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所谓查房，主要是检查房客是不是良民，有无暂住证，有无违法犯罪行为。请问本地人，没有证据，谁敢无缘无故半夜敲门查你的房吗？你被查过房吗？一般没有。外来人口才是怀疑对象。
新刑法实施后，我国法律程序中的有罪推定原则，改成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一次尊重人权的根本性的改革。可是“外来人口”却还在被“有罪推定”。他们总是怀疑对象，有义务自己证明自己的无辜。
初来时，也曾听说过是要查房的，但她初来，还来不及办暂住证，再说，为找工作，带来的钱早花光了，工资还没到手，凑不齐办暂住证的几百块钱。可是，没办证，是要被抓去罚款的。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她担心的是，他们是真查还是假查？姐妹们曾叮嘱过要小心，不久前一个姐妹被冒充查房的强奸了。
“嘭嘭嘭”，敲门声一阵紧比一阵，显然是不耐烦了。想逃，想躲起来，可是她又后怕起来，她听说，前不久，一个没办暂住证的外来工翻墙逃跑，被查房的治安员开枪打死了。
在异地他乡，半夜三更，倍感无助，她的肌肉一阵紧缩，她的心脏起了痉挛。她捂着心口，晕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她的脸上写满惊恐。
一朵鲜花就这样枯萎了。
她跟所有女孩子一样向往着美好生活，可她却被半夜里擂门的声音吓死了。
当然，她的遭遇，并不是所有外来工的遭遇，可她的遭遇不是偶然的，在半夜查房中死亡的，她不是第一个，她也将不是最后一个。
我想追问社科院的那几位学者：对于这名被活活吓死的女孩来说，现代化还有多远呢？他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所研究的“现代化”根本就与这类“外来人口”无关。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张传玖写的一篇题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户籍制度的世纪心问》的文章，文章写道：“一件事发生在‘五一’前。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似乎对外来人有什么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清理不可。其时正在一建筑工地打工的表兄自然属被清理之列，也被清理回家了。后来他在电话里跟我说，那几天很忙很累，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了。四月十一日晚十点左右，朦胧中被警察的一阵呵斥声惊醒。他们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慌忙掏出了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等必办的证件，但警察看也不看就扔在了地上（有的还被撕了），无论怎么解释、怎么哀求，都毫无例外地被送到远郊的县里关了起来。后几经交涉，让每人家里寄三百元不许问的什么费才让回家。当然还不能自由地回家，而是被‘遣送原籍’：一站交一站，一路被看守着运回原籍。一路上，几个打工仔劳顿得不成人形，快到家时他们抱头痛哭：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而遭此厄运！有人甚至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城市来了！表兄因为舍不得几个月的工资，‘五一’的风头过后，又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问我是否认识公安局的什么人——他担心‘十一’又被清理。”
在某些大城市中，“民工”的地位就如同印度的贱民和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黑人一样。在某些人眼里，农民不仅不是“公民”，甚至也不是“人”。节日只是少数权贵的节日，对于大多数民工来说却是噩梦。他们从事着最为艰苦的劳动，却没有因为劳动而获得基本的尊严。在这块土地上，表面上没有种族的分野，但在一些建筑工地上和在一些私人煤窑中，民工无依无靠、忍饥挨饿、恐惧而孤独。现代文明之于他们，似乎触手可及，其实却远在天边。对此，张传玖高声呼吁说：“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消除不公正的户籍制度必将是意义更加深远的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没有理由再让计划经济条件下那套僵死的户籍制度成为跨世纪的制度了，中国人早就应该真正平等起来——平等地分享本就属于全体国民的发展机会和全民所创造的财富，自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流动和迁徙。如此，民族幸甚！国家幸甚！！”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得不在自己的祖国“暂住”，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资格号称“现代”和“文明”呢？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随时面临的是被收容和遣返的命运，那么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岂不成了一纸空文？在抗日战争时代，沦陷区人民出门时不得不携带“良民证”，接受手持刺刀的日本士兵的苛刻盘问；如今，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民工们，却像“偷渡客”一样躲避警察的拳打脚踢，这种耻辱有甚于昔日。
由于学术界和权力机构均无意获取真实的民意，张传玖的呼吁依然仅仅是无人理睬的“呼吁”而已。高高在上的专家学者们是听不见这些呼吁的，他们只对抽象的、复杂的数据有兴趣，他们会绘制许多精美的图表。这都是深不可测的“学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用这样的“学术”来证明。然而，对我来说，每一个受凌辱的同胞的命运，显然比那些学者的数据更加真实。面对这些被侮辱的生命和灵魂，我得出了与学者们迥然不同的结论：中国离“现代化”的距离，还很远很远；中国人要过上真正“人”的生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那些故意说假话的专家学者们，比政客更让我厌恶。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斯德哥尔摩的沉船
斯德哥尔摩的沉船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海港里，有一座庞大而显眼的沉船博物馆。博物馆里珍藏着一艘当时全国最大的战舰。这是一艘工艺先进、装备精良却又不幸“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巨型战舰。当地朋友告诉我，来斯德哥尔摩，沉船博物馆不可不到。
博物馆里的环形投影屏幕生动地表现了战舰沉没时的可怕景象：这艘作为国家荣誉象征的战舰正在开始它的处女航。也许是火药库起火，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甲板被炸出了一个巨洞，海水汹涌而出。谁也来不及拯救船的厄运，虽然这里离海岸并不远。在岸边亲人们悲痛的注视下，数百名水手随同受伤的战舰一起沉入黑暗的海底。这是一部模拟的短篇，其饱满的画面和逼真的音响，让每一个观众都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我看来，这次事故中，最可惜的不是象征着强大国力的战舰的覆没，而是数百个年轻强悍、充满朝气的生命的消逝。每一个年轻战士背后都有一双母亲含着泪水的眼睛，每一个鲜活生命心中都有一张妻子美丽的脸庞。
那个时刻，是一个令瑞典这个海上霸主举国哀悼的时刻；那个时刻，是一个令无数颗心灵破碎、令无数个希望消亡的时刻。那一天，堪称瑞典的“国耻日”。那个时刻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依旧铭刻在瑞典人的心中。
我漫步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博物馆里，攀登上一级级环形楼梯，从不同的角度观看这艘相当完整的沉船，不禁浮想联翩。海水冻结了沉船数百年的光阴，与它同龄的战舰几乎全都在战争中灰飞烟灭了，它却“因祸得福”地成了“活化石”。在数百年前，瑞典人的造船水平就达到了如此鬼斧神工的地步。这艘沉船提供了最好的见证。旁边一个个的展厅中，展示着当时船舱内部的设置以及各种打捞上来的物品。主人的尸骨已经荡然无存，而这些瓷器、烛台、钟表，还在娓娓诉说着悲凉的历史。更让我感慨的是：那次的沉船事故，本来是一个莫大的耻辱，瑞典人却坦然地把这一耻辱凝固在首都最显眼的地方。当我坐上轮船离开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再次与这座庄严肃穆的沉船博物馆相遇。它静静地横卧在港口的岸边，威严地注视着一艘艘崭新的、现代化的轮船来来往往，这些轮船都是它的子孙啊。
沉船的打捞，在二十多年前曾是瑞典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新闻。博物馆里有一组这样的照片：瑞典国王亲自穿上潜水服抵达深海之中，捞起一块饱经沧桑的沉船残片。国王是潜水爱好者，国王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当年的瑞典国王亲自战斗在前线，今天的瑞典国王则亲手打捞自己民族的历史。
我尊敬这个民族“宠辱不惊”的心态，他们才真正做到了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呢。不像我们，因为有着牢固的“遮羞”和“避讳”的传统，从来都不愿正视事故和失败。在我们的文化生态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永远光荣、伟大和正确，听不得一点意见和批评。我们会像瑞典人一样兴高采烈地打捞一艘还没有作战就沉没的战舰吗？不，我们一定不会。我们会对此轻描淡写乃至于干脆就不承认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们奉行鸵鸟的生存哲学，以为把头藏到沙堆中，就能够不被发现。我们太实用主义了，我们信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结果所有的温情、记忆和怜悯都被扭曲了。我们太看重“面子”的重要了，我们很会玩弄文字游戏，虽然“屡战屡败”，在奏章中却被写成了“屡败屡战”。这样就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赐。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我们是“中华语言文字国”。在玩弄语言文字方面，我们的能力举世无双。
我们不会坦荡地为一艘没有功勋的沉船建设一个博物馆，我们不会向外人展示自己“不光彩”的那一面，巴金老人倡导的“文革博物馆”直到今天依然还是空中楼阁。人人都在庆祝巴金百岁的生日，却没有人愿意实施其建设“文革博物馆”的心愿。我们专门记忆自己的成功和光荣，故意忘却自己的失败和耻辱。我们不知道，失败比成功更值得记忆。因为，在失败之中，隐藏着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尊重一艘沉船，也就是尊重一次失败的经历；而正是通过咀嚼上一次失败的体验，才可能在下一次的旅途之中拥有安全与幸福。
凤凰城里的“老先生”
在湖南卫视拍摄的一个专题节目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幕触动我心弦的细节：一名到湘西凤凰城旅游的外地游客，刚刚走下小船，码头上就有几个小女孩热情地围上来。这些十二三岁的湘妹子，拿着编好的一束束野花，七嘴八舌地说：“买一束花吧，去送给老先生。”
“老先生”是谁呢？
乡亲们口中所说的“老先生”，原来是二十年代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大作家沈从文。
一九九二年，沈从文的骨灰播迁故土，场面冷冷清清。当地的报纸只是不咸不淡地发了一则几十个字的短消息。而几天后一名地方官员去世的消息却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故乡似乎忘记了沈从文这个优秀的游子。
然而，遭受半个多世纪冷遇、排斥乃至迫害的沈从文先生，在最近十几年来却日益绽放出灿烂的光彩来。即使是那些着眼于开发本地旅游业的官员们，也忘不了要打出沈先生的旗号，他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个旗号所拥有的巨大的号召力。许多官员死了之后立即化为尘土，而沈从文虽然离开了我们，却借助文字获得了永生。沈从文是在凤凰城的水边长大的，他曾经与同龄的孩子们在水边嬉戏。在《自传》中，他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