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
有这样的一种人生境界让我们仰望，我们何必惧怕脚下的淤泥呢？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写给先锋书店
一九八九年英年早逝的青年诗人骆一禾说过：“我在中国大地上独自醒来，那时候我在这块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诲、寻求我的思想、壮大我的身心。这个过程发生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也发生在我们祖国的平原、海道和河川。”当我在南京先锋书店的门口看到一幅巨大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画像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段话。骆一禾以他自己的方式告别了九十年代。我们却不得不承受目前的一切：生活在一个爱和正义受到蔑视的世界，生活在一个精神和心灵受到漠视的时代。夜晚像棉絮一样沉重，黑暗像水银一样倾泻。每一个对爱和正义有信念的人，每一个对精神和心灵有坚守的人，都如同旷野中的先贤们一样，寂寞地行走在路上，孤独地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而在这漫漫的旅程中，我们需要家，需要故乡，需要驿站。北京风入松书店的标识是哲人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憩居”，而南京先锋书店的标识则是诗人特拉克尔的诗句“大地上的异乡者”——对于我来说，一个好的书店就是一间能够给“大地上的异乡者”们提供“诗意的憩居”的旅社。
书店真是一个奇妙无穷的时空。想想看，在一处狭小拥挤的地方，聚集起若干时代、若干国度最有智慧的人们。本来，他们之间互不相识，却在这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结识之后开始热情的交谈和讨论。想想看，无数的读者来到这里，又离开，然后又有新人来。他们不一定每次买书，也许只是随便翻翻。书店就好像是客栈，或者是烽火台，好消息在这里流传，大家一起分享一捧甘甜的泉水。在来来往往的读者中间，也许就有某一本书的作者，他也许是来看看书架上有没有自己写的书，也许是来挑选别人写的书。读书的人和写书的人都是朋友，仿佛前世就已经认识。跟凝固而僵化的图书馆相比，书店更具流动性，也就更具生命力。书店里的书在流动，书店里的人也在流动。正是在流动中，我们窥见了生命的秘密。生命的秘密在于寻找。
对于像我这样的读书人来说，到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到过的城市，首先要寻访的便是这个城市的书店。然而，在许多城市的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满各种各样灯红酒绿的商业网点、大大小小吃喝玩乐的处所，偏偏就是没有书店。这时，读书人便只好根据读书人之间口耳相传的信息，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能否找到一家好的书店，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的爱读书的标尺之一。终于，舟车劳顿之后，读书人抵达了他们想要到达的地方，然后像饥渴的人猛然扑到面包上一样融入书架之间。读书人把书店当作城市的“眼睛”，他们对一家书店的印象，直接关系着他们对整个城市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锋书店的存在，明显地提高了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身价。先锋书店没有诞生在北京和上海，反而诞生在南京，这本身就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文化事件”——在一座以传统为骄傲的城市里，公然宣扬自己的“先锋”风格，这本身就说明了这座城市依然具有相当的宽容度和生命力。
这几年来，我很少去新华书店——那呆板的陈设、陈旧的书籍和低劣的服务让我望之却步。我也很少去那些大得像海洋一样的“图书城”，那里的书虽然浩如烟海，却没有几本是我所需要的。我去的最多的，是那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营书店，尤其是地处大学附近、以学术文化为旨归的民营书店。书店与大学是互动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永远都有青春热血的年轻人到书店来寻找他们的精神家园。以大学为靠山的书店，也就逐渐成为大学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先锋书店就是其中之一。它吸引了南京的学子们，也吸引了远道而来的我。每次到南京，它总是我不可缺少的一站。玄武湖可以不游，夫子庙可以不逛，但先锋书店却不可不去。而每次去先锋书店，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里，有好书，有朋友，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作家店主——钱晓华。
先锋书店的店员们，不少是年轻而美丽的女孩子，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女孩子。看到她们的美丽，就如同看到江南的美丽，让我在心动之余别有一番惆怅，而越发厌倦风沙扑面的北京。有时，正在阅读一本寻觅已久的好书，旁边有人会悄无声息地递上来一杯清茶，抬头一看，是一名带着“水莲花般不胜凉的娇羞”的女孩子。或者，是一位穿着红毛衣的年轻小伙子，乱蓬蓬的头发，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发着光，他就是先锋书店的主人钱晓华——此“老板”非彼“老板”也，钱晓华是南京大学作家班的学生，因为爱书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干脆就自己开了一家名为“先锋”的书店。为了开书店，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正是这份罕有的痴迷，先锋书店很快就名声鹊起，成为南京读书界的一面“旗帜”。南京的读书人没有不知道先锋书店的，外地的读书人也纷纷闻名而来，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喜欢先锋书店，因为它是一家有“人气”的书店。我这里所指的“人气”，不是“买卖兴旺”的意思，而是说这家书店带有主人特殊的个性和气质。从赠送给读者的小书签到角落处设置的小软垫，都散发着主人浓浓的温情。钱晓华说，开书店最大的快乐就是既能读书又能交朋友。他不是学者，没有研究学问的时间和精力；他却是“杂家”，他听取到过书店的每一位学者作家对书籍的评价，然后迫不及待地将新书和好书推荐给朋友们，那份热情就好像是向客人介绍自己引以为骄傲的孩子。他经常漫步在书店里，像是沙场点兵、多多益善的韩信，脸上散发着骄傲的微笑。
我时常发现书店中有一连站几个小时读书的大学生，他们因为囊中羞涩，只能用这种方式与自己心爱的书籍保持如此“近距离”的亲密。大学时代的我，也经常是这类“白看”的读者的一员。好多好书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读完的，虽然不曾拥有，却在心底里留下了最深切的印象。那时，站上几个小时都不觉得累。我相信，许多青年学子以后都会感激先锋书店，也会感激钱晓华。在前途暧昧不明的人生旅途上，先锋书店曾经是一个不收费的驿站。虽然简陋，却在最关键的时刻遮风挡雨。
我喜欢的诗人在蔡恒平在《月光十四行》中写道：
请让我把你比作月光：温润如玉
像朴素的客厅，像秋天的松明
像家：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我要把这几句诗转送给先锋书店，送给这个读书人和爱书人的家。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乡村生死场
——序许宏泉《乡事十记》
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母题。相对于历史悠久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的诞生不足百年；相对于海洋般广袤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不过是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知识分子只有身处都市方能发挥其“文化催化器”的功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来自于乡村，即便是最为“西化”和“洋化”的胡适，也终身不改他那乡下人的气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观照乡村的时候，一般都从两个角度锲入：一是个体生命与乡村的关系，二是权力与乡村的关系，而这两个角度却又“剪不断、理还乱”，无法间离与分割。
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过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大脑“过滤”的乡村：有鲁迅的绍兴，有沈从文的湘西，有萧红的东北，也有沙汀的四川；有莫言的高密，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有李锐的吕梁山，也有刘亮程的新疆。今天，又多了许宏泉在《乡事十记》中为我们描述的皖东乡村。
鲁迅的《阿Q正传》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小说”和“农民小说”。《阿Q正传》揭示了乡村与现代国家权力之间荒谬的关系：现代国家权力无力全面统治乡村，却又开始入侵乡村并企图将乡村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网络”之中；同时，乡村里的人们依然处于某种“自然状态”，在“不争”与“不幸”的漫长循环中麻木着。
鲁迅精辟地描述了乡下人对“革命”的看法——
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就动手剪辫子，听说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尔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着这危险。阿Q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这种“蒙昧”的状况，未免让激情澎湃的孙中山和黄兴们感到沮丧。但这却是真实的“乡下人的思维”。他们对于“改朝换代”漠不关心，却为保存自己的辫子而杞人忧天。他们天真地以为，“不上城”就可以避免受到现代国家权力的支配和改造，继续过自己原有的生活——这种生活尽管并不“幸福”、并不“诗情画意”，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自从“革命兴起”之后，阿Q们便再也不能享受“化外之民”的“自由”了。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的阿Q，却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而被杀。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现代中国“等待戈多”式的开端。
在许宏泉的《乡事十记》中，我特别注意到《生与死》一篇。这篇几千字的短文堪称《阿Q正传》的“姊妹篇”，它是为“后阿Q时代”所作的一个小小的“脚注”。在中国的乡村里，“生命意识”淡如水、薄如纸，正如《生与死》的开头所说的那样：“乡下人说，生和死就像一根绳子，一头是生，一头是死，生的开始就是朝死奔走的日子。绳子拉个圈，生和死本就挨着，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是回到生之前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各安其命”的民间信仰，人们以此来麻醉日常的苦难、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也就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杜赞奇在以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指出，在传统中国，“国家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以及大众文化中的象征性资源等渠道深入下层社会。”但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国家权力则逐步摧毁了以上所有的渠道，而直接粗暴地对乡村进行干涉。
《生与死》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树的女人改快要临产了。改曾经三胎难产，孩子一落地就没了气。这次，树精心呵护着女人，巴望着她生下一个生龙活虎的小子。恰恰在这个时候，队长来催促树参加集会。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