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锦华咨询有限公司和点津网站对京沪两地的大学生择业取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生一般都看重具有权威的职业；而在处于经济中心的上海，大学生们更推崇能够带来高收入的职业。在北京大学生的心目中，声望最高的职业是市长，紧跟在后面的是公务员和管理阶层；而在上海大学生的心目中，排名第一的职业则是电脑网络工程师，紧跟在后面的是外企的商务代表和公司经理等。
看到这一调查结果，我不禁从心底里佩服鲁迅先生的眼光。鲁迅成名以后的生活，一半在北京度过，另一半在上海度过。他的后半生几乎可以用“双城记”来形容。因此，鲁迅对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特质都有着深切的体认，并且在细致的比较中发现了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两地的差别。鲁迅说，北京是一座几百年皇城，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许多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官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而上海是一个开埠不到一百年的冒险家的乐园，居住在上海的人们，许多都成为了商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也就是说，北京是为“官”服务的城市，上海是为“商”服务的城市。鲁迅在文章中对“京城痞子”和“洋场恶少”都有过相当严厉的批判。但相比而言，北京的那种“官”文化，与黑暗的传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同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而上海的那种“商”文化，来自于充满活力和朝气的西方，虽然“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鲜血”，但毕竟还是给中国注入了某种新鲜的养料。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就能够理解鲁迅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而选择到上海居住。除了现实生活中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外，这一选择还隐含着鲁迅对这两个城市文化特性的不同评价。在“坏”与“次坏”之间，他毅然地选择了“次坏”。鲁迅没有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但上海的租界毕竟为他提供了一处栖身之地。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一切又都好像没有任何变化。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们，依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然身在浓重的官场文化氛围当中，谁又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民谣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里确实是官大一级也会压死人。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系列，写出了初进官场的大学生小林的可怜与可悲，但这种“软刀子杀人”的官场现实并没有阻止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小林的道路“前赴后继”。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都视之为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前几年轰动一时的陈希同、王宝森案件，不仅没有消除“市长”和“市委书记”头上的“神光圈”，反而使之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如果没有陈希同案件的曝光，大学生们投票将“市长”作为职业首选的概率，也许不会如此之高。因为大学生们从案件中发现，身居一市之长，不是有了多少为民众谋福利、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机会，而是拥有了无限的、贪污腐败的机会。权力、金钱和美女，对于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于连”），哪会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呢？除非你是雷锋或者保尔，可是雷锋和保尔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们不过是领袖和作家共同捏造出来的人物罢了。
同样，今天上海的大学生们也回归了昔日上海的传统。他们崇尚个人奋斗、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比“学而优则仕”有了一些进步。不过，上海的文化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就是“洋场恶少”和“白脸小开”的习气。上海人往往把自己当作“高等华人”——他们在洋人面前是惟惟诺诺的奴才，在外地人面前却又俨然是趾高气扬的主子。今天，上海半吊子的商业文化中更是渗透进了强大的权力因素，权力与国际资本的合作在这里催生了一个经济奇迹。近二十年来上海的“发达”，与其说是更多是源于自身的优势，不如说是更多是因为中央在政策上的“网开一面”。因此，他们对体制的态度比其他地方还要“驯服”。这里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经济，也没有庞大的、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群体。上海是一个最缺乏人文关怀的“国际化”大都市，它空气里弥漫着的是金钱单一的气味。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却没有一本有品位、有锋芒的刊物和一份直面现实、凸显真实的报纸，难道很正常吗？这些问题，上海的大学生们很少去思考——他们容不得别人说上海的坏话。他们以为有了钱就有了文化、有了自由、有了幸福，他们彻底错了。
遗憾的是，在京沪两地大学生们的职业选择中，除了“大学教授”之外，对其他一切文化、教育工作都不屑一顾。这不是说明大学生们的素质降低了多少，而是说明今天中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状况和工作待遇实在是太糟糕了。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中小学教师则生活困窘、地位低微。对于这样一些职业，大学生们避之惟恐不及，又怎么会“主动献身”呢？
由大学生们的人生理想可以看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大学里都缺乏基本的人文熏陶。我们的大学仅仅是一个流水线一般的“职业训练所”，大学理想早已泯灭了。美国学者博耶指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学生的职业生涯作准备，而且要使他们过一种有尊严和意义的生活，不仅是生成新的知识，而且要把知识用来为人类服务；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管理，而且培养能够增进社会公益的公民。”这一目标对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还是“海市蜃楼”和“空中楼阁”。
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官和商唱主角，而不给文化以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很难走出一条健康和平衡的道路。如果作为精英阶层的大学生也普遍漠视文化，而对权力和金钱顶礼膜拜，那么平民阶层更是弃公民道德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当这个社会的总体病症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施加疗救已经来不及了。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教师与士兵
中学时候，我很喜欢上地理课。每个国家的概况我都背诵得滚瓜烂熟，每一张地图都引发我无限的联想。那时，我还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周游世界。今天，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少年时代掌握的那些地理知识依然在心目中栩栩如生。关于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我的脑海中还保存着这样的记忆：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两三百万，是一个生产香蕉和咖啡的国家。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课本却没有涉及哥斯达黎加更为重要的两个特点：它是一个教师之国，也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因为推动本国乃至整个美洲地区的和平与民主，哥斯达黎加总统桑切斯被授予一九八七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桑切斯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讲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教师之国，所以我们关闭了军营，我们的孩子腋下挟着书本行走，而不是肩上扛着步枪。……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教师之国，我们相信说服我们的对手，而不是击败他们。我们宁可把跌倒者扶起，而不是压碎他们，因为我们相信谁也不能掌握绝对真理。”能够说出这样睿智之语的总统，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把教育看得重于军队的桑切斯，完全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的崇高荣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小国政治家的身份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仅有桑切斯、曼德拉、昂山素季和金大中等寥寥数人而已。
在我看来，判断一个政治家品质和能力的优劣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其所治理国家的国土的大小和国力的强弱，更加重要的是他的胸襟、理想和价值观以及他是否给人类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品格、胸襟和思想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却能够“四两拨千斤”。在我心目中，桑切斯、曼德拉、昂山素季和金大中比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左右世界大势的大国元首来更有力量——如果说某些大国元首“指点江山”的权力和意志是暂时的、虚幻的，那么这些有恒定信仰和崇高品格的小国领袖，却放射出了人性恒久的光芒，并提升着国民的整体素质。这些政治活动家和人权先驱，虽然诞生于弹丸小国，其思想和精神却远远超越他们所在的国度，进而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哥斯达黎加就是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军官和士兵的国家。桑切斯当选总统之后，致力于拓宽国内的民主和自由，并积极参与中美洲地区的和平建设。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哥斯达黎加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它还存在着一定的经济问题，还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探索改革之路。但是，他坚信教育和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军队和暴力无法战胜的。
爱因斯坦在《论兵役》一文中认为，拒绝服从专制国家的兵役是消除全球战争灾祸的办法之一。他尖锐地批评那些穷兵黩武的国家说：“各强国以虚假信息的系统扩散将其人民引入歧途。同时，这些强国通过缔结各类军事组织而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威胁。这些军事组织把所有人口卷入其内，这种错误信息通过为对外侵略政策所左右的，受到控制的报社、高度集中的广播系统以及学校教育得以传播。在上述国家里，拒绝兵役意味着遭受苦难甚至死亡。”在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有不少正义的青年因为拒绝参加帝国军队而遭到枪杀。然而，正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宁可被杀，也不杀人。从纳粹的魔掌中逃亡出来的爱因斯坦，后半生一直在为人类的和平奔走呼号。在许多文章中，他对冷战下的世界和平表示悲观。
不知爱因斯坦是否知道，和平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小小的哥斯达黎加，人民已经享有了爱因斯坦所憧憬的“免于服兵役”的幸福和自由。在哥斯达黎加，服兵役不再是公民的义务，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军队。他们只有另外的一种义务——即接受教育的义务。这种教育不同于专制国家以愚弄百姓、统一思想为目的的教育，而是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资讯和多方面的观点的教育、是倡导民主与自由的教育、也是传播爱与宽容精神的教育。在哥斯达黎加的教科书中，早已经摒弃了仇恨和敌对，而在张扬着人权与和平。
多了一个教师和学生，自然就少了一个士兵。多了一分宽容和爱、多了一分对和平的渴求，也就少了一分战争的危险、避免了悲剧的诞生。教师就像园丁，园丁培植出满园美丽的鲜花，教师却孕育出千百颗善良的心灵。桑切斯指出：“哥斯达黎加的堡垒，使得它不可被战胜的、比一千支军队更为强大的，是自由的力量，是它的原则，是我们文明的伟大理想。当一个人忠实于自己的理想而活着，当一个人不畏惧自由，这个人面对极权主义的打击就是无懈可击的。”当年那个看上去无比强大的苏联现在早已灰飞烟灭，而弱小的哥斯达黎加依然安静的躺在海浪的怀抱里。苏联曾经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但我从来就不喜欢它，因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