没有光，黯黯淡淡的布着红网，说话的时候总是要努力地去撑开它们，像一个熬了很多夜，疲倦到了极点的人。大约是因为眼睛怕光，黄帽子扣得很低，直压住眉毛，使一张本来就短而且窄的脸更加没有了面积。整个地看去，他的头部就仅仅只是一顶黄帽子。从各单位抽来的几个年轻人，立即就据此对工作组副组长作了概括。
县里每到入冬就利用农闲集中力量抓路教，从县直各单位抽很多人下乡去。
“路教”就是路线教育。那时的基本路线共计一百九十二个字，归结起来就是阶级斗争。这斗争具体落实到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工作上，除了抓方向、抓思想、抓路线、学习等等抽象内容外，实实在在的工作主要就是三条：一是不准劳动力离开生产队（即“刹住弃农经商、外出搞副业的资本主义歪风”）；二是督促当年粮、棉（在这个大队就只是菜）、油、猪各项上交任务的完成；三是每天去吆喝劳动力出工，修水库或造田。在黄帽子这个工作组，还要多一件事，就是清理并回收各家各户拖欠的贷款。这地方长期“吃粮靠回供，用钱靠贷款”，欠了国家很多钱。
“我们这个组，清欠是最要紧的事，可以说是头等大事。这回县里下了决心，他们是有还的要还，没有还的也要还……”
“没有还的拿什么还？”
昏暗的油灯照不到的地方，列席工作组会议的大队书记殷道严低声咕哝了一句。
“没有还的就抬箱柜，抬寿材，再不行就拆屋。总之我们决不能手软。要不然县里派我们下来做什么？吃白食么？”黄帽子很激昂。最后一句，他对着那个发出咕哝声的地方加重了语气：“对我们工作组下来，群众有许多反映，说我们是日本鬼子进村。我说，不要怕，我们就是日本鬼子进村……”
“我不同意！”
工作组里有个人突然大叫一声。他坐在离那盏油灯最远的地方。他看得清黄帽子，黄帽子却看不清他。工作组的头次会，组长没有讲几句话，一个管杀猪的倒神里神气地指手画脚。大家心里都未必肯服。
“我不同意！”
那个人又高喊了一声。
“你不同意什么？”
黄帽子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惊惶。
“我不同意你的错误言论。”
“我错误？什么错误？”
这是工作组内部的会议，除了大队书记外，没有当地的任何一个人参加。黄帽子一直觉得自己讲的是军国机密，是自己人的话，不存在异议的。
“不但有错误，而且是原则性错误。你不是最讲原则的么？第一，你那个头等大事是哪里来的，有文件根据么？反正我没有见过。我晓得头等大事是抓学习，组织社员学马列，学毛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革命理论掌握了群众，精神就会变物质。没有粮棉油诸会变出粮棉油诸，没有钱还贷款会变出钱还贷款，何至于要搞‘三光’政策；另外，要做日本鬼子你一个人去做，我决不做。我要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跟贫下中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黄帽子本来很短的脸成了长形，在那盏离得很近的油灯的映照下变得煞白：
“我们的意思是一样呀，目标是一个呀。”
“否——”那个人拉了个长声，“你前面那个说法是让大家只顾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唇面那个说法更成问题，那根本就是立场问题。”
众人看着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一个个很开心，眼睛在明明暗暗的光影里很兴奋地忽闪忽闪，像一片暗夜中的灿烂星星。
先前声色凌厉的黄帽子肩膀塌了下去，一对小红眼睛重又变得黯淡而疲倦，他低了头，只把一顶黄帽子对着会场，低声说：
“我说错了，但是我的动机是不错的。”
“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那个人不依不饶。
他叫李欣，是县革委干事。他有个舅舅在省城组织部门当负责人，县里领导的升降都管得到的。李欣从师范毕业本应该去小学教书，能直接分到县革委来，就得力于这位舅舅。自然他自己人也聪明，又长得一表人材。所以领导赏识，同事眼红。进机关一年多就当上了干事。干事就相当于正科级，根本不会把黄帽子这样小镇上的什么屁食品站长放在眼里。下来的头天晚上，他跟县剧团的女朋友小敏睡觉睡过了头，没有赶上班车。等后来赶到镇上，工作组已经出发了，害得他很找了一阵子。工作组长、副镇长老杨原是说过等一等的。但副组长黄帽子就是不肯，说要讲原则，说了就要算数，县里来的干部也不例外之类。老杨只好由他。憋足了气的李欣一直都想向黄帽子挑衅，只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现在算是等到机会了。
“不争了。时间不早了。大家今天刚来，一路上辛苦，要早些休息。下面分分工，把这几天的工作安排一下……”
一直蜷着身子，“呼呼”地喘着气的老杨结束了这场争执。在座的人里头，最辛苦的要数他。桌子底下的那盆炭火早就没有几星红火了。他受不了临近半夜的那份寒气。
李欣没有想到，散会之后，黄帽子会主动到他房里来。工作组住在大队部。平时在这里过夜的大队干部都回去住了，把房子空出来往工作组。李欣因为晚到，留给他住的位置只有一张双人床的一半。双人床上的另一个人是县广播站编播的一个小伙子，先前县里开大会，他们常在一块搞材料，两个很谈得来。
“对你不住了啊，这个大队穷得很，找来找去只有这张床，让你们两个挤。”
黄帽子说，并没有提会上的事。
这是一张土改时从当地一户地主家里抬来的那种老式架子床，床周围有围栏，上面有顶棚，围栏和顶棚都有整块整块上好木料的雕花，宽大得像一间屋子，两个人睡根本谈不上挤的。
黄帽子又去摸床铺，说：“你们草铺得这样薄啊。草是有的，该铺得厚些，我去给你们抱些来。”说着就要往外走。
“不不。”
两个年轻人赶忙去拦他。除了按时开车，黄帽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对不住李欣的。李欣觉得自己有些刻薄。
李欣低估了黄帽子。他把黄帽子的友好理解成讨好，以为黄帽子是向他示弱。其实黄帽子摸床抱稻草之类，完全是为了向李欣一班年轻人表明，他是一个既有工作上的严肃性，原则性，又有生活上对下属的无微不至关怀的领导人物。这两方面他都是极为认真毫不含糊的。
隔两天，工作组开碰头会，李欣又挨了黄帽子批评。
那天分工，考虑到老杨的身体，大家一致同意黄帽子的意见让老杨留在大队部掌握全面。最多在方便的时候，照应一下大队部所在的这个生产队。黄帽子自己则提出去最偏远的八生产队，以示带头吃苦的意思。那个生产队离大队部有四五里路，逢晚上有会，半夜要摸黑回大队部。但黄帽子作为副组长，还要管片上的工作（他跟老杨把全大队的生产队分成两个片，一个分管一片），还得有一个人专蹲八队。本来以为这会是个问题。来东方红大队的这个工作组，就两种人，一种上了年纪，一种年轻。上了年纪的怕冬天的夜寒，年轻的怕乡下的夜路。黄帽子很慷慨地带头，就基于这种担心。没想到，此议刚出，李欣就说，我去八队。倒使黄帽子有些措手不及，有些失落，仿佛自己的献身精神被人淡化了似的。其他各人都吐了口气，先前压在心上的一道难题很轻易地解开了，都很赞许地去看李欣。
李欣其实有自己的原因。从八队往里再过一道岭子就是县剧团工作组蹲点的公社，李欣的女朋友小敏也在那里。
分工的次日，工作组全体由大队书记殷道严领着，在全大队范围跑了一遍，了解政情、社情、敌情。当天晚上就按照分工，各人到各人蹲点的生产队召开群众会。黄帽子率领李欣去了八队。自己已经让各生产队干部下了通知，晚上七点钟开大会，跟县工作组见面。“七点钟”是提前量，实际预定的是八点钟正式开会。到了晚上十点钟，不说群众，就连队干部都没有来齐。偌大个生产队仓库，零零落落地坐了十来个人，除了二三队干部同黄帽子李欣凑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破书案上，其他的都四散蜷在角落里，要不是不时响起的咳嗽，和一明一灭的旱烟火光，就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风从钉在窗户口的塑料化肥袋破洞和墙壁的裂缝里灌进来，扬起草屑和网尘，在空旷的屋子里打着圈。
黄帽子一遍遍地看手表。他自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