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游戏是远在美国硅谷的华人发明的：一群人坐在一起，通过抽牌秘密产生出少数“坏人”和多数“好人”，“坏人”的任务是在“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尽量隐瞒自己，杀掉“好人”，直至把“好人”都杀完；“好人”的任务是尽快找出这些杀手，维护正义的力量。全部过程在一个法官（主持人）的引导下井然有序地进行。当国内互联网业热起来的时候，“海龟”（海外归国留学生）们也将这个游戏带了回国。先是传遍了网络公司和计算机企业，然后是媒体和演艺圈，现在则有征服所有写字楼的趋势。
紧接着，一个名叫“网上杀人坛”的网站也隆重开通了。版主堂而皇之地介绍说：“这是网络上新开辟的杀人场所，开坛者就是主持人，杀手有密谋区。进入情境之后，你将发现，在网络上杀人比在现实中杀人更神秘，更艰难，通常过程也更长，一玩几天是常有的事。”
我想，也只有中国人才有发明这类游戏的天赋，洋人看了之后一定会叹为观止。这大概又能为中国人增添一项吉尼斯世界之最了。然而，我却对“杀人游戏”发明者和热衷者的心态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如此喜好“杀人”呢？（尽管是“虚拟”的“杀人”，却也折射出他们实际的想法来）他们的内心深处为什么有着如此强烈的杀气？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古龙武侠小说中说写到的“杀气”，它让我透体生凉、浑身战栗。我们是读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长大的，这些“古典名著”中描绘最多的就是阴谋和杀戮。弱者的生命随意地就被强者所剥夺了——谁让你是弱者呢？多疑的曹操杀死了磨刀杀猪准备款待他们的一家老小，性急的李逵砍下了无数看热闹的老百姓的人头，讲述这些故事的文豪们并没有表达丝毫的谴责和厌恶，反而给予肯定与赞赏。这是一个灾民社会里的铁的生存法则。
我们的血液里孕育着粗暴、狂野、凶残的种子。学者赵园将其概括为“戾气”，她认为明代中后期的政局为这种残酷的“戾气”所笼罩。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明一代，以剥皮始，亦以剥皮终。其实，每当王朝末年，这种“戾气”便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气质特征。我们是“文明古国”吗？我们如何解释作为民族英雄的袁崇焕的遭遇？他被愚昧的皇帝凌迟处死不足为奇，而被他所深爱的老百姓所瓜分生吃才让人痛心疾首。我们是“现代公民”吗？我们如何洞悉南京投毒案的罪犯的心路历程？而在其被捕之后，网络上出现了要将其“千刀万剐”、“活煮油炸”、“株连十族”的叫嚣，难道仅仅是出于善良人的“义愤”吗？
今天，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海外的“精英”们，也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暴虐文化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他们虽然满口流利的英文，但他们并没有让阳光照亮心灵那阴暗的角落；他们虽然在某些科技含量很高的行业里工作，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呈现为荒芜和冷酷的特质。他们的智商可能极高，情商却可能极低；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可能是超前的，在情感上却可能比猴子还要迟钝。这一巨大的落差，导致了某些“青年才俊”在精神和心理上都处于不健全的、甚至扭曲的状态。他们在“杀人”游戏中体验到了“至高的快乐”——可悲的是，这是他们的生活中仅有的快乐。而我想追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玩“杀人”的游戏，而不去实施“爱人”的行动呢？
中国人很早就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法家就提出过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雏形思想。所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一下子就成了“进化论”的信仰者。我们的童年很少接触到安徒生和格林写的美丽童话，很少体验到那些优美的文字背后的爱、同情和怜悯。我们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身边的人们，仿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人”。长此以往，我们对杀戮和鲜血逐渐麻木了，我们失去了对生命最基本的珍惜和尊重，我们因为自己的“坚强”而感到骄傲。报纸上经常出现一些与生命的消逝有关的惨痛消息：某某矿井坍塌了，数十名矿工丧生；某某歌舞厅起火了，数百人葬身火海；某某大楼倒塌了、数十个工人死亡；某某船只沉没了，数百人被大海吞噬……然而，对于这些消息，没有多少人会留意、会惊诧、会愤怒、会悲哀。我们轻轻地就翻过了那页报纸。
就在我发出这样的追问的同时，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一个曾经担任外企高级程序员的年轻人，为了抢劫数千元而入室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这个网名叫“无情”的著名“黑客”，曾经参加中美撞机事件之后“红客入侵美国”的“战役”。他在监狱中居然大言不惭地写道：“我和所有青年一样，有一颗不容置疑的爱国之心，深深爱着我伟大的祖国。”他似乎认为，他参加过“远征美国”的“光荣战斗”，即便是杀了人，因为有过辉煌的“爱国经历”，就应当享受某种“特殊待遇”——至少不应当被作为普通的刑事犯。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凶残的杀人犯，我无法理解他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祖国”——在我看来，祖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祖国是由具体的土地和人民组成的。一个人难道可以一边声称自己爱国，一边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同胞？一个以邻为壑的人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爱国者呢？评论家马少华分析说：“一个在网上‘爱国’的人，在网下却不能爱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这似乎不符合一般伦理的逻辑，但却是一种‘伦理的现实’。这个网络才子，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而爱国正是一个高层次的情感；‘爱人’却是一个较低层次的情感，因为后者更具体、更实在，不免要去爱那些低于他的评价标准的人们——这是难事。一个谁都不爱的人，竟然误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这当然不易证明，却也不易证否；而‘爱人’则比爱国更容易得到事实的检验。所以他的网名——‘无情’——倒更准确，事实证明他也的确如此。”其实，这是从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波尔布特这些独裁者们共同的思路，至死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伟大爱国者。幸亏这个网络天才没有成为政治家。他死也没有忏悔。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被害人的父母捧着儿子的遗像走上法庭。面对遗像上死者的眼睛，他一脸漠然。无论是问讯还是庭审笔录上，他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说过一句道歉的话。有一套坚硬无比的伦理支撑着他，忏悔和道歉何谈容易？在我看来，此人就是网络时代某一部分“新青年”们的突出代表，只是他心灵中的恶在某一时刻突然迸发出来了，而大多数人勉强把这种恶压抑在内心深处。
在好莱坞电影中，经常出现玩某种“杀人游戏”结果却“弄假成真”的故事，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八毫米》就是这样一部检验人精神韧性的影片。影片中那个面对摄影机杀人的雇佣凶手和在电视机前观看杀人场景的富豪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正如在现实生活中实施了杀人行动的电脑天才和更多不知名的、在网络上以“杀人”为乐的家伙也是同一类人。而要消除杀人的欲望、终结无边的戾气，惟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药就是爱心，就是耶稣、甘地、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和昂山素季们为我们指出的道路。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最近按照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测出：中国离现代化只需十三年。专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居世界第六十六位，比一九九三年上升了七位。从主要指标看，中国有四项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三项超过了现代化标准。其中成人识字率百分之八十三，超过了标准百分之八十和世界平均百分之七十一的水平。报告认为，二十年间中国现代化指数平均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六，按此速度预测，还需要十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专家”的话是权威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迷信专家的国度里。因为专家这样说了，所以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宣告：我们已经是“准现代化”的国家了。十三年的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我心里依然疑惑：我们真的离现代化这么近吗？
某些统计数据向来是当不得真的，因为那是专家们设计出来给某几个领导人看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于最高决策者的失误，造成乡村中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活活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而官方的各种报表和报道上，依然是一派形势大好、莺歌燕舞的景象。我不知道那时专家们使用的数据都是怎么得来的。今天社科院的统计数据与之相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成人识字率百分之八十三，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在我的故乡、四川成都边上的一个小县城，农民当中文盲的数量都接近半数之多。这里还是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天府之国”，更不用说广大的贫困落后地区了。这些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假数据，居然被学者们当作确凿的论据来使用，可见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学者们是多么地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他们要么就是太愚昧，要么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用“学术”来向领导献媚。我猜想，这些宣布中国还有十三年就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学者们大概一辈子都呆在首都方圆十里之内。因此，我只想对这些专家说一句话；与其在书斋里空想，不如到乡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退一万步说，即使以上的数据都是真实的，但仅仅靠几组数据就能够说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吗？“现代化”是物质的，它更是精神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是让国家的公民都能够过上民主的、自由的、幸福的、有尊严的、享有充分人权的生活。
农民来到城市以后，无论在市民的眼里还是在政府执法部门的眼里，他们都是“次等公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数千万的“流动人口”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离开他们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城市打工挣钱，他们一般被统称为“外来人口”，以区别于本地居民。湖北大学人口学教授杨云彦说：“我认为‘外来人口’这个称呼是不科学的，但大家都在用，我也得用，不过我都加上一个引号。”人们还发明了“打工仔”、“外来妹”这些称呼。
一位新浪网友在文章中描写了一名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来到广州、却被莫名的力量吓死的外来妹的悲惨命运——
某日，她跟所有辛勤的劳动者一样，下班回来冲了凉，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嘭、嘭、嘭……”好梦刚开始，朦胧中听到一阵霸道的擂门或踢门发出的巨响，接着传来吆喝：“开门！开门！查房了。”
接着又是“嘭嘭嘭”的声音，此起彼伏，刺破陌生的夜空。
一阵惊悸。除了在初中课本中读到过杜诗“有吏夜捉人”的描绘，她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
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所谓查房，主要是检查房客是不是良民，有无暂住证，有无违法犯罪行为。请问本地人，没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