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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长书是非常注重经济新闻本身的广告效应的。这条新闻如愿以偿地在《金安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后，果然不出所料，引起了强烈反应。在金安市内一些超市销售山野菜产品的商家，都纷纷把那张报纸张贴在商店门口，顾客进门先要瞅一眼报纸。而售货员则说得言之凿凿：“大明县的山野菜连深圳市民都喜欢，还有什么好说的？”
紧接着省报也发了消息，只是标题摇身一变，成了《质量过得硬 野菜进深圳》。做新闻的明显把调子拔高了，加了个副标题“大明县山野菜占领深圳市场”，正文里特别强调了，“常务副县长古长书亲自出马推销产品”。本来是进入深圳市场，但一改成“占领深圳市场”，那意义就不一般了。反正人们是相信省报的，谁也不会跑到深圳去做一番市场调查。古长书看后大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敢夸大，别人替他夸大了。省报的影响自然要比市报大得多了，新闻发表第二天，古长书就接到市工业局陈局长的电话，开口就说：“长书，你干得真漂亮啊！”古长书说得多谦虚：“都是跟你学的。”陈局长说：“我没教过你这些呀！”
第二部分第16节 工作压力（1）
古长书赶上了绿色食品的浪潮，又沾上了新闻的光，山野菜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农民有了一个新的经济来源，县里有了一个拿得出手的企业，还解决了几十名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项目只是一个乡镇企业，县里没出一分钱，但古长书亲自抓了，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省市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顺便要看看企业状况，山野菜就成了招待他们的食品，也成了馈赠他们的礼物。县直机关到上面办事，也拿他们的产品出去，说是本地特产。贺建军当着市委书记汪洋的面说：“我们这山野菜是古长书牌的。”
在县里，古长书的知名度远远比贺建军和县长要大得多。虽说他只是个常务副县长，但他有抗洪救灾工作中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有全省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有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英雄报告团的声音，有各种媒体的陆续报道。前些年知名度的厚重积累，现在知名度的持续叠加，使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风光人物。省里市里下来的领导，来了都要问：古长书在吗？那是一定要让他陪同吃饭的。即使不陪吃，也要见见面，聊上几句，看看到底是何许人也。所以，古长书在县里的人气骤旺，几乎谁见了他都要热情地走上来打个招呼，哪怕是县政府天天见面的人都这样。在别人看来，下面有什么事情要汇报，向古长书汇报跟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是一样的，他在他们心目中有足够的份量。甚쇳；跟古长书主管的工作没什么关系的事，下面部门也乐意向古长书说说。仅仅是跟他说说，好象也有说服力，甚至还有一些荣耀。在县直机关，干部们也相信，有的工作别的领导抓不好，但让古长书一上手就会抓好的。表面上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却偏偏具有这种特殊能耐。
人气太旺也给古长书带来了压力。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被抬高了许多，他在众人的心中被抬高了许多，他明显感觉到有点功高盖主了。对于从政的人来讲，这就犯了大忌。尽管你是常务副县长，是县委常委，但毕竟还是副职。上面还有两重天，一是县委书记贺建军，二是周县长，你不过是他们的助手而已。想到这些，古长书就有点胆寒和后怕。贺建军他倒是了解的，是个直肠子，也是非常欣赏他的。再说贺建军是县委一把手，不会对他的工作带来不利。古长书真正担心的是周县长。周县长平时哼哼啊啊的，成天腆着肚子到处讲话，平时见人一脸笑，摸不准他的脾气。特别是那双眼睛深不可测。古长书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威胁。如果做县长的感觉到这种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就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给古长书的政治前途造成障碍。所以，古长书尽管在外面干得风风火火，但回到县政府机关，就得谨小慎微地做人，千万不能让周县长觉得他很猖狂，很得意。
不久县委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听取了城建局长李兵汇报县城违章建筑的问题。事情是由李兵向人大常委会述职引起的，人大认为李兵的述职报告在违章建筑问题上含糊其词，接着，县人大对县城建设进行了视察，发现违章建筑存在不少问题。人大请示县委，认为违章建筑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就召开常委扩大会，让李兵做专题汇报。
大明县城刁民多，这些人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关系，一些不自觉的人利用他们有后台，在建房时总想多占一点地方，违章建筑就慢慢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了。大明县城是座山城，整个县城随着山势顺坡而建，房屋高高低低，错落无序，人口在不断膨胀，地皮就很紧张了。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手上捏着大把钞票，首先就在县城买个房子，以从形式上确定自己城里人的身份，然后再设法弄个城镇户口，就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了。地皮一紧张，那些本来有房屋的人就要设法推倒旧房建新房。他们一旦重新建造，就要想方设法扩大一点面积，于是许多临街的房子都充满了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马路上的人行道成了唐僧肉，通常是它们啃咬的目标，因此街道被越挤得象猪大肠，时宽时窄，时粗时细，给城内交通带来了许多不便，由此也酿成了多起交通事故。十多年前，当这股风抬头时，县政府曾下过决心进行违章建筑治理，对它们实施强行拆除，也产生过一些作用。可是后来，一个外号叫“天不怕”的人在建房时，在主街道上占用了一米宽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更可怕的交通瓶颈。“天不怕”的叔叔当时是公安局副局长，一方面是靠这个面子撑腰，另一方面此人胆大包天，蛮横无理，任何人去跟他做工作，他都置若罔闻。非但不予拆除，还扬言“如果再来，老子就要打断他的腿。”他的房子里随时都放着斧头，砍刀之类的凶器。
天不怕的嚣张是具有代表性的，出了这种猫怕老鼠的事，说到底还是政府办事不力。最初，县城建设这一块由城建局和城关镇政府联合管理，可乱搭乱建屡禁不止，城关镇镇长唐山提到这事就头痛。贺建军和古长书都听到过一个笑话，说，现任的大明县政府的周县长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城关镇政府不许商贩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工作人员出门都没路可走了，因此便下了禁令，严禁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有个商贩就找到了“天不怕”，天不怕冲进周县长的办公室，威风凛凛地往他面前一站，一声巨吼：“周长治，你今天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许在政府门前摆摊设点！”周长治吓得脸都青了，打着哆嗦说：“那不是我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旁边的人看见，周长治说着，尿都吓出来了。因为是夏天，穿着短裤，尿就顺着大腿往下淌。后来，城关镇是坚决不管城建这项工作了，硬是把它推给了县城建局，说是一家独管方便开展工作。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一事，当时的城建局局长罗庆和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先后雄心勃勃地去过，无一例外都被他举刀吓走了。天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每回去做工作，天不怕举刀一喝，他们就不敢前进一步。于是便没人再去了，不敢去了。房子可以不拆，但生命是不能丢掉的。
后来罗庆当了副县长，自然是分管城建这块。面对这个恶人，当时县政府的领导曾召开会议，决定拿他开刀，下决心要把这个毒瘤割掉。书记和县长都异口同声地说，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采取果断措施，强行拆除“天不怕”的违章建筑。具体工作由县城建局，县法院，县公安局三家联合负责。可事情一定下来，不出三天，就有人出面说情。说情者是虽说回去了，干扰就可以排除了，可执行具体任务的法院和公安局的干警们却感到为难了。人家“天不怕”的叔叔是公安局副局长，尽管他也支持拆除，可真拆除了，咱们面子上也过不去，往后脸往哪儿搁？再说，“天不怕”在县城亲戚朋友多，开了几家商店，家里又有钱，在县城算是有些势力的人，爷爷那辈人里还有人在台湾，那年台胞探亲回来时，县政府领导专门接见过柱着拐棍的老先生，老先生在县里也有几十万的投资，也算是对家乡这个“根”的贡献。恶人，台属，地方势力，种种原因综合起来，如果拆除了“天不怕”的房子，得罪的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将伤害一片人的感情，僧面佛面一锅煮了。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县城本地的人，人口密，地方小，沾亲带故的多，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怎么做人？怎么见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拆除违章建筑又是由多家组成联合执法队，在几家单位里，如果有一家单位当缩头乌龟，其他单位就左顾右盼了，谁也不愿意当开路先锋。尽管说得声势浩大，最后还是一再拖，不了了之。“天不怕”的四层小洋楼便成了违章建筑的世纪典范，依然屹立在那里岿然不动，一楼门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与其说它是违章建筑的标本，不如说它是政府无能的见证。
因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没有拆除，善良百姓都跟着他比照。本来要遏制下去的违章建筑又重新抬头了。他们不跟别人比，只跟“天不怕”比。人家说了，人不能太善良，以前那些胆小怕事的老百姓有了违章建筑，说政府让拆除就自动拆除了。可遇到“天不怕”这种人，有势力，有关系，还有不要命的硬功夫，你政府就奈何不了他？几年下来，类似的违章建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就把话说在前头了：谁有胆量拆除“天不怕”的房子，哪怕只动他一块砖瓦，我们就跟着自动拆除。这也就说明政府还有点能耐。
现在，上任两年的城建局局长李兵想做点事情，把清理违章建筑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李兵是前任常务副县长罗庆一手提拔起来的。罗庆在城建局当局长时，李兵是股长。罗庆当副县长时，李兵就提拔为副局长了。罗庆当常务，李兵就当了局长。古长书没跟他打过交道，只晓得他比较温吞。清理违章建筑，本来属于政府系列的事，可事情非同小可，涉及面大，就只好拿到县委常委会上来研究。必须要确定一个基本方案，定下一个基本调子，还要成立一个班子，协调动作，统一指挥。讨论到中途，贺建军突然说，周县长昨天已经向我请假了，他的胆结石又犯了，老是疼痛，这次要把它切除，准备下周到省城去做手术。可是，他不能因为有病就打退堂鼓，他还要带病坚持工作，还得在这事上冲锋陷阵才行。所以，成立违章建筑拆除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周长治同志还得当这个组长，副组长就让古长书同志担任。周县长不在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