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 第26节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哪个文人不帮闲？

　　　　——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我很喜欢读王彬彬的文章，在门户森严、批评变成表扬的文学评论界，王彬彬是一个不被学院派的贵族们所喜欢的“异数”。某些雍容华贵的老先生指斥他为“骂派”，说他以“骂人”之术来求得自己的出名。然而，学者丁帆在评论王彬彬的时候，却有一番诚实而中肯的话：“如果作一自我反省的话，我以为，包括我在内的苟且‘学者们’，都没有‘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尼采语），失去了一个学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应有的文化批判立场，我们不引以为愧疚，反而还要去指责勇者的缺点，恐怕这正是中国当下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悲哀！把有文化批判锋芒的思想批评，排斥在学术和学理之外，这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甚至是可耻！”这是近年来我很少听到的沉默的“成人世界”对那个勇敢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由衷的认同和赞赏。但是，丁帆这样的君子是极少数，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成人”比皇帝本人还要仇恨孩子，因为孩子的勇敢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于是，那些面对强权的时候无比懦弱的家伙，在攻击和辱骂孩子的时候却显得相当的英勇。　　　　
　　　　王彬彬并没有拒绝“箭垛”的命运。在新作《文坛三户》中，他第一次集中凸显了由金庸、王朔和余秋雨所组成的“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表面上看，金、王、余三人在年纪、身份、性格、文风、读者群体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但王彬彬却发现了他们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特征。”金、王、余三人不是传统意义上身份单纯的作家或者学者，他们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比如金庸之创办《明报》、王朔之投身影视、余秋雨之“凤凰之旅”。他们的作品拥有巨大的印数和读者群，他们在传媒上的声音也被无限地放大。因此，剖析和评述这三个人物，旧式的文学理论远远不够。王彬彬也深知这一工作的艰巨性，他引入了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通过对已有的“批评”的“再批评”，使得《文坛三户》不再是一本文学圈子里的讲义，而是一张给当代文化的栩栩如生的素描。　　　　
　　　　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既不同意严家炎教授将之高估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不同意王彬彬将其全盘否定为“文化糟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作为民间文化组成部分的“侠文化”，固然有其暴虐的一面，但在面对儒法一体化的专制道统和统治术的时候，却也不乏正面的意义。这也正是太史公为什么要为游侠们作传，而《游侠列传》也成为《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的原因所在。当人类进入文明和法治社会之后，“侠”便消褪为一种梦想和游戏，在中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比如英国有罗宾汉的传奇、美国有西部牛仔的故事，好莱坞的“邦德片”也长盛不衰。中国的武侠片在最崇尚法治的美国颇受欢迎，《卧虎藏龙》更是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难道我们能说因为美国人喜欢武侠片，就证明他们中了专制文化的毒吗？我认为，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不过是消遣读物而已，无须对其“过度阐释”。欣赏和否定的两派，都犯了同样的、“泛意识形态”的错误。当然，金庸小说和金庸其人应当分开来看——金庸小说承担不了“帮闲文学”的使命，但金庸其人近年来却作了不少帮闲的表演，诸如在浙江大学的演讲中大谈“大学生要向解放军学习”云云，让我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文坛三户》中对王朔的分析更加精彩。循着朱学勤的思路，王彬彬深入梳理了王朔与“大院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年，我阅读朱学勤先生评论王朔的文字时，不禁拍案叫绝。朱先生在绝大多数文章中都保持着自由主义学者的谦和大度，惟有在谈及王朔时，才显示出了压抑不住的激愤来。我理解他的这种激愤，因为他谈论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王朔，而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现象、一种反平民的“伪平民写作”。以王朔的小说和言论为素材，王彬彬概括了“大院文化”的特色：大院子弟认同并捍卫严格的等级制度，宣扬残酷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敌视文化、知识以及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王朔是大院里的孩子，他与北京本土的文化传统（如老舍的北京、《城南旧事》的北京）毫无关系。有人仅仅因为王朔在小说中运用北京方言就认为他是“京派作家”，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我同意王彬彬对余秋雨的一个整体性的评价，他认为：“余秋雨是反对学者固守书斋的，他走出了书斋，但却没有踏上大地，而是飘荡在云空。他所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与现实有关，但却几乎没有一句能落到实处。也可以说，余秋雨是以一种积极投身现实的方式在巧妙地逃避着现实。他比许多固守书斋的知识分子离现实远得多。余秋雨的文化姿态的确显示出他有着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这使他获得了巨大的世俗成功，但也妨碍了他在学术和艺术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这一评价是客观而公正的。我注意到余秋雨的那篇写庐山的才情潇洒的文字，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与庐山的渊源都被他写得淋漓尽致。然而，作者偏偏回避了“庐山会议”这一重要的史实。博学多才的余秋雨不可能不知道领袖们曾经在庐山上开过会、不可能不知道彭德怀的悲惨遭遇、不可能不知道当时饿殍遍野的事实，而他在明明知道的前提下故意回避，其背后的利弊考虑显然是耐人寻味的。此一例子足以说明余秋雨有着“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而正是这种“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导致了中国文人普遍的“软骨症”。　　　　
　　　　王彬彬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忏悔”问题以及我对余秋雨的批评。在“余杰有多大的失误”一节中，王彬彬指出：“余杰最大的失误在于把‘忏悔’与基督教情感、基督教意识、基督教观念搅和到一起。”他进而认为：“余杰的文章，之所以招来许多人的嘲讽和批驳，与他的那一套基督教神学话语该有相当的关系。”我同意他后面一个现实的描述，但我认为，这不但不是我的失误，反而是我讨论这一问题的最终目标。从策略上来说，如果不引入基督教话语，的确更容易让我的观点为国人所接受。但是，我要追问的是：脱离了信仰的背景，讨论“忏悔”还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佛教中早有“忏悔”一说，但只有在基督教文化中，“忏悔”才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维全面地呈现出来。没有对人本体的“罪性”的认识，自发地产生“忏悔意识”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坚持自己所体认到的真理，比获得别人的赞同和表彰更重要。尽管嘲讽和反驳我的人多，并不能说“正确答案”肯定就在多数人的那边。　　　　
　　　　即便是王彬彬这样一位优秀的文艺评论家，也对信仰和宗教问题表现得如此淡漠乃至反感，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同时，这也显示出在当今中国，信仰的缺失是何等严重。我对余秋雨的批评和对“忏悔”问题的关注，其实是想凸现出“有信仰的人生”与“没有信仰的人生”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没有信仰的人生只能是“优孟人生”——知识改变不了生存的质量，文化也改变不了生存的质量，惟有信仰能够像光一样照亮我们的生命。在我的几篇相关的文章中，“忏悔”显然比“余秋雨”重要，“引进新的精神资源”显然比“考据历史旧账”重要。然而，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之后，“重要的”却变得“不重要”了，而“不重要的”则变得“重要”了——这就是媒体的“魅力”。“忏悔”迅速成为一个“时尚”的词汇广泛传播，后现代文化展现出其强大的解构能力，“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在一瞬间就变成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因此，这场讨论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刘小枫在的《拯救与逍遥》中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思想界日渐忽视或轻视西方精神结构中的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在今天这样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转型期，我们不能继续无视信仰的意义。尽管王彬彬不无尖刻地批评我“以一种基督教神学家的口吻来阐释‘罪’和‘忏悔’”显得“有些荒谬”，但是我想反问的是：既然你已经发现了“帮闲”是中国文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帮字号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潮，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可怕的状况呢？文人选择“帮闲”的角色，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缺乏恒定的信仰吗？如果没有新的精神资源的引入，仅仅依靠中国本土儒道释法的传统，是否能够锻造出崭新的人格形态来？昔日梦想“为天地开太平”的新儒家诸子，在“伟大领袖”的面前，哪一个不是五体投地呢？今天顶着哈佛耶鲁博士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巨额金钱的引诱下，哪一个不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品性的改变、人文精神的树立、学术尊严的确定以及良心的呵护，都需要恒定的信仰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们无法求助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精神资源，正如刘小枫所论：“深渊与拯救乃西方精神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的生存意义的恒长主题，一如出仕与归隐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长主题。在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看来，人处身于罪的沉沦与上帝的拯救的中间状态。人的自由意志属于坠落与得救的生存抉择，人生的潜在可能性恰恰在于光明变黑暗、天使变魔鬼的辩证法。圣子耶稣流泪的双眼正因为看到人的德性的脆弱，方才以自己的亲身受难和自我牺牲的爱托付难免跌倒的人身。”儒家虽然号称“内圣外王”，但从来都是自欺欺人。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知识”与“分子”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谢泳的新作《没有安排好的道路》，是一本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名”的著作。近十多年以来，谢泳一直从三个独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一个人（胡适）、一本周刊（《观察》）和一所大学（清华大学）。以前，我读谢泳的《教育在清华》，不禁感叹作者能够对原始材料作如此细致入微的爬梳，而议论则做到了“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谢泳虽然身在山西，似乎是“处江湖之远”，但他的治学态度却比某些“居庙堂之高”的学院派学者还要严谨。另一方面，谢泳显然又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他最终是想勾勒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心灵世界，并且通过对“道路为什么没有安排好”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