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的土地征用费也没人付了。当时征地时，是乡政府做的工作，甚至有点强行征用的意思。十年来，几家农户轮番上访，从乡里找到县里，从县里找到市里。市政府信访局多次把情况转到下面，责成当地政府处理，可乡政府也因情况复杂，变化大而处理未果。几家农户就不再找市政府了，直接找到市委。他们在市委门前打着一块大幅标语：“还我征地费，还我土地”的字样。以前他们也来过，在市委门前晃晃，就被值勤的武警吼走了。古长书是苦孩子出身，他喜欢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看到那些上访的农民他就难受。古长书是从县里出来的，他知道，农民对政府很有意见，甚至还有点对抗性情绪。可是，他们面对党委和政府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你不给他解决问题，他们也无可奈何。尽管他们上衣无望，可他们依然不甘心，一到农闲时间就来上访一回，有的甚至趁到市里办事的功夫，也要抽空来说说闹闹。实际上，这些上访已经没有了上访的意义，涂上了闹事的色彩。他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却让接待部门不厌其烦，甚为头痛。那天看到农民打上标语了，古长书就亲自出去过问，了解了初步情况。之后，古长书就把顾晓你叫去认真做下笔录。然后又向信访部门进行了查询。古长书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问题，要解决并不困难，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踢皮球导致的。只是年长月久，问题长胡子了，成了老问题。如果拖着不解决，确实影响不了国计民生，却影响安定团结，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原则上讲，解决这个问题不属于市委的事。可古长书这回心软了。他想管一回闲事。于是，他把农民上访要求讨要土地征用费的问题专门向汪书记做了详细汇报。那天晚上古长书来到汪书记家里，那口气简直就有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古长书把具体情况汇报之后，说：“就是这些小问题的久拖不决，就足以说明我们市政府有时是在丧失作为一个政府的职能了，说轻点是失职，说重一点就是无能。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农民利益，谁来保护，怎么保护？这才是最具体的。”
汪书记听得一脸严峻。这些问题实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大前年才从省委组织部下来任职，如果有问题也不是他当市委书记期间造成的。所以古长书也才敢大胆地说出来。汪书记说：“你别看我脸色，你继续说。”
古长书说：“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了。我觉得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有一种误区。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基本原则，可我们的工作重点不能什么事事都要由中央来安排。既然什么都要听中央的安排，还要我们一级政府干什么？还要我们创新干什么？比如，伪劣商品毒死人了，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突击抓。房子塌了烧了，也是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检查安全工作。有些问题属于地方性的，中央并不知道，或者说这些问题在全国并不带有普遍性，难道说我们也要等中央发了文件才抓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自己做一回自己的主？我们天天说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真正的实际问题摆在面前，可我们又没有结合实际来主动解决。”
汪书记闭了一下眼睛听着，心情很沉重。见古长书停下来，他睁开眼睛，揉揉额头说：“你继续说。我听着。”
古长书说：“据我所了解的，以前大办乡镇企业和开发区，确实有不少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信访部门都可以从上访案件中反映出来。我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遗留问题处理的大行动。用半年时间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欠农民的钱，非法占用了农民的土地，能退的退，不能退的，政府要挤出资金来，给农民足额补偿。总之，不能让农民吃亏。”
汪书记听完之后，马上给信访局长打了电话，让他就乡镇企业、开发区以及移民迁建工作中造成的农民上访情况拿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然后上会研究。在常委会上，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中央确实抓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全国的工作重点。目前抓解决遗留问题这项工作，与中央确定的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符。再说这是可以既往不咎的历史问题，也不是我们这届政府造成的，是不是可以推迟搞，以免分散精力？汪书记说：“我们是地方政府，不能长期等中央给我们分配工作。中央有指示的，我们坚决执行，而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没有指示的，关系到群众利益的，我们要主动去办。话说回来，对于经济开发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视而不见，不会丢什么乌纱帽的；我们解决了，也不会长乌纱帽。可是，这是真正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我们现在办这个事，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没有矛盾冲突。”汪书记采纳了古长书私下给他提出的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处理农民上访问题的集中行动，确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并从当年财政预算外挤出五百万元资金，以最大限度地解决政府在经济开发工作中给农民造成的遗留问题，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一个月后，这项工作由市委副书记贺建军挂帅，在全市各区县蓬勃展开，成为半年内金安市的工作重点。全市解决了一千多个类似的遗留问题，清理乱占耕地五十多起，收回违章使用土地一万多亩，给农民支付各种补偿费两千多万元，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据说也有人趁机告汪书记的黑状告到省委去了，说金安市有意跟中央唱对台戏，背离了中央的大政方针。但这些黑状并没有奏效，在省委的简报上，还刊发了新华社记者写的《金安市处理经济开发工作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确保农民利益》的长篇通讯，省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进行了转载报道。省委书记在报道上作了重要批示，称“金安市的做法很好，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实际上，在这项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市委院子就悄悄地传开了：汪书记最喜欢听古长书的建议。也就是说，古长书在汪书记前面是一个有足够份量的特殊人物。他一般不会轻易建言，但一旦提出建议，总能得到汪书记的采纳，继而形成有巨大影响力的一项地方政策。这个，贺建军也是清楚的，他也明白，古长书在汪书记前面说话的份量，不亚于他这个市委副书记。有天，贺建军跟古长书开玩笑说，在汪书记心中，你已经相当于一个市委领导了。有的领导经常给汪书记的建议，但并不能得到采纳。因为有的建议会变成一种馊主意，而你就不一样了，你有你独到的眼光，你的建议往往能体现你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方略，又总是与真抓实干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有一套科学的操作方法，所以汪书记看重你。古长书说，贺书记，你可千万别这样说啊，讲出去人家会对我产生看法的。贺建军说，我当然不会对外讲，只是私下对你本人说说。对于你来说，怎么夸你都不过分。前途大大的有。古长书说走到这一步，他已经很满足了，不敢有太多的奢望。贺建军说，这话不对。经商的不嫌钱多，从政的不嫌官大。想当大官也不等于政治野心。古长书说，那好吧，我就做一回大官梦吧。不过，要有一种清明的政治环境，否则我也当不了的。没人提我呀。只要跑官卖官的现象还存在，这对你我之辈都是一种障碍。贺建军很感慨地说，是啊，如果哪天我们的用人制度有麻将中的游戏规则那么硬朗清正，那就好了。古长书幽默地笑笑，说，这话很经典。记下了。
第五部分第47节 升职
古长书到了官运亨通的时候了。事先没有任何先兆，就当副市长了。可大家又并不觉得意外，也就是说他到那个火候了。他在大明县的时候，在全省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到了金安市，他再度把自己的影响力和个人能力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得到了广大干部的普遍认可，即使在省委也是如雷贯耳。也就是说，提拔古长书当副市长，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反过来讲，如果提拔了别人而不提拔古长书，那么古长书就真是怀才不遇了。一般人怀才不遇可能很正常，可古长书怀才不遇就可能不正常了，因为他曾经是英雄形象，是典型人物，他的聪明才智与施政风范都是响当当的。不提拔提他提拔谁？从政治伦理上讲，如果该提的不提，不该提的提了，这也是一种乱伦。
在市政府的班子里，以前主管工业的刘副市长当了常务副市长。古长书就接替刘副市长主管工业。这时候省委调整省级机关的班子，刘副市长调到省外贸局去了，作了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这又给古长书腾出了位子，古长书就很快做了常务副市长。如果论资排辈，常务副市长应当是李修明的，可李修明年龄大了一点，加之身体出了毛病，就转到市人大常委会当主任去了。按照一般惯例，只有常务副市长或市长才能去当人大主任，可让李修明直接迈出一大步，这也是汪书记的用人策略。他主要是觉得，李修明大多数时间都在市级机关工作，过分求稳怕乱，就会缺乏闯劲。继续在政府部门干下去，对工作是不利的。再说，还有个班子结构的平衡问题，古长书曾经是李修明的部下，如果让古长书当常务副市长，李修明一般副市长，会带来诸多矛盾。为了保住古长书这一头，就让李修明当人大主任了，这对他也是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但有政治经验的人会看出来，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事风向标，让古长书当常务副市长不是目的，让他当市长才是目的。这只是第一步。
人们对汪书记的这些猜测，很快从一件小事上得到了印证。省委郑书记到金安市来，接风洗尘的第一顿饭，汪书记就只叫了市长，人大主任和古长书。一见面，汪书记就对省委书记介绍说：“这是我们最新锐的年轻领导古长书。”省委书记抓住古长书的手，说：“我见过。你在大明县当团委书记时，那年舍己救人，评为全省十大杰出青年，做事迹报告时，我听过你的报告，很感人。那时我刚当副省长。”
但这事古长书早忘了，他只记得当时的副省长还接见过他。郑书记是个性情直爽的人，架子不大。古长书早就认真研究过领导获取对下属好感的各种方式。一种是工作汇报，讲了成绩就高兴，也不管那成绩是真是假。一种是通过下属对他的低三下四而获取好感，下属越是对他阿谀奉承，他越是觉得下属亲近于他。还有一种，就是听下属谈话的思路，通过谈话窥视一个人的思想政治品格和个人品质修养。显然，郑书记就属于后者。郑书记一脸堆笑，象老友相逢一样侃侃而谈，古长书原本的矜持就减少了许多，心里暖和了，思维也活跃了。
古长书说：“真不好意思，你是我的领导，我没机会听你的报告，你却先听了我的报告。简直是本末倒置了。”
郑书记说：“这种本末倒置很常见。我听过许多农民的声音，可许多农民并没有听到过我的声音。”
古长书说：“善于倾听百姓声音的领导就是这样的。至于许多农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那是我们对省委精神贯彻落实得不够好，责任出在我们这个中间环节上。”
古长书口才不错，对答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