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帕克既已儿女双全成家立业，便什么也吓不倒她了。
如果说帕克家的第二个孩子没有及时施洗礼，那是因为不管她的母亲怎样否认，这孩于刚生下那几个月确实有些体弱。可是渐渐地，父母亲习惯了他们心中的恐惧，便和珀布莱克先生一起为洗礼做了些安排。他们赶着一辆轻便马车——这辆车是俾坦从班加雷一个丈夫是面包师的寡妇那儿买的——带着这个又黄又瘦的小女孩去那座简陋的、棕黄色的教堂。这一家人相互挨靠着，坐在那辆还很像样的马车里。他们穿着最好的衣裳。不过因为天气热，那衣服的颜色显得太深了一点儿。妈妈围着最漂亮的披肩，紧紧地、热切地抱着女儿，不停地用手套赶苍蝇。父亲坚硬的大手轻轻地、很内行地握着缰绳，把这差事当作一件乐事。他撅起被太阳晒爆了皮的嘴唇，吹着口哨，就好像这一天他是在玩一条巨大的、顽皮的鱼。小男孩鼓着紫胀的腮帮，嘴里不停地发出让人讨厌的声音，直到妈妈不得不制止他。
“你真让我心烦，”她说。
“为什么？”他问道，声音沙哑，要哭似的。
“因为……”她不耐烦地回答道，又低下头仔细察看那蜡人似的女孩熟睡着的脸。那张脸在苍蝇的翅膀下面一动一动。
“瞧，”父亲用一种温和的、充满男子气概的、息事宁人的腔调说，“那是皮博迪家那两头双生的牛犊。我们很快就到了。不知道老珀布莱克是不是‘打扫’过他的嗓子了。”
“怎么个打扫法？”小男孩问。
“你爸爸又犯傻呢，”母亲说。“他的意思是，珀布莱克先生不是总能把话说得很清楚。这是怎么了？”她突然问道。“你怎么把膝盖割破了，雷？”
“我没割，”他说。
“这不是吗？明明摆在这儿嘛！请你别跟我撒谎，也不要玩刀子。”
“他给了我一把。”
“他是谁？”她低声问。
“爸爸。”
“在你还不该玩刀子的时候！”
她把包孩子的围巾裹裹紧，似乎出于生存的需要保护她似的。
“一个男孩迟早要开始玩刀子的，”父亲说。
今天他懒得替自个儿辩解，懒得表示抗拒，或者表示反对。他在阳光下半闭着一双眼睛，心里明白这匹马、这辆车，甚至坐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和这两个孩子都归他所有。就跟你可以拥有任何东西一样。电闪雷鸣的时刻往往是相隔许久的。
“到教堂了，”他说。
鸽子在教堂的屋顶咕咕地叫着，使眼下这个场合越发安溢、恬静。母亲既快乐又悲哀。教堂总让她产生这样一种感觉。
“我希望她能好好的，”她眼泪汪汪地喃喃着。
然后，她对那位年老的教区牧师以及教父教母们现出一副笑脸。牧师在准备等一会儿要说的圣词时，满脸皱纹舒展开，又收拢起来。那几位教父和教母站在一起，心里纳闷，眼下和以后，甚至一生之中，人家都希望他们做些什么。难道他们要永远永远给那个他们尚一无所知的孩子以忠告，或者更糟糕的是，钱财吗？也许，如果当心一点，他们会被消俏地忘掉？孩子的父母则搞不清楚，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几个人。不过总得有人来充当这个角色。于是就来了奥塞·皮博迪——他戴的那顶帽子被他揉搓得不成样子——盖奇太太和一位叫佛斯的太太，她是那种谁也说不出二话来的善良女人。
教堂散发着一股封闭着的木盒子和鸟粪的味道。不过做洗礼时说的话不可思议地简短，飘落在一块块跪垫中间，在一两扇令人窒息的窗户射进来的紫水晶和红宝石般的光柱之间缭绕。彩色玻璃窗是有钱人捐的。窗上的人像所要说明的故事，表现得十分率直，简直近乎粗鲁。
那几个人站在一扇这样的窗户下面，给孩子做洗礼。她取名为塞尔玛。这个名字最初是母亲在报纸上看见的，是一个牧场主女继承人的名字。开始父亲对这个名字还有点儿犹豫不决，但是妻子的沉默最终战胜了他。不管怎么说，他认为叫什么名字都无关紧要。就这样，那个女孩子成了塞尔玛。母亲独自玩味着这个名宇，嘴里就像含着一块光亮柔滑的蜜饯。不过她还品味出这个字眼还包含着一种比较丰富、比较稀少、也不大容易得到的东西。
当那位年老的牧师用一种凉水般清冷的声音说出塞尔玛·帕克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她的哥哥，因为从那些杂乱无章的话语中分辨出什么而微笑起来，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神秘色彩，到时候总会变得那么普通而简单，可以刻在树上。
婴儿被裹在那条羊毛披巾里，当然哭了起来。妈妈既感到骄傲，又有点焦躁不安。
父亲斯坦·帕克试图重新获得他在来教堂的路上体味到的那种对这孩子拥有所有权的感觉。可是现在，当女儿像贴标签一样贴上他的姓，他反倒觉得没有多大的把握了。当他听着从老头胡须里面接二连三吐出来的那些他不熟悉的仪式的用语时，他甚至对自个儿脚下那双靴子也没什么把握了。斯坦·帕克感觉到了他周围的紧张。在内心深处，他已经挤出正在参加洗礼的人群，很快就相当坦然地从那座简陋的教堂的禁锢中飘然而出，并不为突然降临到他身上的那种赤裸裸的思想感情而羞愧。在这种令人愉快的、不加掩饰的情感从他心头升起的同时，做洗礼滔滔不绝的圣词、他与女儿的血缘关系，在大彻大悟面前都变成第二位的了。他扬起脸，接受那他并不知道为何物的馈赠。
后来，圣水像一阵叮咚作响的细雨落下来，不但落在婴儿的脸上，还落在父亲的皮肤上，他觉得羞愧。要付给牧师做这场仪式的钱时，他开始为费用着急了。他咳嗽着，很是尴尬。他个头太大了，因为从事体力劳动，手上粘着泥土，自己就觉得几分寒枪。
“什么？”他带着一种内疚轻声问。
因为妻子正在说什么。
“她简直太乖了！”她十分满意地说，就好像受洗礼的是她，而不是那女孩。她边说边理了理那条包孩子的围巾。
老牧师那双手的触摸是那种冰凉的、像纸一样的、无可指责的皮肤的触摸，他说出来的话也无可指责。他给他们以忠告，还试图开开玩笑，可是不太成功，因为他不是那种生性诙谐的牧师，尽管他觉得自己应该具有这种禀赋。
“她很快就是个结实丰满的大姑娘了。回答教义时总是尽出错儿。是不是？”珀布莱克先生说。
不过，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他最大的乐事是在他的花园里，在一片静谧之中观察鸟儿。
那个小男孩打从仪式结束，一直在过道里跑来跑去，趁长辈们谈话的当儿站在跪垫上，倒着看祈祷书，现在哭了起来。
“到底怎么了，雷？”和善的佛斯太太问道，向他伸过一只手。
可是小男孩继续号叫着。
“啊，你要是不告诉我们，可就没法儿帮助你了。”
小男孩哭着，拖着两条擦破了的腿很不灵活地走着。那是他刚才摔倒碰伤的。
除了老牧师，那一伙人很快就都离开了教堂。他站在台阶上，与其说是对正在离去的教区居民们微笑，还不如说对又降临到他身边的寂寥表示欢迎。分手的时刻，在夏日金色的阳光照耀之下，人们似乎都变矮了。每一个人，甚至那和和睦睦的一家人都有点形单影孤。那些还没有完全长成的、参差不齐的松树，敢于面对芸芸众生而维护自己的存在。教堂墓地那几座新添的坟堆还没能给周围的景色增加什么色彩。它们距离命归黄泉的那一刻显然已为时不远。这从那尚未愈合的黄土的伤痕便可见一斑。但那一家人是走了，从插着已经枯萎了的花儿的广口瓶旁边走过，从缠绕着的黄色的牛草和苍耳中走过。很快，所有那些敬畏、兴奋、沉闷，以至自命不凡的感情都烟消云散，代之以轻便马车那让人感到舒适的、质朴的吱吱咯咯的声音。
回家的路上，以及后来，孩子们在家里一直居支配地位。他们的童年是通常那种漫长的童年。当做父母的拖着沉重的脚步，爬上灼热的山峦，或者在悠长的傍晚坐着听隔壁房间孩子们酣睡的声音时，这种漫长有时候也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切，从总体上来说，使那几个年头平静而安宁，尽管孩子们在明显地长大。他们对孩子们的未来做了种种设想。虽然没有多少信心，但符合人们惯常的心理。
“我希望雷在政府机关谋个职位，或者当个有名的外科医生，或者成为什么人物。穿着黑色的礼服；我们能从报上读到他的消息，”母亲用一种梦呓般的声音说。
父亲大笑，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曾想把他培养成什么人物，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笑着说：“那些奶牛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奶牛卖了，”小男孩说。他已经很爱听大人们谈话了。“我讨厌臭烘烘不新鲜的牛奶。我想有钱，像阿姆斯特朗一样，有马，有别的东西，还有一双黄颜色的靴子。”
然后，他向院子那头跑去，结束了自己这番畅想。他对这种畅想是否会实现，还是没有把握。他被明媚的阳光，被暖烘烘、硬梆梆的石头，以及土里卧着的毛茸茸的、温柔的红母鸡包围着。他似乎就是为他看见的和所做的这一切而生活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弹弓——那是一个比他年纪大点儿的男孩子做的——四处搜寻着目标正要开弓，听见父亲喊：“雷，我要是再看见你打那些母鸡，小心我揍你！”
于是，他又在一棵树上胡刻乱画起来，刻他的名字，通过他的一双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什么上面。他已经长得很壮了。比妹妹壮多了。他喜欢欺侮妹妹。他妹妹面色苍白，让人烦躁不安，似乎和力量这东西全然无缘。
“滚开！别惹我，”她已经学会用那张圆圆的小嘴说话了。“男孩子真讨厌！”
她喜欢拿手绢当床单，跟玩具娃娃做那种干干净净的游戏。她用小手湿润润的手心给她的娃娃铺平“床单”，把娃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就趴在盒子上面。稀疏的、颜色很淡的头发垂了下来。她的头发不像妈妈曾经希望的那样卷曲。淡淡的金光直射出去，愈显柔和。可是塞尔玛的头发并没有给人带来多少欢乐。她很容易疲劳，还常常咳嗽，真是妈妈的一块心病。后来，诊断为气喘病。
“你不能欺侮妹妹，她身子弱，”母亲说。
“为什么？”
对此他无法理解。他一个人到处游逛，朝远处扔石子，把一张小脸浸在山石间流淌的溪水之中，观察动物。但是对周围任何事物他都不能做到专心一意，全神贯注。他玩起来就没个够。
有时候，为了对他无法理解的那一切报复，他就打妹妹。这个“替罪羊”边走边哭。
“我要告诉妈妈，”她号叫着。
但是有时候，特别是晚上，玩了一天累得精疲力竭，灯光也显得更为柔和的时候，他们会偎依在一块儿，或者偎依在妈妈身上，充满了爱和柔情，讲些从他们的想象力中迸发出来的故事，直到最后因得打起吨来。每逢这种时候，母亲就感到极大的满足。孩子们的这种亲密把别的一切都排除在外了。
到了这个年纪，艾米·帕克对于爱变得十分贪婪。她还没能把丈夫成功地“吞噬”了。尽管在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