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就业的难易、收入的高低。所以，尽管北大拥有中国大学中名列榜首的学术成就，但由于长期注重基础学科教育（即俗话说的“长线”），在许多考生和家长眼中早已不是“香饽饽”。于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生源和增加经济的收入，北大不得不在学科设置方面进行“调整”，以“俯就”的姿态来面对瞬息万变的新时代。这未尝不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
然而，我很担心这种没有原则的“俯就”，它可能会导致北大学术传统的断裂和学术水平的下降。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北大应当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定位：它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中国的“思想库”的角色，它必须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前瞻性的、国际级的学术大师、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在培养一部分实用性、技术性人才的同时，北大更应当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并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的“心脏起搏器”。我认为，培养几个走红的影视明星、几个聪明的小报记者、几个公司的经理人员，并非北大的主要任务。没有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北大，才是没有灵魂的北大；而没有影视明星、体育健将的“加盟”，却丝毫无损于北大的伟大。不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战略性思维的北大，才是辜负其百年声誉的北大；而少出几个名流和官员，并不足以让我们叹息。
有人说，北大开办传媒方面的学科，是为了克服大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正确举措。但是，我却认为，大学与社会的有机整合，并非通过开办一些“热门专业”就能够实现。打着“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幌子，将大学办成一个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将对大学精神造成严重的伤害。大学当然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旁观者”，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拉·哈卡维清醒的警告：“我们的重要大学不能把富裕、自大、秀美的小岛建立在贫穷、罪恶和绝望的海洋之中。”但是，大学有着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特殊方式——大学的使命意味着把大学丰富的资源与我们最紧迫的社会、公民、伦理问题，与我们的儿童、学校、教师和我们的城市及农村联系起来。大学是社会的引领者，而不是跟从者；大学不应当成为世俗价值观念的附庸和回声筒，大学应当致力于解决当今世界的根本性命题。
北大创办传媒方面的专业，如果能够沿袭昔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传统，也许能够重新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来。但是，据我的观察，目前无论是系科的设计，还是教师的配置；无论是学生的理想，还是校方的期望，都并没有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进展。这里聚集的是一群希望立即钓到大鱼的、缺乏起码的耐心的垂钓者。好些教授和学生都是抱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心态进来的，在他们眼里，媒体仅仅是一个能够迅速获得“产出”的朝阳产业而已。媒体背后的道义力量和公正精神则并不在研究的范畴之内。如此传媒学院，难道能够培养得出像萧乾那样优秀的新闻记者来吗？当年，萧乾奔赴欧洲血雨纷飞的二战战场，出生入死、马不停蹄地采写战地新闻，恰是一名“不带地图的旅人”。今天选择传媒的学子们，多少人有萧乾的理想呢？
北大的“俯就”姿态，让我开始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与商业和世俗世界之间，究竟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学应当追赶时尚和潮流，还是应当为社会提供前瞻性的蓝图与理想？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正在积极应对技术更替和文化嬗变的诸多重大挑战。而像北大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还面临着诸多的任务：一方面需要从昔日受苏联影响的僵化的教育体系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则需要恢复民国时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一方面要应对商业浪潮的侵略，另一方面则要突破体制的桎梏。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不仅要贴近时代脉搏、为社会提供更加广义的教育服务，还应当坚守作为思想文化和技术的“原创地”和“摇篮”的性质、充当时代的先锋。让人遗憾的是，对于后者，北大思考和实践的并不多——而这恰恰正是北大这所独一无二的大学所应当承担的使命。放弃这一使命，北大也就沦落为一所普通的技术学院和社区大学了。
其实，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与良好的经济运作、以及发挥对学生的巨大吸引力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对此，美国教育家哈柏自有一番心得体会。哈柏是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他劝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投资创办了这所著名的大学。哈柏为芝加哥大学打下了浓重的精神底色，也创立了它的盈利模式。他不断敦促教师和学生为自己的学校争光，他期望每个教授乃至研究生都能著书立说，并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哈柏是以别人建造铁路和创建工业王国的那种“果断的决心”来建设一所大学的。他论述说，学术研究是学校的本钱和力量源泉。只有创造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出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学校才有可能挣到钱。哈柏告诉芝加哥大学的师生说：“我们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让别人跟着我们的方向走。”正是有了哈柏的明智的思路，作为后起之秀的芝加哥大学，才迅速在美国众多的大学中发展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大学就涌现出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获得了社会各界丰厚的财政支持。面对芝加哥大学的成就，就连投资者洛克菲勒也表示：“这是我平生所作的最佳投资。”哈柏认为，如果学校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甚至为了挣钱而不惜牺牲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那么这所学校也就不可能获得让别人羡慕的声誉。而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连一分钱都赚不到。
很不幸的是，今天的北大正在走向哈柏力图避免的那条危险道路。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遥远的掌声
美国学者罗尔斯是当代社会学的大师，也是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以《正义论》一书奠定了在当代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中国留学生吴咏慧曾经在哈佛大学听过罗尔斯的课，她在《哈佛琐记》一书中描述了课堂上的情景：“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眼。”这一老师传道、学生受道、其乐融融的场景，真是让人神往。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罗尔斯教授讲完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吴咏慧的双手又红又痛，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什么是哈佛精神？这就是哈佛精神。什么是学术的尊严？这就是学术的尊严。正如哈佛的校训所说：“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学术大师们是带领年轻学生走向真理的向导，学生们对向导的尊重，其实也就是向真理表示深深的敬意。哈佛学生一般都很骄傲，因为“没有美国的时候就有了哈佛”，哈佛在若干的学科上都处于全世界领先的位置。当我走进哈佛的校园的时候，果然发现这里的许多青年学子连走路都虎虎有生气。两百年来，哈佛的毕业生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上对塑造美国文化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的渴求、对教授的尊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哈佛和今天的美国。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详细地比较了哈佛与北大的差距。在我看来，北大与哈佛的差距，其实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差距、背后则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民族精神与美国的经济实力、民族精神的差距。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虽然也遇到过不少优秀的师长，但老实说从来没有经历过吴咏慧在哈佛所经历的那种“遥远的掌声”。这种“遥远的掌声”，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出现过，最近我读到《新京报》上发表的《个人史之西南联大系列》，许多如今已经年逾八旬的西南联大毕业生深情地回忆了昔日在硝烟和困苦中的学生时代，那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时代。那时的老师全身心地教课，那时的学生全身心地学习，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联大毕业生黎章民回忆说，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四大学和社会人士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面的“民主草坪”举行时事演讲，与会学生达六千之众。几位教授上台慷慨陈辞，国民党特警架起步枪、冲锋枪、小冈炮向会场上空射击，并切断电源。而学生们则以热烈的掌声回应老师们的演讲。
然而，这样的掌声在今天的北大却消失了。今天的北大日益迷失在金钱与权力之网里面，神圣的学术讲堂亦成为追名逐利之所。就教师这一方而论，不说学术水准的差异，就敬业精神和诲人态度而言，北大与哈佛亦不可同日而语。北大的许多著名教授只想着换更大的房子，然后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及享有各种荣誉职务；而许多年轻教师则只想着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申请国家的研究基金和自己的职称的升迁。大部分老师对讲课、尤其是为本科生讲课常常是应付了事，有的名教授若干年不上讲台乃是常事，而年轻教师们开着手机和传呼机上课，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人来电，便中断授课到门外去应付。老师们与学生们之间没有多少感情和心灵的交流，老师一上完课后便与学生如同陌生人一般。这样的老师又怎么可能赢得学生“遥远的掌声”呢？
就学生而言，在我们的许多大学里，也鲜有哈佛那样尊重学术、尊重教授的年轻学子。今天的大部分学生，以纯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大学生涯。在他们看来，大学仅仅是一个“职业培训班”而已。他们虽然念完了大学、获得了知识、增强了技能、练达了人情，但是人格的提升和灵性的成长却远远没有完成。名牌大学的学位仅仅是求职时候的一张王牌而已。哈佛的学生说：“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哈佛就是他们心灵的故乡，他们虽然从哈佛毕业了，但他们的心却永远离不开哈佛。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们很少将母校作为自己“心灵的故乡”，母校里确实也没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
什么时候，在我们大学的讲堂上能够出现那“遥远的掌声”呢？
首先，得有一群由衷地鼓掌的学生和配得上享有掌声的教授。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最近，北京锦华咨询有限公司和点津网站对京沪两地的大学生择业取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生一般都看重具有权威的职业；而在处于经济中心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