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子从行囊找出了创可贴，又拿出了一个工艺打火机（我们在国内准备好送人的小礼物）送给岩嘎。
岩嘎好奇地接过小铁锤造型的打火机，嗤——地打出淡蓝色的火焰。他喜欢地玩着走到门旁，猛转身，挥舞这形似铁锤的小玩意，凶恶地向下猛击，似乎要用它敲碎我们的头。我不由得紧缩脖颈，他用这怪异的暴力形象，以示谢意、道别或其它什么？
这个可怕可爱的男人走了。我迫不及待地将右腿提起平放在床，审视刚才流血的部位。芝麻大的小红点，因盐和酒的刺激，周围有点红肿。青子将一个创可贴贴到患处。我长吁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可怕的事情总算过去了。
青子粉脸微嗔、秀眉略蹙：“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今天的表现可不敢恭维。”看我恢复了常态，转而揶揄，“若有三长两短，你连遗言都没留吧？”
遭遇蚂蟥（2）
“马克思临终时管家问他有什么遗言，他说：‘真啰嗦，滚开！没说够的傻瓜才有临终遗言！’。”我故意不理睬卫生间血肉狼藉的蚂蟥尸体和干涸了的斑斑血迹，与青子打趣，竭力忘掉刚才的一幕。
那晚，我走在阴暗凄清的荒原，无数赤红的长虫缠绕我，一条鬼头鬼脑的尖嘴蝎子蜇了我一下，钻心地痛，惊醒！被蚂蟥叮咬的患处真实地痛着。
蚂蟥事件给我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在丛林密布的金三角，坚硬厚实的包裹是自我保护的第一要素。我们再也不敢穿短裤、裙子和薄薄绷在腿上的氨纶裤在丛林招摇，忍痛割爱地放弃这些性感着装。尽管穿上靴子、长袖上衣、厚牛仔裤，身体抹上防虫药膏……采取各种防范措施，还是心有余悸。路上随时停下神经质地拍打、检查自己身体；见到一根形似蚂蟥的铁丝、小木棍即草木皆兵，大呼小叫着逃遁；惹得旁人驻目观望，捧腹大笑。
我们深刻认识到金三角拒绝柔软纤薄，无论外在内心。
初恋的红纱巾（1）
楼顶屋檐垂撒的紫藤萝像花帘随风飘拂，顺墙一溜的红木靠背椅，镶大理石的红木茶几上的蓝釉花瓶插着白孔雀翎，奶油色花岗岩地面映着柔和的光，面对绿草茵茵、花木扶疏的庭园——这是美心宾馆客房一楼的回廊门厅。
与庭园一墙之隔的是邦康主要的街道宝石路，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小贩的叫卖、拉客的机动三轮的士释放着未燃尽的黑烟、呼啸而过的军车……
美心宾馆是当地最好的宾馆，住此的客人或多或少有点来头，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它是司令家的宾馆。宾馆经常能看到熟悉、陌生的面孔晃晃悠悠，荷枪实弹的军人、暗藏武器的便衣出出进进。回廊门厅处于闹中取静的位置，也是宾馆的客人出入必经之地。
我和青子每天都喜爱在门廊的红木椅上小憩。因在这温馨宜人的廊间休息时，什么都尽收眼底，我们戏称此为“观察所”。
每当我们来到廊厅，将腰包和相机随意放到茶几上，坐到铺有丝织垫子的红木椅上；宾馆的服务员，往往是个明眸皓齿的佤族姑娘，倒上两杯热乎乎的茶水。我们惬意地欣赏着庭园花圃里的姹紫嫣红，漫不经心地扫视宾馆大门外街上的车水马龙，密切注视出入宾馆的人和车，不时啜上一口醇香的茶水，悠闲而警觉。
这天上午，我们坐到廊厅红木椅上；青子用红丝绒擦拭相机镜头，我整理着采访笔记。阳光洒满廊间，藤箩花蔓睑前乱舞，庭园的植物赏心悦目，空气中弥漫沁人心脾的气息。
佤邦办公厅主任周大富，驾驶着越野车直接开进庭院在廊前停下。车顶拂动屋檐垂吊的藤箩，紫藤花漫天飞舞散发辛甜气味。
我瞄了一眼腕上的手表：九点整。真准时。头天晚上我们就与周主任电话约定，他今早九点，带我们出外采访。
周主任是佤邦办公厅副主任，算是佤邦的高层人物，按理也是我们的昆明老乡。但他是一个严肃得不易亲近的中年男人。司令召见我们时告知，有事可找周主任，他负责接待你们（声明不管吃住）。周主任当场点头应诺。但当我们与之套近乎，他非但不热情，反而对两个来自家乡的小女子，避之不及。
在金三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公务繁忙，与我们非亲非故何必自找麻烦，这可以理解。但理解归理解，行动归行动。你越躲避，我们就越要找你。昨晚我和青子轮番打电话给他，死缠硬磨，他终于答应今天安排我和青子的活动，虽然例行公事打着官腔，但口气中些许的人情味，有点老乡的感觉了。
他在电话中与我们订下第二天主要采访对象——原缅共娘子军连的副连长及一些女兵；许诺如时间充裕，可带我们参观原缅共中央总部的遗址。
是夜，想着即将见到昔日的“红色娘子军连”连长、瞻仰到原缅共中央的遗址，我激动不已，在散发着阳光气息的被褥里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无眠——
一块美丽的红纱巾飘啊飘……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惊闻同班好友方芳的哥哥（上山下乡到边疆的昆明知青）在邻国参加缅共武装作战身亡。目睹她的全家因丧失亲人隐忍痛苦躲在屋里默默啜泣，我茫然不知所措。
悲戚的方芳诡秘地把我拉到她家门外的枇杷树下，紧握的左手打开，手心绽开两瓣花朵般的织物，一瓣是可爱的淡粉红色，另一瓣是热烈的大红色，这是两块锦纶螺旋压花菱形纱巾。在那个时代如此美丽轻柔的纱巾确属罕见。她说纱巾是她哥哥临死之前在境外泰国小贩手中买了准备送给妹妹或是女朋友的。
方芳送了我那块大红纱巾，以示我俩的友谊珍贵。她告诉我这是他哥哥的遗物要我好好收藏，我俩紧勾手指“金勾勾、银勾勾，骗人就是小白狗……”发了誓。作为对我承诺保守秘密的回报，她悄悄给我看一张黑白相片：天安门前，一个穿旧军装的圆脸少年立正站立，胸襟戴一枚大大圆圆的毛主席像章，左臂戴着“红卫兵”袖套，右手坚定地横在胸间，紧握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贴着心脏跳动的部位，踌躇满志。
方芳说：“这是哥哥，串联时在北京拍的。”稚嫩的面容、悲哀的荣耀，“他加入外国的共产党，死在外国，是烈士，和白求恩一样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但现在不能说……”
接过殷红的纱巾，眼前腾现一片红雾：异国丛林漫天飞舞的红旗，红色革命世界的激情，身心波动，热血沸腾。一直懊恼自己没赶上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我，惊获生长在和平环境的方芳当红卫兵的哥哥竟然能到异国的革命战场，投身革命事业，在一场丛林战中英勇牺牲。我对此悲壮结局震惊之后肃然起敬，觉得这就是英雄。我是他妹妹的好友，他的照片紧贴我的胸膛，他准备送女朋友的纱巾紧攥在我手中，这照片中的英俊少年是距离我最近的英雄。
方芳问我为何脸红得滴血一般？我说你不要难过，她说她不难过而是为哥哥骄傲。
我紧握方芳哥哥的照片和那块红色的纱巾贴到我的胸，柔嫩胸部发育的蓓蕾硬硬地刺痛、身体有股暖流温柔的冲积，初潮伴随着我的初恋像洪水吞没了我。惊恐与甜蜜的互动让我透不过气，那个十二岁扎着两根羊角辫的女孩突然成为了少女。
初恋的红纱巾（2）
那个牺牲了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天安门下手捧红宝书的圆脸少年，是一个十二岁早熟的女孩假想的恋人，是我伟大的初恋。我把自己的爱当作一种馈赠，馈赠给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少年壮士是我馈赠爱情的最佳对象。臆想和他相恋的情景，心在颤抖，似喜似悲，我将少女萌动的想像憧憬给这个陌生的少年，身体异常的涌动和伟大的恋情同时降临。
我对自己情窦初开躁动的内心冒险怀有隐隐的希望，只是不知道这希望是什么？沉湎于
对自己的爱情不着边际的设计：我这一生一世只爱他一人，不会再爱其他人了，我要奔赴邻国以他女朋友的名义在他的墓前献上一把迎春花（当时不知道勿忘我，认为玫瑰是资产阶级的花，迎春花才是革命的花），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参加革命，完成他未竟之志，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笑傲沙场……
方芳说你还我照片，我不情愿地说“好”，恋恋地把照片交出。那一刻像是掏出了我的心，一种奇特的热流不是从我的心中，而是从我的下身涌出。小腹里的那股柔情蜜意增添了几分痛楚，月经初潮染红了我的裤子，红纱巾在眼前飘荡。我惊慌地蹲下，伤心莫名地哭了。
少女梦想爱情，就像男性梦想征服。梦想是成长的刺激，爱情是成熟的催化剂。十二岁女孩情窦初开，在理想主义的爱情催化下已开始对“缅共”关注。对未知、陌生的世界的好奇激发了我探究“缅共”的心，和我的金三角梦融为一体。也可以说，“缅共”是我金三角情结中的一个结；“缅共”是我金三角梦中的一段情。
1989年的秋天，当我在ＣＣＴＶ新闻里听到缅甸共产党终结的悲剧，惊愕之余怅然忧伤，压在箱底那块红纱巾尚未退色，依然情浓似火触目惊心，初恋的红豆却失落了，失落在金三角风云变幻的莽莽丛林。
我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成长的一代人，源于从小社会及家庭（我父母是坚定的老共产党员）的教育，对共产主义怀有美好的感情是我认知世界理解生活的心理原型。这种少年时代最初的烙印，渗入我的心灵，革命的理想主义无可救药地蔓延在我的生命，它或多或少影响着我的意识形态。我怀着激情一次次地追寻，一次次地幻灭，一次次地心痛，又一次次不放弃追寻。
1993年我怀着同样的心态奔赴解体的前苏联——俄罗斯。出行前夕，父亲语重心长“孩子，看看红场，早点回家”，让我泪如泉涌。当我在莫斯科看到老布尔什维克在地铁低价叫卖自己的功勋章，红场列宁墓前拉客的妓女过夜开价只是15美元，前“克格勃”情报官在涅瓦河畔瑞典富翁开的赌场做保镖。我惊愕、困惑、沉思……
孩提时代对社会的复杂性不甚了解，对人的划分只有“好人”、“坏人”简单之分，更不用说对重大价值观的评判。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日趋成熟，看待事物已不是那么简单幼稚偏见。在无数的事实面前我思想迷茫，甚至恐惧，因为偏见比无知距离真实更远，很多以前崇拜的事物并不如想像的那么美好。
笛卡尔曾说过：“一个人一生总得有一次把自己从小当作无可置疑的一切东西全部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然后再重新开始寻找真正可靠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把这一原则称为呕吐原则。”但是经过这样的“呕吐”之后，信仰与价值观是否会在“失重”中无所依附？
有一句名言：“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现在不想思索，思索得头痛欲裂，上帝还会发笑。寻求历史的意义就像寻求云的飘动规律。少时滋生的情结不会轻易消散，美好的想像不愿被现实摧毁殆尽。现在我仍然权当那个天真地紧握红纱巾、遐想着参加缅共牺牲了的圆脸少年是我心中的偶像，执著地相信缅共的女战士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