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晚的内心有无限的伤感，因为他的学业已经完成，这是他要回到祖国去的时候了。 然而，他的祖国已被日本人侵占，韩国的名称也不存在了，她变成了朝鲜，是日本的附庸国了。李承晚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年，同时就是韩国被日本正式合并的一年。 李承晚对普林斯顿最为深刻的回忆之一，就是他的博士学位的笔试和口试，都是相当艰难的，这艰难不是其他的人所能想象的。然而，他觉得骄傲，以他一个外国人，早年所受的教育都是东方历史、哲学及文学，而能通过各种严格的考试，如美国及欧洲史、国际公法、西洋哲学等。这双重的经验和教育，给他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这文化上的成就，是造成他的政治力量和领袖地位的主要因素。韩国人也普遍知道：他是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韩国人。 事实上，李承晚自小就没有离开过书房。他的双亲，原意是决心造就他成为一个读书人。六岁以前，便开始学习中国古文。在他的一生中，和书本、纸张、笔墨、小型打字机结了不解之缘。他75岁那年当选为韩国的大总统后，在汉城与釜山终日不断地批阅文件，听取报告，讨论问题，制定政策，看上去真像一个认真努力的大学者，把他研究的理论在社会中实施一般。 李承晚的一生，不断地追求学问。学了就教，在有了教学的实际体验后，又再去学。这种教学相长的情形，如他在狱中皈依基督的时期，一面自学，一面教人。因此，他的思想领域日益扩展，积累的经验使他渐趋成熟，尽管在30岁他才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但他的某些学识和人生经验，可说已在一般教授之上。他学识中的最大缺憾，是对于西方世界与现代文明所知太少，这是他极想学习充实的。 李承晚在华盛顿、哈佛、普林斯顿三所大学，常常从事演说。他用一本小册子，记载着他的演说日期和每次二元至五元的演讲费。有时，演讲费也有高至15元的。许多演讲起初都由青年会主办。其后，他开始接受各城市和各团体的邀请了。他常放映70至100张幻灯片，演讲的题目，大都是关于教会在韩国的工作和韩国人种种进步的事实。他常利用机会，使美国人对于保障和恢复韩国的独立有更多了解和关注，并呼吁美国人支持韩国人抵抗日本扩张的野心。听众一般的反应是：对于他演讲的前半部分，都感到兴趣和发生同情，但是对于后半部分却感到不安而不能接受了。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开始教育檀香山的韩侨子弟
开始教育檀香山的韩侨子弟 李承晚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虽然觉得彷徨，但对于他的职责，是丝毫没有疑惑的。问题不是在他应不应该立即回国，而是回国后做什么和采取怎样的行动方针。当汉城基督教青年会的格拉先生来拜访他，代表青年会国际总会会长摩特博士聘他去韩国担任组织、教育与传播福音工作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立刻表示接受，因为这事解决了他回国的手续与旅费，此外这个任务可使他与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接触，告别过师友后，他即返回离别了六年的故乡。 回国后，李承晚在汉城度过了多事而繁忙的17个月。当初，他原想在改变了的环境中找些有意义的工作做，但当事实证明不可能时，他就尝试新的活动。有位基督教学者名叫李商在，人们尊之为韩国的托尔斯泰，他是李承晚的狱中老友，并由李劝说才入了基督教的，李承晚去拜访他，二人的友谊就更亲密了。当时韩国基督教青年教会的美国秘书菲立普·吉利，是个有作为、富理想的人。 最初李承晚埋首于青年会工作，一心想在基督教会的服务中拯救同胞而不开罪于日本人，他从未想过对征服者可以妥协，不过他认为如果不积极反对他们的统治，也许可以暂时共存，所以他游遍全国，在各地学校演说，在礼拜堂领导礼拜。虽然如此，狡猾而精明的日本人岂肯放过他。李承晚为了要避免发言不慎而引起的麻烦，忍受着无限的屈辱和煎熬，即使他心中最想说的话也只有按捺住，于是心情日见沉重，在1912年3月，他放弃了青年会的演说工作，但他发现这也不是退避的道路。数日之内，他又得为学生运动作旅行演讲，结果被日本人扣留，就在这个生死关头，韩国基督教会立即斡旋，李承晚本人免遭迫害。 那年春天，监理会在米里亚波里斯召开国际会议，李承晚被韩国监理教会选为出席代表，同行者有两个外国传教士和一个韩国牧师，他们为李承晚向日本当局取得了出国许可，3月26日他再度出国，与父亲挥泪作最后一次的告别，老人站在家门口，挥着手，扭转面，不胜悲痛。李承晚之父逝世于1913年12月5日，这次成为他们父子之间的永别。 代表们先到达日本，在东京青年会的盛大聚会里各有演说。4月10日，李承晚从横滨搭上“谭巴吉努号”轮船，汉城监理教会的教士为他送行，他们一再劝告到美国后千万不要批评日本，致使国内同胞牵连受害。等到轮船驶出了日本港口，李承晚才透出一口气，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狐疑中，不相信日本人真会放他走。 1912年秋，他渴望在美国大学里找一份教授的工作，但他又感到不能为祖国奋斗，空耗岁月。秋末，李承晚的狱中友人朴容万赴夏威夷州的首府檀香山，与当地韩侨领袖商洽筹款办一间韩文学校，打算请李承晚担任校长。1913年，这些领袖邀他往檀香山，他们已经募到3万美元基金，他立即前往。但他发现人事环境极为复杂，对这些捐款打主意的也大有人在，因此他不愿参与一切计划，更不接受保管该项捐款的责任。 但是不久之后，监理教会邀请李去接办当地的那间混合学校，该校招收由第一班至第六班的韩国男孩子，教学一半用英文一半用韩文。上午是“西式”的教育，包括韩国的历史与地理，下午则全部学习中国文学。李博士对于这种教程表示赞同，相信学生可以得益，成为对东西方都了如指掌的公民。就任以后，他遍游夏威夷群岛，探问从事种植的韩人的生活状况，他发现一些韩国女孩子，住在劳动营里，他们的父母们正欲强迫她们接受不自由的婚嫁。他将她们带至檀香山，安置她们住在苏珊娜·威士里教养院，代她们付食宿费用，该院主管人安德逊小姐说：“我们可以留她们住一个短时期，但是，她们必须进公立学院，在檀香山大混合的种族中去适应环境。” 至此，李承晚第一次遇到大问题，因为他是反对民族混合原则的，他深深以为韩国人应当继续应用他们的本国语文，应受他们本国的习惯与历史教育，而且日后应当献身于复国的工作。监理教的负责人对这种意见极端反对，坚决要求废除一切种族隔离习惯。李承晚只好弄一间房子用来作那些女孩子的宿舍，创办男女同校，把原来那间学校的名字改为韩民学院，最初有女生27名，很快增为四十多名。这时候对于韩国人应该独立办校呢，抑或接受监理会种族同化的主张呢，韩人团体中有了很尖锐的意见分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韩人团体在檀香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学校，后来换了几次地址，最后在利利夏街1832号。 1916年秋，李承晚与监理教会完全决裂了，他自己创办了一所学校，坦白宣称他的宗旨就在于发扬韩国文化，并培植韩国侨民的下一代成为韩国爱国分子。韩人团体热心地尽力支持他，学生人数很快增到140名。 当李承晚初到夏威夷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主要的政治组织，名为韩国国民协会（简称KNA）。安昌浩，平壤人，是其中的主要领袖人物，另一位就是朴容万，李承晚赴檀香山就是被他们邀请去的。由于李承晚早年在独立会社的工作，他的入狱经历，著作《独立精神》的影响，加之他是韩国人中第一个获美国博士学位的人等等，当然使他在韩人中受到拥护。比上述种种更重要的因素，是他固执地坚持韩国独立运动未死，认为凡是韩国人民都必须追求这个目标，因此他的领导艺术抓住了重点，得到韩国海外同胞中很多人的忠诚拥护。但是，在与他对抗的人中也有许多人才。 安昌浩为人聪颖，意志坚强，虽然受的教育不多，但很有群众基础。李承晚本来极愿与他合作，但事实证明办不到。韩国国民协会属下有个义烈团，这个社团由平壤人组成，以安昌浩为领袖，这些人为追求他们团体的特殊利益，极为团结，有无比的忠心。他们的意志如此坚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1392年李朝即位之前，先镇压了平壤人民的反抗，掌握大权后下令以后永不用平壤人任政府要职，以处罚该地区人民。果然，一直经过500年，直到日本并吞了高丽，这个不平等待遇从没有修正过。因此，凡是平壤出生的人，很自然地发展出一种仇恨心理，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团结精神。 在檀香山的韩国居民中，安昌浩变成了李承晚的劲敌。安昌浩既不会说英语，也看不懂英文。自然而然地，他与英美的民主政治传统毫无接触，也不明了它的宗旨。可是他虽没有明显的政治主张，但他的口才在韩人中无人匹敌，他能说动别人，为团体效命。在1932年日本制造“满洲国”后，他去中国时被日本人抓捕，控告他是在上海炸死日本军官的韩国革命分子的同谋，他被判四年监禁，在韩国的大田服刑。他坐了两年监狱，然后假释。1937年中日“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在汉城再度被捕。12月中旬才出狱，因在监狱备受酷刑，所以出狱后即病倒，1938年3月，死于汉城医学院，享年60岁。他在韩国人民心中，深深受到爱戴，被认为是一个为国捐躯的忠心爱国分子。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3·1独立运动”催生的“临时政府”
“3·1独立运动”催生的“临时政府” 在夏威夷，李承晚与朴容万一向有不同的主张，至此，争执白热化了。朴容万坚持认为时机已成熟，应当立即发动国内的武装暴动，作为决心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表现。他指出，列强们将会根据威尔逊的四点精神作公断，即使日本的力量庞大，革命暴动仍是可以成功的。李承晚的回答是：流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世界大战已打了四年，全世界都厌恶流血了，再爆发一次战争，没有人吃得消。如果日本因韩人暴动而作武力还击，更可借口韩国人民不守法律，因而杀害平民，加强管制，同时博取盟国的同情，西方的政治家一定会被迫站在日本方面，因为他们曾经并肩战斗过。所以，李承晚认为武力革命不是明智之举。 后来，李承晚提议一个折中方法，抗议而不作武力革命，他们应当表现出来的，不是以武力争取自由，而是一个和平的示威游行，其规模之大无疑足以表现韩国人民的意志。于是产生了一个新观念，即全国性的消极抵抗示威，三年之后，甘地在印度也发起相似的运动。 国内的知识分子也注意着李、朴之间的辩论。虽然日本的检查制度十分严密，那些在国外经常向国内同胞传递消息的同志，照样常常进行秘密通讯。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通讯工作的秘密使日本人完全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