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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和苗苗坐在老金的车上，于朝晖夫妇和我们同车，至少在这辆车上都是自己人。我想起刚来深圳的那天晚上在朋友中感受到的孤单，经过十几天的相处，尤其是这会儿，他们已经变得非常亲切了。
在小梅沙海边，我也下海去了。在汽车里换了游泳裤，套了一个救生圈出来，正好看见苗苗从另一辆专供女孩儿换衣服的汽车里也出来了，我们手牵着手，走入大海，随后就分开了。苗苗向远处游去。波涛起伏的海面上漂浮着星星点点泳帽，那是方均公司的员工，苗苗向他们聚集的地方游过去。宽广的大海上还散布着另一些泳帽、救生圈、充气垫，距离更远，显然是一些更为陌生的人。我因为不会游泳，在岸边的海水里泡了一会儿就上去晒太阳了，但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海面，一直紧盯着苗苗的那顶若隐若现的泳帽。
游完泳，方均公司的员工在方均的率领下开始玩沙滩排球，苗苗也参加了，我半躺在沙地上，看着他们。苗苗的个子比较小（方均公司的女孩儿平均身高在一米六五以上），她背对着我，摆好了接球的姿势，挪来跳去的，但一次都没有接到球，没有人把球传给她。方均公司的员工更愿意把球传给老板，也就是方均，无论他接球的质量如何，沙滩上都会响起一片喝彩声。苗苗大概觉得无趣，独自走开了。她没有走到我这边来，而是一个人沿着沙滩向前，我看见苗苗不时地弯下腰来，大约是在捡贝壳。球赛结束后我跑过去叫她，大家回到车上换衣服。
然后我们开车去附近的一个小镇吃饭，时间是五点左右，天色仍然很亮。小镇上很热闹，一帮人鱼贯而入，走进路边的一家饭馆。这家饭馆和这里所有的饭馆一样，实际上只是路边的一个草棚子。吃的自然是生猛海鲜，分两桌，方均公司的员工一桌，我们一桌。他们执意要让方均夫妇也坐过去，由于太挤，划拨了两个人到我们这桌来。两桌紧挨着，在同一间草棚子里，一桌把杯换盏、喧哗不已，一桌则冷冷清清的。划拨到这桌来的那两个人不甘寂寞，端着杯子过去向方总敬酒，往回撤时又被同事拉住不放，回来后也不落座，仍然扭着脖子和邻桌说话。我和苗苗、于朝晖夫妇以及老金自然也被另一桌所吸引，看着他们闹酒，一面呵呵地傻笑着。
饭后，所有的人都去街上采购了。小街不长，两边都是叫卖海货土产的渔民、小贩，直到这时大家才散开了，夹在游客中三三两两地开始转悠。我和苗苗漫无目的地走着，一来不识货，二来也没有钱采购。我们在街上转了好几个来回，不时地会碰到方均公司的员工，彼此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就走过去了。
后来我们被方均叫住，他说：“不买一点海产吗？带回南京。”
见我踌躇，他又说：“买一点吧，这儿的海产挺不错的，又很便宜。”
不等我回答，方均已转向了小贩，示意他用秤盘从箩筐里撮起一些干虾称了。这之后方均就一直跟着我们，每到一个摊子前他都要翻弄几下，看看海产的成色。
每次他都会对我说：“来一点吧。”不等我回答，就让摊主上秤称了。
每一种海货土产方均都要买两份，一份是给自己买的，一份则是给我们的，钱都是他付的。
我在旁边不断提醒说：“行了行了，要不了这么多。”
后来我的手上就大袋小包地提着各种采购的海产，有干虾、虾米、淡菜、咸鱼、鱼翅，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来的海产。其他的海产倒也罢了，但两只大鱼翅体积可观，不能完全装进塑料袋里，支棱在那儿，看起来十分招摇。方均每样都买两份，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买这些海产？他买这些是因为要给我们买又怕我觉得难堪吧？
队伍再度集合起来，每个人的手上都多出了几只塑料袋，里面装着采购的海产，我和苗苗也不例外，但好像没有人买鱼翅（就是方均也没有给自己买）。然后兵分两路，两辆车先回深圳。方均和于朝晖的老婆换了一下，到了我们这辆车上，老金驾车，我们一行五人去了沙头角。现在再也没有外人了，方均公司的郊游活动已经结束，剩下的时间是深圳的朋友专门用来陪我和苗苗的。
中英街并不繁华，看上去就像一个小镇，几乎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街道甚至很狭窄，铺着青石条。两边的店铺门面低矮，插着一些幌子，门头上方的匾额也很古旧。
第二部分转了好几家首饰店
于朝晖向我和苗苗介绍说：“这边属于中国，那边就属于英国了。”
苗苗说：“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于朝晖说：“是啊是啊，以这条街为界，一边的店是大陆人开的，一边的店是香港人开的。”
方均和我并排，他放慢了脚步，我也跟着慢下来。于朝晖、老金和苗苗走在前面，距离我们约有一二十米。方均突然把我拉到路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来塞给我。
我问：“这是干吗？”
方均说：“拿上给苗苗买点东西。”
我说：“不需要不需要。”
方均说：“中英街也没什么好看的，就是来买东西的，首饰金银比较便宜，你给苗苗买一点吧。”
见我犹豫，他又说：“你给苗苗买首饰我们不方便付钱，我和朝晖、老金商量过了，你就拿着吧！”
我接过钱，也不知道是多少，是美圆、港币还是人民币？连同那只握着钱的手一起放入了裤子口袋里，然后我们赶上了苗苗他们。从于朝晖、老金的眼神看，他们已经知道我拿到钱了。
于朝晖说：“老徐，你不给苗苗买点什么吗？这里的金银比较便宜。”
我说：“要买要买，肯定要买。”
由于朝晖领路，我们转了好几家首饰店，大陆和香港人开的店价格都差不多。苗苗选择了一家香港店铺，于朝晖帮着讨价还价，方均和老金做参谋，最后经苗苗点头首肯。
于朝晖示意我去付款，见我别别扭扭的，他对我说：“把钱给我，我帮你去付账。”
我这才掏出那叠已经捂得发热的钱，交给了于朝晖。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方均给我的钱有多少，买首饰又花了多少。我给苗苗买了一对纯银手镯、一根白金项链和一根银项链，付完钱还有剩余。
于朝晖把找回的零钱递给我，同时煞有介事地说：“你的钱。”
苗苗的脖子上戴着白金项链，手臂上套着银手镯，然后我们就离开了首饰店，很快走完了中英街，来到前面的街口上。那儿有很多卖水果的，水果奇形怪状，鲜艳欲滴，大部分我和苗苗都不认识，更别说吃过。
方均又说了：“买一点吧，带回南京。”
我说：“太麻烦了，飞机上也不好带。”
老金说：“回去我帮你打包，保证好带。”
于朝晖说：“你那儿不是还有钱吗？”
这句话最管用，这些钱是他们给我的，他们让我买水果我能不买吗？于是我把找回的零钱又交给于朝晖，他帮着挑了三四种水果，装了几大袋，足有一二十斤，钱居然还没有用完。于朝晖把找回的零钱再次递给我，这次我看清了，大约有二十多块。二十多块钱我还是有概念的，接过的时候也很坦然。
我们向停车场走去。上车前走过来几个小孩，手上拿着一些塑料罐，问我们要不要买？
于朝晖拿过一只塑料罐，边看边说：“嗯，牌子还不错，这一罐多少钱？”
小孩说：“三十块啦。”
于朝晖对我说：“这一罐在深圳要卖六十。”
他从我手里拿走了那二十几块钱，递给小孩说：“就这么多钱，全给你啦。”
我接过那沉甸甸的石青色的塑料罐，问于朝晖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干吗用的？”
他说：“我忘了告诉你，是洗发精，质量很好的，这一大罐苗苗至少可以用三个月。”
第二部分回家的感觉可真好
集体出行后的第三天，我和苗苗就回南京了。机票是方均出钱买的，来深圳以前就已经说好了，因此我并无不安之感。晚上十点多，飞机抵达南京机场，我打了一辆车送苗苗回东文。在出租车上我们开始分东西，海产、水果包括那罐洗发精我都给了苗苗。我提着大袋小包，把她送进了东文，一直送到她家门口。放下东西，我和苗苗拥抱吻别，然后就下楼了。
我听见苗苗用钥匙开门，她兴奋地叫道：“爸——我回来了！”
来到楼下，再次回望了苗苗家亮着灯光的窗口，之后我就步履轻盈地离开了。在东文门口我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摇下车窗，这才有机会从旅行包的插袋里往外掏卫生纸。那些压缩成团的卫生纸有些反潮，我把它们送到窗外，松开手，纸团擦着车身向后飞去。掏空后的插袋已经无法复原，仍旧鼓囊着。司机通过后视镜狐疑地看看我，可我觉得他非常的亲切。熟悉的南京，熟悉的城市和街道，回家的感觉可真好啊！
我和苗苗分别在家里大睡了两天，没有见面，但每天都有电话联系。通电话的时间也不长，问候一下而已。两天后，我们仍然没有见面，我去见我的朋友，谈论深圳之行，想必苗苗也要找她的朋友，谈谈深圳。虽然我们没有见面，但感觉很踏实，至少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再不用像以前那么的匆忙和急不可待了。
回来后的第四天，老金出差路过南京，只待了一个晚上。
去茶馆喝茶时他问我：“苗苗呢？”
我说：“回南京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面呢。”
老金让我把苗苗叫出来，于是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老金来了，还给她带了一箱水果。苗苗说她马上过来，但语调并不很兴奋。人来后，我觉得她的气色不太好，显得很没有精神。老金拍拍那箱水果，告诉苗苗是专门给她买的。
苗苗说了声“谢谢”就再也没有话了。
散伙后，我扛着那箱水果，一直送到了苗苗家门口。
临别时苗苗竟然对我说：“你把水果带回去自己吃吧。”
我说：“你这是怎么啦？”
也就是从这天起，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从深圳回来后我和苗苗四天没有见面的确比较反常，如果老金没来南京，我们仍然不会见面，即使这次见了面我们也没有单独相处，没有机会亲热。这次见面以后，苗苗照例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她不提见面的事，她不提我也没有提。我只是觉得胸口就像塞了一团东西，烦躁异常，呼出的气不免又粗又热。
苗苗给我的电话也越发简短，语气十分的消沉，往往没说两句她就说：“就这样吧，我挂了。”
老金走后的第三天，我忍不住往苗苗家拨了一个电话（以前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