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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上过得很温馨，我仿佛又回到了姐姐出嫁前、我离开母亲独居前的岁月，那些我们三人一同度过的一个个傍晚。回忆也是幸福的，但当年想的只是孤立，将母亲和姐姐双重的呵护视作束缚。
在这个难忘的中秋节，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结识的、与我有着血脉相通的两个女人，坐在我的病床边。我感叹说：“我们三个人原本是一体，后来分开了，现在又复归于一体。”姐姐笑了，我相信她的心底一定有相似的感受。那么母亲的感受呢？对她而言，儿女们哪里曾经真的离开过她一时一刻呢？作儿女的，飘泊得再远，也飘泊不出母亲的心。
那天，母亲和姐姐在夜里11点才离去。我关上房门，鼻子突然酸酸的，泪竟涌了上来。此时，我被这样一个念头牢牢地抓住了：今夜别离之后，我们三人还有再聚的时候，但当人生终点的别离到来之际，我们哪里还有再聚的希望呢？想像着母亲和姐姐先我而去，将我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恐怖的感觉袭击我的心，我竟全身颤粟了。
我总是会为欢聚后的别离伤感，朋友间相聚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害怕时间过得太快，害怕在友人散尽后面对空室回想相聚时的场面。此时我意识到，日常欢宴的散去不是最可怕的，人生的欢宴过后才是冰冷彻骨的孤寂。
想这一年间，竟写了许多篇关于母亲的文字，亲情脉脉。一位搞心理学的朋友说，这是一种恋母情结的表现；另一位同样搞心理学的朋友却说，这是人届中年一种普遍的“回家”心态。28岁的我，真的人届中年了吗？
又想起，手术前在母亲家养病一周，心安理得地不读书、不写作，过得十分惬意。若在一年前，我会因为无所事事的状态痛苦得撞墙。表面看，我有生病和电脑不在身边的客观原因，而实际上又何尝不正需要这些借口来安慰自己渴望懒散的深层心态呢？每天吃着母亲做的饭菜，和母亲相伴，潜意识里不是已经陶醉于这种复归于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状态吗？
也许这就是每个人都将经历的人生，为了自由与未来，带着种种理想和幻想离家出走，在辉煌与毁灭之间跋涉，然后于身心疲惫之际，向往童年，渴望回家。与其说我们要回的是自己的居室，或是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父母的家，不如说我们渴望回到生命的家，心灵的家。只有在那里，我们才是绝对安全与轻松的，因为我们被万千种呵护包围着，而无需独自面对世界。
真的很累了，真的很想回家。
传递生命
母亲进入了老年，在我正值青春的时候。
母亲磨难一生，奋斗一生，勤勉者的辛苦不可能空付，母亲曾享有成功，以及由成功带来的繁忙。老年的母亲却进入了一种尴尬的状态，她说自己很空虚。不再有没完没了的设计项目，不再需要一年四季奔波于各地，宾客盈门的繁杂已渐渐逝去，电话铃声也一点点稀疏下来。母亲从操劳中得到缓歇，先是舒适自如，但不久便无所适从了。
“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我，人们把我遗忘了。”她说。
“我无事可做，活着真没有意思。”她又说。
母亲有段时间生活得的确没有意思，早晨起床，吃早餐，坐在沙发上愣神儿，再做午餐，吃午餐，随后午睡，四五点钟起来再做饭吃饭，又早早地睡去。母亲已经习惯于整天埋头在图纸中，当案头没有图纸的时候，她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每个星期我都送去各地寄给我的众多报刊，同时还有一份广播电视报。母亲却不习惯于接受，她说：“我不能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母亲已经把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合为一体，当工作逐渐减少的时候，她在寻找工作，而她的年龄与身体都注定她必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光，她却无法消受了。她早已在不自觉中接受这样一种概念：工作着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有人会觉得母亲是害怕没有工作时的寂寞，我知道，母亲其实是习惯于一种生存方式。对于老年人，我们过多地谈论他们从工作中走出来后的失落，却很少有人从生存方式上思考。
我的二舅，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律师，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仍未告别辩护席。很巧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与他在一个事务所，曾对我说：“劝劝他吧，别干了。他真的太老了！”我相信二舅的同事对他总是不肯退出很有想法，但我更知道的是，二舅不是为了钱，所谓害怕寂寞的解释也显得太浮浅了。奔波取证、雄辩于庭，是二舅的生存方式。
我也曾无数次地体验一种恐怖：如果我不能写作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我想像过自己瘫倒于床榻空耗时间的景象，也真的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于是我曾对一位来采访的记者说，写作对于我不是一种爱好，甚至不是一项工作，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我是通过写作这种方式生存于这个世界上。对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而言，不受名望与才气高低的决定，而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感受。就像有人终身助人为乐，也有人屡屡坐牢却屡屡犯罪，对他们来讲，助人为乐与犯罪很可能已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只能这样，才有自觉快乐的人生。
我可以给母亲看老年人如何调整身心的文章，这类文章实在很多，但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能够调整好。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可以拿来劝说别人和我们自己，但是人可以改变生活方式，却很难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一字之差，差别其实是很大的。
对于那些真正以工作为生存方式的人来讲，晚年的这种寂寞是永远无法超脱出来的。任何劝导的效益都是局部的，与其试图让他们接受一种不属于他们的生存方式，不如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现在的闲暇其实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我一度成了母亲的羡慕对象，我总是有应接不暇的工作，但是我也有晚年，它正在一步步走近我，我也终将体验与母亲同样的情绪。我便想，工作其实是由“做着”和“闲着”两部分构成的，我们不可能只孤立地接受一种，就像我们无法只接受生存而不接受死亡一样。我们在“做着”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了，我们便有权利也应该心境平和地接受“闲着”。这其实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就像白天和黑夜的交迭，人类智慧之火便一代代这样传递着。
我们其实也在完成生命的交接，虽然我与母亲不是同一个专业，但当我们都积累着人类文明的沙石时，我便在继承一种远远超越血缘的亲情。与其说这交接在个体的生命中进行，勿宁说是人类整体命运的一种延续。我们都从奉献为主走向索取为主，我们都从青春走来，走向衰老与死亡，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工作过了，我们便无恨无悔，我们有权利享受社会给予我们的一切，更有权利在消闲中度过晚年。
青春的我与老年的母亲在进行的是关于生命的对话。
第三编 体验病床上的祖母
手术室的门开了，又一辆送病人的车推了出来，被远远地挡在几道门外的我说：“一定是祖母。”车上平平的，雪白的单子下像没有人一样，难道还不是祖母吗？
89周岁的祖母，瘦得只有70斤，一个人便可以将她抱到病床上。
这是一次大手术，切除肠道里的一个恶性肿瘤。医生曾将切除的瘤子拿给我们看，比鸡蛋还大，同时切除的还有前后半尺多长的一段直肠。我这是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人体内脏器官，当时的表情一定是狐疑的，面对医生手里随意摆弄的与动物内脏一样的物质，我怎么也无法将它和祖母联系起来。但是，那的的确确是祖母身上的。
我怀疑祖母是否有过幸福的感觉，太多的磨难使她远离这个字眼。祖父去台湾那年，祖母40岁，她肩负的，是两个年幼的儿子，一对年过六旬的公婆，以及沉重的政治阴影。
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去便是半个世纪，但是，即使历史被预言了又能怎样呢，祖母无疑仍会像她现在这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祖母将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凭着为人洗衣服，在街道服装厂钉钮扣赚得少得可怜的收入。与此同时，她还去照顾同样缺少生活来源的公婆，她的公公为一家小厂砸铁丝，砸直一根铁丝，可以得到3厘钱。就是这对老人，同时还在照顾着他们自己的父母。
作为农家女子的祖母，脑子里是最古老的做媳妇的观念。太公婆故世后，祖母将一对老人的骨灰送回了老家。公婆过世后，祖母再次捧着一对老人的骨灰，将他们送回自己家中世代的坟地。当时，已经是“文革”了，祖母因为祖父的缘故，受着监视，被勒令每天凌晨清扫街道。
几十年后，当我感叹祖母当年的艰辛与孝顺时，她却觉得那是极平常的。中国传统的女人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做的。
祖母将她的儿子带大，又将她的外孙女带大。我读中学之后，也曾一度住在祖母家，那时已年过七旬的祖母，每天为我准备一日三餐，为了趁年轻多做些事情，我结婚后一直没有要孩子，妻子还曾做过流产。祖母一直很惋惜，病中醒来，还对陪伴在旁的我说：“那个孩子如果留下来，也该有三四岁了。原本我可以替你们带的，一点不用你们费心。现在老了，不敢揽这事儿了，怕磕着碰着孩子。”祖母说这话时，脸上竟满是欠疚之情。在祖母看来，即使帮孙子带孩子也是她的份内之事，她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自责。
祖母一直自食其力，直到她真的太老了，纫不成针线了，才放弃那份钉钮扣的工作。这时，她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工作，祖母从他们那里要一点点生活费，坚持自己生活。一个老太太，每天买菜，做饭，冬天还要点炉子取暖，就这样生活到了89岁。怕她出事，我们曾提议为她安装一个电暖气，祖母顽固地抗拒，她担心那太费钱了，虽然我们一再说，这暖气的费用不用她拿。但是对祖母来讲，多让儿孙花钱不更让她心疼吗？
半年前，伯父和我的姐姐，终于将祖母劝进了养老院。但仅一周，她便闹着要出来。每天算计着儿孙们为她负担的开支，节俭一生的祖母再也住不下去了。
约两个月前，祖母第一次对我说，她真的感觉自己老了，做饭太累了，有心重返养老院。然而，祖母坚持要将家里还余下的几十斤煤和一堆劈柴烧完再去，“别糟蹋了东西。”她说。但是，她却先住进了医院。
伯父也是60多岁的老人了，我们家里人手又少，不得已便雇了个“特护”夜里陪伴病榻上的祖母。祖母偷偷问姐姐：“雇这么个人，一天得多少钱呀？”姐姐怕她心疼钱，没有告诉她。祖母便自言自语：“一夜少说也得五六块。”祖母让我们退掉“特护”，说自己不需要陪伴。见我们不答应，她便以自己所能采取的方式进行着努力，每天夜里对那个“特护”恶声恶语，不断地喊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