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篮球场较远的地方，苗苗再次停下来，骂我说：“你他妈的怎么这么不要脸啊？撵都撵不走！没见过像你这么厚脸皮的男人，你他妈的还是男人吗！”说到激奋处，又抬起腿来踢我。
我说：“等你冷静下来我就走，现在你还没有冷静。”
这时前面的路上出现了两个人影，打着手电筒慢慢地晃了过来，走到跟前才看清是东文保卫科的，两个人都戴着袖标。
其中的一个人问：“你们是干吗的？半夜三更的吵什么吵啊？”
苗苗对他们说：“他是流氓，赶紧把他弄出去！”
两个人转向我，问：“你是哪里的？”
我说：“你们不要听她的一面之词，我们是谈恋爱的，发生了一点矛盾。”
保卫科的人说：“不要在这里吵，影响别人休息，有什么话跟我们去值班室说。”
苗苗气哼哼地说：“那就去值班室！”
我心里想，你不在乎，难道我会在乎吗？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于是我说：“去就去！”
我和苗苗在前，保卫科的人在后，像押解犯人一样我们向学校门口走去。眼看就要到了，苗苗的脚步越来越慢，她大概已经清醒过来，意识到这样的事弄到学校里去没有任何好处，她毕竟是东文的学生，岳子清是东文的岳老师，他们家在东文也已经住了十几年了。
后来苗苗表示这件事我们可以自己解决，保卫科的人也不勉强，得到我们不会再吵的保证后就离开了。苗苗转身往回走，我跟在后面，半路上她又停下来，开始骂我。由于经过刚才的变故，她的嗓门到底小了一点，情绪也有所收敛，但她仍然坚持让我离开，不要跟着她。
我说：“我要等你完全平静下来。”
苗苗说她已经平静了，又说看见我她就来气，气不打一处来，意思是说我是她不平静的原因。
我说：“我们上去坐一会儿，最多半小时，半小时以后你平静了我就走，我保证。”
苗苗说：“什么人啊！”说完掉头就走。
我跟着苗苗上楼，又回到她家的客厅里。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地坐下来，苗苗不说话，恶狠狠地瞪着我，显然是余怒未消。
我说：“你平静下来就好，我马上就走，最多半小时，反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
我拿起桌子上的茶壶，往两只紫砂小杯子里倒了茶水，将一只杯子推给苗苗。我一面喝水，一面点起一支烟，还故作轻松地跷起了二郎腿。房子里非常安静，甚至能听见灯管发出的嗞嗞的电流声，我等待着苗苗“平静”下来，等待她的平静趋于稳定。突然，苗苗抓起前面的杯子，手一扬，一杯水就泼在了我的身上，我的衣服马上就湿了一块，显出较深的颜色。幸亏我穿着棉袄，吸水性能好，并无大碍，况且那杯茶已经凉掉了，杯子不大因此水也不多。
直到苗苗放回杯子，一切都悄无声息，我仍然端坐不动，就像没有被苗苗泼过一样。苗苗的脸色有所缓和，不再像刚才那么亢奋了，甚至露出疲倦的神态。也难怪，经过下午到晚上这一番折腾，她肯定觉得很累了。我又坐了一会儿，估计到了半小时，就掐灭香烟站了起来。
我对苗苗说：“我走了。”背着包，走到门边，回头看了一眼。
苗苗也正好抬起头来看我。
临出门前我听见她说了句：“再见。”
第三部分我感到非常的内疚
我没有回家，去了新华二村，自然一夜未眠。只是在天快亮的时候我迷糊过去了一会儿，再次醒来时我觉得很冷。身上盖着八斤多重的棉被，此刻我觉得它又冷又硬，就像铁壳一般。被面是丝绸的，在昏黑的房间里发出一些隐约的暗光，看得我无比绝望，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苗苗。
然后我起床了，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天快要黑的时候我给朋友们打电话，向他们宣布我和苗苗分手了，梁二、老冉闻讯赶过来，我们去了楼下的一家饭店。虽然一天没有进食，我也不觉得饿。席间，我向梁二、老冉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不免劝慰一番。
梁二看了有关的信息后说：“苗苗会来找你的，她现在也很矛盾。”
饭后我们去了城市猎人，一面喝啤酒，一面接着谈我和苗苗的事。突然，我的寻呼机响了，是苗苗家的号码。
我说：“是苗苗。”
梁二说：“怎么样，我说她会来找你的吧？”
他和老冉都松了一口气，老冉给了我两个硬币，我去吧台回电话。苗苗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城市猎人，和梁二他们在一起。苗苗说她刚下英语课，想过来。
我说：“那好吧。”
回到座位上，我告诉梁二、老冉，苗苗马上过来，他们表示要先走，我说：“用不着，她来她的，看看她怎么说。”
梁二说：“也好。”
没过多久苗苗就到了，老冉把我旁边的座位让给她，自己坐到对面去了。他和苗苗聊起那天晚上去她家里听琴会的事，梁二则问了几句苗苗上英语课的情况，谁都没有提我们分手的事，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苗苗也看不出有明显的异常。我心里想，要是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该有多好啊！
老冉起身上厕所，梁二说他也要去一趟，他们离开后就只剩下我和苗苗了。
苗苗转过脸来问我：“你怎么样？”
我说：“还行吧。”
她伸手拉起我的一只裤管，一面说：“让我看看踢得重不重？”还摸了摸我的小腿。
我说：“没事没事，我踢不坏的。”我放下裤管，把腿拿开了。
苗苗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你。”
我说：“我知道的。”
然后老冉、梁二就回来了，我和苗苗的交谈到此为止。
苗苗的确不可能有别的意思，来城市猎人找我不是为了和我和好，她怕引起我的误解，但有这个必要吗？昨天晚上她说了那么多，那么的明确和决绝，误解是完全不可能的。
大约十点多钟，我们就散了，老冉、梁二一路，先走了。我打车送苗苗回东文，像以前一样，我陪着她穿过东文校园，一直送到了她家的楼下。我没有上楼，很自觉地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第三天，苗苗都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很简短，她只是问我：“你怎么样？”
我回答：“还行吧。”或者“就那样。”
然后我问苗苗：“你怎么样？”
她说：“我没有问题。”
出于自尊，我没有主动给苗苗打过电话。
我甚至都来不及伤心，几天来苗苗骂我的那些话一直萦绕在耳际，我要做的只是让这些可怕的话尽量地减弱和分散，不再时时刻刻地刺激我的神经。
第三天以后，苗苗就再也没有打电话来了，一连两天都没有她的电话。窗外起风了，天昏地暗，天气变得更加寒冷，整个下午我租借的房子里都昏沉一片、阴冷异常。我想象着苗苗待在家里，孤零零的一个人，正在瑟瑟地发抖。岳子清还没有回家，妈妈又远在西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怜悯起苗苗来了。
傍晚时分小夏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回来了，大约二十天以前他去了荷兰，参加一个国际诗歌节。小夏走的时候正是苗苗家失火期间，清理房子时他也赶过来帮了忙，他是直接从苗苗家去的火车站。
我灰头土脸地把小夏送到东文门口，对方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对我说：“老徐，保重啊！”
回想起来，小夏的眼神里似有某种担忧，话也说得意味深长。
他问我要不要带什么东西，我说：“不要了。”
后来想起苗苗喜欢吃巧克力，我对他说：“你帮我带点巧克力吧。”
现在小夏回来了，并告诉我我要的巧克力他也带回来了，可我和苗苗已经分手了。
放下电话后小夏就打车来了新华二村。他背着一个大包，风尘仆仆地进了门，我的心里不免一阵温暖，心想，还是朋友好啊！小夏从苗苗家出发去了荷兰，回南京后也来不及回家，直接来了我这里。那只大包里装着一块带给我的巧克力，小夏告诉我，足有两公斤重。
他说：“我一路给你背了回来，怎么就分手了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面对朋友我感到非常的内疚。
小夏说：“这块巧克力是一定要送出去的。”
这是他说话的方式，我也能明白小夏的好意。就在新华二村的房子里，小夏给苗苗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他回来了，还给她带了一块巧克力。小夏让苗苗出来见个面，但被苗苗拒绝了。挂了电话，小夏这才知道我所言不虚，事情真的非常严重。
后来，这块巧克力还是到了苗苗的手里，是小夏亲自送过去的，他借机当了一回说客，自然毫无效果。我只是在想，那巧克力苗苗吃了吗？味道如何？或者被她扔掉了，那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部分分手后双方仍可以做朋友
眼看就要过年了，一天我打电话给老冉，让他来我家里吃饭。老冉至今单身，女朋友在镇江上班，周末才会过来，因此吃饭是个大问题。他骑车过来后，我随便炒了两个菜，菜上桌后电饭煲里的饭还没有焖好，趁此工夫我们又说起了苗苗。突然我一阵冲动，想给苗苗打一个电话，我们已经有一个半月没有任何联系了。一个半月，近五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完全不抱希望，想来对方也该平静了。我曾说过分手后双方仍可以做朋友，打电话去问候一下应该不算唐突吧？
我拨了苗苗家的电话，听见我的声音苗苗略感意外。
我说：“这一段你过得还好吗？”
苗苗说：“还行，就是上个月把指甲弄断了，很久没有弹琴了。”
我问岳老师身体怎么样？苗苗说她爸爸又去外地了，不知道春节能不能赶回来。
大概出于礼尚往来的礼貌，苗苗问我说：“你妈妈的身体还好吧？”
我说：“还好，她去我姐姐那儿过春节了。”
应该说，开始的交谈还是挺正常的，虽然久未联系未免有点儿生疏，说话的时候常有一些停顿。
后来我问苗苗：“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吧？”
她马上警觉起来，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口气颇为生硬。
我说：“既然是朋友，有什么不能问的呢？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告诉我又能怎么样呢？有了对不对？他是谁啊？”
苗苗说：“你又来了！要是再这样我就挂电话了！”
她果然把电话给挂了，我不免激动起来，把电话再打过去。
苗苗接起来，我说：“我想知道他是谁。”
苗苗不答，咔哒一声挂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她就不接了。我继续再打，听筒那头铃声持续响起，直到变成了嘟嘟的忙音。就这样我一连拨了十几次，苗苗始终不接电话。
我对老冉说：“我得去一趟东文。”
老冉见我面色严峻，也不好阻拦，只好跟着我出了门，至于吃饭的事自然是顾不上了。
我俩空着肚子、冒着寒风打车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