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起身言道：“朱先生，别惭愧不惭愧的了，快坐下来与朱大人畅饮几杯，朱大人还要向你讨教方针大略呢！”
朱升含蓄地一笑道：“李先生，老朽哪有什么方针大略？只是想送朱大人九个字罢了。”朱元璋赶紧言道：“朱先生想送我哪几个字？请朱先生明言，我正在洗耳恭听。”
朱升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三句话，每句话三个字，一共九个字。这九个字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的意思不仅仅是指把城墙筑得高高的，更主要的是指把后方巩固好、用心地去发展军队。“广积粮”当然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储备军粮的意思。“缓称王”三个字是暗示一个人要想最终成就霸业，就不能沽名钓誉，因为树大容易招风，早早地称“王”称“霸”，就会为自己树立许多敌人。想当年那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结果成了众矢之的。
不难看出，朱升早就明了了朱元璋有一颗想当皇帝的心，故而用这么三句话九个字来劝告朱元璋。朱元璋将这九个字反反复复地念叨了几遍之后，突然一拍巴掌道：“好呀！朱先生，你真是一个有大学问有真本领的人啊！你这九个字，恰恰说到我朱元璋的心坎里去了！”
而实际上，在这之前，朱元璋也大体上就是按照朱升这九个字去做的。他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且始终打着大宋朝小明王的旗号。只不过，朱元璋过去那么做，好像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直觉，还不是什么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现在，朱升用九个字来概括，便把朱元璋过去的所作所为明朗化了、制度化了，也规范化了，使朱元璋深切地认识到自己以后该怎么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升送给朱元璋的这九个字，对朱元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于是朱元璋就热忱地邀请朱升到应天城去为红巾军做事。朱升欣然答应下来。这样，朱元璋的帐中就又多了一名智囊。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像朱元璋这样礼遇并网罗仁人智士的豪杰，确实罕见。这或许也是朱元璋最终能脱颖而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到龙凤三年（公元１３５８年，元至正十八年）年底，朱元璋拥有的地盘已经超过了张士诚，兵力总数也已经超过了张士诚。但朱元璋没有急着朝外作新的发展，而是依照“高筑墙，广积粮”这个方针，巩固后方，积储军粮。到龙凤四年秋，朱元璋就变得更加强大。于是朱元璋就决定，先把浙东肥沃的土地抢到手，然后北上与张士诚展开决战。
第四部分第37节 倪文俊之死的前因后果
在朱元璋向浙东进军之前，朱元璋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天完”红巾军的丞相倪文俊死了，是被一个叫陈友谅的人害死的。断断续续地，朱元璋也大致了解了倪文俊之死的前因后果。
陈友谅原来是湖北玉沙县一个打鱼人的儿子，不仅力大过人，而且还有点文化，曾在玉沙县衙里做一个小吏，因个人野心太大，经常受到上司的指责，于是一气之下，跑去投奔了徐寿辉的红巾军。由于他打仗不怕死，得到了徐寿辉的赏识，一步步地从一名普通的士兵跃至“天完”红巾军的统兵元帅，成为了“天完”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公元１３５７年初，徐寿辉迁都汉阳，以倪文俊为丞相。倪文俊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当时，徐寿辉名义上虽是皇帝，但朝中大权却基本上掌握在倪文俊的手里，而兵权又掌握在陈友谅的手中，所以徐寿辉差不多就成了一个空架子了。徐寿辉为人比较老实，不然，他与朱元璋之间恐怕早就发生冲突了。对大权旁落在倪文俊和陈友谅手中，徐寿辉也不以为意。然而，倪文俊对此并不满足，他觉得做一个丞相很不过瘾，便想把徐寿辉取而代之，于是就处心积虑地找机会要害死徐寿辉。不料，徐寿辉预先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个老实人再也老实不下去了，暗暗地调一支亲兵进驻汉阳，想先下手为强地除掉倪文俊。倪文俊见势不妙，只得仓惶地出逃黄州（今湖北黄冈）。当时陈友谅正好在黄州，觉得独揽“天完”朝中大权的机会不可失去，便叫手下把倪文俊杀了。陈友谅杀死倪文俊，徐寿辉当然高兴，于是就更加器重他。这样，徐寿辉的“天完”政权实际上就操纵在陈友谅的手中了，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还是徐寿辉而已。朱元璋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天完”政权内部发生的事情，更很难预料后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当时只是觉得，“天完”政权的内哄，更有利于他向浙东一带发展。于是，朱元璋就把倪文俊之死一类的事情搁在一边，全心全意地着手准备向浙东进军了。
这里讲的“浙东”，指的是元朝浙东道宣慰司属下的温州、庆元、台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处州（今浙江丽水）、衢州和绍兴七个地方。当时，这七个地方中，绍兴在张士诚的手里，而温州、庆元和台州却是在方国珍的手里。朱元璋决定，暂不向张士诚和方国珍开战，集中力量先把婺州、处州和衢州拿到手。绍兴在浙江的北面，温州、庆元和台州是在浙江的东南拐角，而婺州、处州和衢州则呈三角形状态居于浙江的中心地带。也就是说，占了婺州、处州和衢州，就等于占了浙江的大半个世界了。朱元璋决定暂不向张士诚占据的绍兴发动进攻，原因很容易理解。他只是想把认为该抢到的地盘率先抢到手，然后再与张士诚摊牌。如果攻打绍兴，激怒了张士诚，那肯定会有麻烦，至少，他不能一心一意地在浙江发展了。然而，他为什么又决定暂不向那个方国珍开战呢？
方国珍是在浙江东南沿海造反起家的，他造反的目的，是想捞个大官做做，所以，等他的势力渐成气候之后，他就开始向元廷要官。由于方国珍的势力控制了东南沿海一带，影响了浙江福建的粮食从海上运往大都，元廷无奈，只得封了他一个“庆元定海尉”的官。方国珍觉得这官职太小，不满意，便继续招兵买马，攻打附近的城池。元廷派人向他招降，他把元廷派来的人杀死，气焰十分嚣张。后来，浙江元军集中力量向他围攻，他感到害怕了，便表示愿意归顺元廷。元廷授予他“徽州路治中”这一官职，并同时要求他遣散军队、交出所有战船。而方国珍赖于要胁元廷的最大资本，就是他的水军。故而，方国珍拒绝接受元廷的封官，更加进一步地向元廷发难。大约是朱元璋集中精力在江苏发展的那个时候，方国珍出动兵马，一鼓作气地攻下了台州、温州和庆元等地。那时，元朝大军正被刘福通的红巾军搅得精疲力尽，无可奈何之下，元廷便封方国珍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通俗地讲，元廷把东南沿海一带漕运大权和治军大权都交给了方国珍。方国珍感到满足了，连忙宣誓效忠元廷。不久，元廷又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差不多把江浙一带的行政大权也交到了方国珍的手里。方国珍更加得意，便按照元廷的指示，北上和张士诚开战。他利用强大的水军，屡次打败张士诚在江苏沿海一带的军队。这就是张士诚在朱元璋攻占镇江攻打常州时不敢全力与朱元璋开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是朱元璋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这同时也是张士诚在常州失落之后马上就归顺元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士诚归顺了元廷，方国珍当然就不好与张士诚继续开战了。
按理说，方国珍同张士诚一样地归顺了元廷，朱元璋更应该抢占方国珍的地盘才是。当时朱元璋连张士诚都不放在眼里了，就更不会把方国珍放在眼里。不过问题是，方国珍的势力范围距应天城太远，几乎对应天城不构成任何威胁，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朱元璋都决定暂不向张士诚开战了，就没有什么理由再向方国珍开战。还有，方国珍和张士诚虽然并不是亲如一家，但毕竟都在名义上归降了元廷，如果朱元璋大举抢占方国珍的地盘，那就很容易促使张士诚和方国珍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朱元璋当然不愿看到。让方国珍和张士诚各占一方，显然符合朱元璋的意愿。把夹在方国珍和张士诚之间的地盘抢到手，方国珍和张士诚好像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朱元璋没有抢占方国珍地盘的更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刚刚掠取了皖南地盘，还没有向浙东进军呢，那方国珍就派了一个亲信手下找到朱元璋，表示愿意与朱元璋结为盟友来共同对付张士诚。为显示诚意，方国珍不仅送给朱元璋大量的金银和布匹，还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到朱元璋的身边做人质。朱元璋这才明白方国珍和张士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这么一个方国珍在南边牵制着张士诚，朱元璋又何必要向方国珍开战呢？于是朱元璋就把方国珍的儿子放了回去，以示友好。方国珍又表示愿意把温州、台州和庆元三地让给朱元璋。朱元璋回复方国珍道：“我们既然是朋友，我就不会要你的一寸地盘。”一时间，朱元璋和方国珍眉来眼去，打得十分火热。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朱元璋也好，方国珍也罢，都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罢了。一旦双方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彼此就只能打得死去活来了。要是在一年前，朱元璋恐怕还不敢轻易地率兵进军浙江。但现在不一样了，朱元璋占领皖南都一年多时间了。他按照朱升提出的那个“九字”方针办，实力得到了大大的加强。过去，他要想集中五万兵马就很是不易，而现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个十万八万兵马，也是非常从从容容的了。
于是，在龙凤四年的秋天，朱元璋派他的义子李文忠——李文忠就是保儿，本是朱元璋姐夫李贞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前文中曾提到过，保儿是在滁州投奔朱元璋的，朱元璋把他收为义子，并改姓名叫朱文忠，后来又将姓改了回去，唤作李文忠。当时任朱元璋的亲军左副都指挥——率一支数万人的军队首先挺进浙江。朱元璋给李文忠的任务是，一步步地靠近婺州，如果有可能，就率先把婺州拿下。李文忠率数万大军从皖南进入浙江境内后，进展十分顺利而迅速。他先是攻占了新安江水库西岸的淳安城，然后绕过新安江水库，又拿下了水库东岸的建德。建德是浙江西部的一个重镇。李文忠奉朱元璋之命，将建德改作严州府。婺州元军曾几次发兵攻打李文忠，想把严州府夺回来，但都被李文忠击退。李文忠在严州府经过短暂的休整后，继续向东攻掠。几天工夫，他越过新安江，攻克了婺州以北１００多里的浦江小城，又过了几天，他拿下了婺州以北仅３０多里地的兰溪城，直接对婺州构成威胁。当时守婺州的元军大将叫石抹厚孙。石抹厚孙和母亲及妹妹住在一起。石抹厚孙的妹妹，当时大约二八年纪，尚未出嫁。石抹厚孙的哥哥石抹宜孙，是元军驻守处州的统兵元帅。听说红巾军占领了兰溪，石抹宜孙就赶紧派人赴婺州，问石抹厚孙要不要增援。石抹厚孙回复石抹宜孙道：“这股红匪，谅也破不了婺州城。”石抹厚孙不是在吹大话。他当时手中还有二万多兵马，这还不包括城中上万名的地主武装，加上婺州城高墙厚，石抹厚孙对守住婺州还是很有信心的。
果然，李文忠带兵从兰溪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