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长出了碧绿鲜亮的新枝新叶。使人常在突然之间生出幻觉：又见到将军，一身笔挺的军装，鲜艳夺目的帽徽领章，风纪扣扣得紧严，拄着茶木拐棍，挺直身板，不时眨一眨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小镇的种种变迁。
自然也有鄙夷这类异端邪说的。但憨包六子那些睁着眼睛说出的瞎话固然不可信，却又由不得人不信。事情邪就邪在这里：那些话陆陆续续地都应验了。
最先爆发的是假药案。
电视台的记者全国质量万里行，走到一个中原省份的药品集散市场。那里的生意人事先听到风声，早跑了个燕儿飞。却有一间店门没有关牢。记者在里面抽出一只来不及“坚壁”的包装箱。上面写的是“庆大霉素”，一化验，安碚瓶里装的竟是百分之百不搀假的蒸馏水。药厂的厂名是“江南制药厂”，厂址是李八碗。
电话立刻打到江南制药厂所在的省政府。接电话的领导当即表态：马上组织人员查处。
查处是认真而严厉的。省、地、县有关部门抽调专业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在李八碗住了一个月。江南制药厂以每天损失十万元产值的代价停产整顿。
查处的结果证明，在安碚瓶里装蒸馏水当庆大霉素包装，是一起责任事故：操作工搞错了程序，而工程师没有发现。
直接责任者和对技术和生产负总责的工程师都被解除了聘用合同。两个人，一个是曹婆子师弟，先前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一办退休，他就一头扎到李八碗的江南制药厂来了。另一个是他先前做伤科医生时的助手，他的关门徒弟。
走的时候两个人都很伤心。一杯一杯地喝着问酒。小镇人重情义。镇政府和李人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一起摆了酒给两个人饯行。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么。曹婆子的师弟后来感动得哽咽起来，哭道：原想来发挥余热，扶植乡镇企业的，没想到倒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虽然每次发货都是殷书记按的手印，但他们毕竟在技术上没有为他把好关。
哭得满桌子镇上和李八碗的头头脑脑也都眼圈发红。
但是镇街上却有另外的说法。说是这两个人一点没有亏。技术和生产都是他们把脉，别个屁也不懂。他们去采购，进的是党参和人参的茎茎瓣瓣，却按一级品人参报价；进的是红糖，却按蜂王浆报价；他们手上出去的药，除了送检的样品，都是假药，只要回扣相当就有人包销。只是这回做假做得太狠太恶。
散布这些流言蜚语的仍是剃头佬（即便不是他第一个说出来，大家也要认定他的。习惯了）。他老多了，但不像别的老人一样一老就邋遢，一身上下照旧光鲜。头上没有几根稀毛了，照旧是梳理得油光水滑不误。他已经退休了，自己摆了个剃头摊子，嘴也仍是永远闲不住。牙齿剩得没有几颗了，嘴角有时还流口涎，说话不关风，老走音。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开口。他的耳朵早已不似当年灵泛了，说话时生怕别人听不见，就往往把声音提高得如同打雷。他就这样打雷似的报告种种有时甚至是绝密级的消息：
“他们的心太黑。几年下来，少说也捞了几百万。他们落下的钱，除了给人家回扣、打点镇上的干部，都跟殷家父子私分了。要不殷家那些屋，是怎样做起来的？莫非是用气吹出的？殷道严跟中央领导汇报，说他为了集体发展带头把自己的收入减到一年只有五千块。可平日他一天要抽三包‘大中华’，光烟钱一个月就要三千块。莫非是天上掉下的？”
“你何以晓得？你参加工作组了么？”有人问。
“有我不晓得的事？工作组的人都是哑巴？”
“也是。”大家点头。从来剃头佬话多，但多是实话。
“那为什么不法办，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们了呢？”
剃头佬用发抖的手把大家召拢，把他那颗脑袋埋在一堆脑袋下面，尽量压低了声音：
“省上有批示的，就是要保护典型。你们没有看见么，先前药厂只要有针尖大个事，报纸电视台就要吹出斗大的风，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见到记者的人影了么？下了死命令的：不准曝光！”
“操他娘，哪个批的？”
“还有哪个？不是老大，谁敢？”
剃头佬说的“老大”，自然是指“专员”。“专员”那时已经退到二线，但新任领导还是很尊重他。他仍保留着原来的办公室，每天还按时去那里练书法，看文件。有关李八碗假药事件的报告呈上来后，他批示说：“抓好一个典型不容易。出了问题要认真解决，但要从爱护出发，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要注意一个个别事件对全局的影响。”
这个批示的精神事先已经在工作组传达过。剃头佬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大家凝神想了想，乱糟糟地“操”了一声，再没有下文。
“也莫怪人家。人家是报恩。论说起来，倒是个重情义之人。”
剃头佬未必有太大的义愤。他的目的是发布新闻，这新闻引起了莫大的注意和反响，他便得到莫大的快感。
“天下就没有王法了？”镇上几个喜欢替古人担忧的人并没有怎样理会剃头佬的得意，“没有王法会有天谴的。”
憨包六子忽然在人群外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会报。”
“恶报个卵！”
大家更没有把憨包六子的话当回事。
“现成的钱捞走了，现成的福享了，再报应也是枉的。”
“他活不长的。”
憨包六子断然说，然后就离开了人群，并不计较人们对他的冷落。
憨包六子最后这句恶毒的预言，应在曹婆子师弟身上。
土改时候，曹婆子师弟为了自己能当政府干部，献出了师姐预备同他私奔交他收藏的私房，让师姐成了地主分子，把事情做绝了。伤透了心的师姐只有对他下手。毕竟是女人，心肠软，手没有下绝，留了他一条活命。她只在师弟胸口上轻推了一掌，师弟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一年之后，他才觉出胸口那块地方发麻发紧，然后就全身作冷，喘不过气。记起去年师姐面无表情的那一掌，晓得师姐点了他的命穴。不赶紧找到师姐，活不过几天。趁还能走动，他只有涎着脸偷偷潜到镇上来，找到被管制的师姐，又是叩头又是下跪，让师姐放过他一条小命。师姐每次都冷冷地不作声，等他叩头叩得脸青鼻肿了，哀求得声咽气绝了，才伸出手，在他胸口那儿轻拂一掌。他便顿时复原。但师姐并不让他根治，第二年同样的日子，他只有再来，再叩头，再下跪，再脸青鼻肿，再声咽气绝。他也无法去告，告了，他的日子也就到了头。几十年来，他就一直受着这折磨。师姐已经成了“曹婆子”，他也成了退休的“老局长”，依旧摆脱不了师姐的惩罚。从江南制药厂解聘回去的第二年春上发病的日子，他最后一次到小镇来。曹婆子任他满地打滚，也不肯出手。他只有回市里去找医院，医院查不出病，让他去上海。上海给他开了膛，切片化验，说是胃癌。把口子缝起来，让他回去办后事。他死后，家属给小镇的曹婆子寄来了讣告——生前，他每次来小镇，都说是来看望师姐，曹婆子很仔细地看完那张纸的字，便在酒精灯上把那张纸点着，一直到它烧成了一团焦黑。算是最后了了姐弟的情分。让镇上人猜了多年的一个谜，也终于大白。
三
假药案虽然没有法办人，药厂却是办不下去了。新闻界不曝光，只是减少了社会影响，并不等于就可以掩盖住事情的真相。一个拿水当药卖的药厂，谁敢相信。江南制药厂是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支柱产业，没有药厂，李八碗也就塌了天。光靠卖将军萝卜干，李八碗就只有回到先前光卵一条绳，屁股打得板凳响的日子。
药厂破产，上上下下都慌了，客户欠的货款谁去追？银行的贷款谁来还？办厂占用的都是李八碗的责任田。倘是国家征用，是要给征地费的。别处的征地费都发到农户手上，李八碗没有这样做。殷道严说要走集体富裕的道路，钱不能分，只能办集体经济。现在集体经济办垮了，分钱之议又重新抬头。但是照各个贷款单位算的帐，把李八碗的全部固定资产抵押了还债，还远不够数。正应了憨包六子的那句话：“李八碗是精打光。”
殷道严把干部们召集拢来开会，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八碗遇到了暂时困难，但是集体经济只能巩固，不能解散，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是董事长，药厂出了事，我头一个有责任。我也老了，奔不动了，我辞职下台。现在要讲年轻化，应该让年轻后生管事。我已经跟上级讲好了，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董事长，换个人来当。”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眼睛轮流扫一下众人，问：
“你们看哪个要得？”
大家面面相觑，不晓得该不该回答、怎样回答。
殷道严看定殷元中。
“你说呢？”
殷元中说：
“李八碗的大梁，还要你挑，最好是你当。你实在要嫌累，就让茂生当，你给他出主意，是一样的。大家也放心。”
殷元中说完，也看看众人，问：
“大家说呢？”
众人乱糟糟地回答：
“行得啊，要得啊，也是啊，好啊。”
殷茂生也参加了今天的会。他是个坐不住的人，从来是点个卯就走人。这回他好歹坐下了，也是魂不守舍，口袋里的手机隔一会就叫起来，他就跑出去，说半天才回来。那些电话都是他的酒友、牌友和粉头打来的，软磨硬缠地约他早抽身，恨不得把他撕成八瓣卖了。他是他们的小金库。
殷道严看他一会进来，一会出去，很生气，又不好发作。他恨这个儿子不争气，又格外熬怜他。这个儿子是光着屁股在泥巴里爬大的。大跃进那年，殷道严没日没夜地带人挑水库，有次半夜回来，家里说老五不见了。他发动民兵满大队到处找，到半夜也没有找见。想想怕是豺狗叼走了，也就算了。那时候个个都饿得有了吃人的心，少张嘴，不是怎样的坏事。第二天却有人无意发现殷家老五躺在牛屎窖里，头露在外面，眼睛闭着，以为他死了，摸摸却有鼻息。那年他才四五岁，偷吃了队上的红薯，吃饱了就在地头边睡着了。翻个身，掉在窖里，仍睡着。好在那几年牛也死得差不多了，牛屎窖差不多是干的。
那年殷道严在镇上开劳模会。作为对劳模的特别优待，会议结束的那一餐，一个人分到一只白面馒头。其他的几餐会议伙食都是清水煮菜，菜叶间有几颗蛆似的米粒。还没有开饭，老五就来了，踮起脚站在食堂窗子外面。鼻子在玻璃上贴得扁平，眼睛巴巴地看着里面刚上桌的冒着热气的馒头，鼻涕和口水像透明的虫子似的顺着窗玻璃往下爬。殷道严把自己那只馒头抓在手里走出食堂，塞到儿子手上。茂生两只手捧住那只馒头拼命往嘴里塞。细瘦的颈子鲠得蛇似的抽搐。鲠完了，才抬起头，向殷道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