缟纤救险嫫鹄丛趺窗欤开ァ �
另外，发火时要注意树立一种被人理解的“热心”形象，要大事认真，小事随和，轻易不发火，发火就叫人服气，长此以往，领导者才能在下属中树立起令人敬畏的形象。日常观察可见，令人服气的发火总是和热诚的关心帮助联系在一起的，领导应在下属中形成“自己虽然脾气不好但心肠热”的形象。
日常发火，不论多么高明总是要伤人的，只是伤人有轻有重而已，因此，发火伤人后，需要做及时的善后处理，即进行感情补偿，因为人与人之间，不论地位尊卑，人格都是平等的。妥当地善后要选时机，看火候，过早了对方火气正旺，效果不佳；过晚则对方积愤已久不好解决。因此，以选择对方略为消气，情绪开始恢复的时候为佳。
正确的善后，要视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性格大大咧咧，是个粗人，领导发火他也不会放在心里，故善后工作只需三言两语，象征性地表示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心细明理，领导发火他能理解，也不需花大功夫去善后。而有的人则死要面子，对领导向他发火会耿耿于怀，甚至刻骨铭心，此时则需要善后工作细致而诚恳，对这种人要好言安抚，并在以后寻机通过表扬等方式予以弥补。还有人量小气盛，则不妨使善后拖延进行，以天长日久见人心的功夫去逐渐感化他。
《中庸的智慧》 第二部分威严也有宽容
己之所欲，要施于人
人有困难我就周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
我们处世为人，之所以提倡虚，就是要求谨慎持守道德。舍己为人，亏己利人，薄己厚人，损己益人，把持着这四项基本观念，人们就会心悦诚服。
老子说：“尽力照顾别人，我自己也就更加充实；尽力给予别人，我自己反而更加丰富。”这就需要至诚，以最完美的德来辅佐这个最崇高的诚，使它感人至深。他人有恩德于我，虽是一碗饭的施舍，也不能忘记；我有恩德于他人，虽是救死之恩也不能企望报答，也不能向他人提及，也不希望回报，这也就是古代圣人所说的“施恩德于人不望回报，受到他人施的恩惠千万不能忘记”的道理。
使人服从的关键是：凭道理不凭道术，凭仁德不凭武力，依仗武力借助仁义而称霸天下的人，称霸就必须有很强大的国力；依仗道德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的人，称王不一定要有强大的国力。商汤王只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只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依恃武力而降服人们，人们不是出于内心的真正归服，而是力量不够，迫不得已；凭借道德使人们归服，人们会出自内心的欢喜而心悦诚服，就同孔门七十二大弟子拜服孔子一样。《诗经》中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以道德服人的人，就是修养自己的道德，使人们都服从我罢了。修养自己而使内心达圣的人，以圣德光耀天下，使人们都仰慕他、尊敬他就是了。惟有孟子所说的服人道理，除了“以德”之外，还要有“行仁”来紧紧跟着。也就是说，仅仅立自己的德还是不够的，还要行仁于天下，还要有爱人、利人、济人、救人、立人、达人这样的道德。
要想人们都服从我，己立己达，还不足以使人服从我，最重要的是，人想立我就立他，人想达我就就达他，人有困难我就周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这样愿望就能达到，利益就会归来，祸害就会免除，纯粹是一片仁人的胸怀。我只为人而不为自己，只利人而不利自己，只爱人而不爱自己，只尊敬他人而不尊敬自己，这样怎么会害怕人们不归服我呢？
所以孔子说：“以富贵而天下，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以我的富而能富他人的人，想贫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贵而能贵他人的人，想贱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达而能达他人的人，想穷也不可得到了。”
威严也有宽容
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根据《唐史》记载：从刘武周那里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叛逃回去，人们开始怀疑尉迟敬德，把他逮捕，囚禁在军中。
屈突通过殷开山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骁勇无比，现在既然囚禁了他，必然会生怨恨，留下他恐怕有后患，不如就地把他杀了。”
李世民说：“敬德如果想叛变而逃，早就走了，为什么还等到现在呢？”于是命令赶快释放尉迟敬德，并把他引进自己的室内，赏赐了许多黄金，说道：“请你用大丈夫的意气来对待事情，不要为这些小的嫌疑而介意，我永远都不相信诬陷你的话，你应该体谅。你定要离去的话，这些金银可以资助你，表示我们共事一时的情谊。”
有一次，李世民仅带500兵丁察看阵地，王世充带领1万多人，突然把他团团围住。单雄信引槊直挑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勿伤我主！”横鞭直打，单雄信落马而逃，屈突领大兵赶到，王世充大败，仅仅免脱死运。
李世民便对尉迟敬德说：“你怎么相报得这样快呢？”这是江湖上英雄惜英雄的大气度、大手段。既释放他这个囚犯，再引进自己的房内，并且以金相赠，去任自由，不是唐太宗，其他人能做到吗？
桂阳王刘休范在九江举兵造反，萧道成暗地消灭了他，而叛军还不知道，准备开往前线。这时，宫中传言，休范已在新亭，众士卒惶恐不惑，诣帖里投名的人已有千数，但等到的却是萧道成。
萧道成随即把诣帖撕毁烧掉，登上城墙说：“刘休范父子已杀了，死尸在南冈下，我就是萧平南，诣帖里的名字，都已经烧毁了，大家不要害怕！”叛军都感到惭愧而服从他。得到的诣帖，马上就撕烂烧掉，这要有何等的雅量。不穷加追究，不株连大众，不害怕他们以后反叛，并且烧毁灭迹，以表示恩德的诚意，这又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吗？！
《宋史》记载：孔守正与王荣陪同宋太宗吃宴席，二人都醺醺大醉，在太宗面前大肆争论，第二天，孔、王二人都来请罪。太宗说：“我也大醉了，不必治罪。”这虽是小事，然而以当时来说，追究责任难使臣下诚服，不追究责任又失君上的威严，只有不同意法官治罪，再以我也大醉的话搪塞，就安定了人心。这样既宽大又洒脱，小恩小德行使在君臣之间，就多了一分人情味。
唐明宗时期，有个和尚漫游西域回来，得到一颗佛牙，于是献给明宗，明宗拿出来给大家看。学士赵凤进言道：“世间传说佛牙水火不能伤害，请验真假。”随着举起斧头砍下，佛牙应声而碎，明宗也不加追究责任。
只有宽恕包容，才会尺寸分明。许鲁斋说：“人要宽厚包容，又要分限严紧。分限不严，事情就不能立，人就会受到侮辱。魏公素来宽厚，处理事情，大义凛然，有不可侵犯的样子，所以成为当代的名臣。现在宽厚的人能找到，威严的人，就少有宽容，对于事业来说，都有弊害。”
《中庸的智慧》 第二部分胡萝卜加大棒
胡萝卜加大棒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责贬官。他告诉太子道：“李责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联，因此，他难免会摆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责复任宰相，由此，李责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无独有偶，汉代大将卫青不斩败将的故事也说明其人治之术的高明。
有一年，汉武帝派卫青出兵定襄，部将苏健、赵信两军共3000多骑兵，个个具有非凡本领。一日，他们突然与单于的部队遭遇，经过一日激战，3000多骑兵几乎全部战死，赵信也投降了单于，只有苏健只身逃回汉营。
一时间议论纷传，都道苏健必死无疑，更有议郎周霸对卫青进言道：“自从大将军出兵以来，还未曾斩过部将，今天苏健损失了这么多人马，还一个人逃了回来，以卑职愚见，应将其斩首示众，昭示全军，以显示将军的威严和治军有方。”
但军中一个叫安的长史却竭力加以劝阻，他说：“万不可如此做！想苏健以数千人马抵抗数万敌军的围攻，奋力苦战一天，士卒悉数战死，他仍不敢有二心，可见其忠焉，如今他死里逃生，拼死逃回营中，如果反而被斩，这无异于告诉众人，今后如打败仗，千万别跑回来，干脆投降敌人。所以万不可杀他。”
卫青听了这番陈述，心中深以为然，于是说道：“我卫青将真心诚意地待他，让他留在军中，我不怕会因此失去威望。周霸劝我斩杀部将来显示威仪，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心愿。再者，虽然大将军有权斩杀部将，但以我之被皇上宠幸，也不该在城外擅自诛杀部将，将他送往皇上那里去，让皇上自己亲自发落他吧！这样形成大臣不敢专权的局面，不是更好吗？”
左右的人听了这番话，深为卫青的深明大义和忠诚所感服，更加钦佩卫青的为人和仁慈，莫不肃然以对。
于是，卫青将苏健囚禁起来送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果然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
卫青不斩部将，一则说明他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懂得治军与治人之术的统帅。
人的身体的构造，有坚硬的部分——手、脚、骨骼等，也有柔软的部分——肌肉、软组织等，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人才能灵活自由地从事多种活动。领导下属时，应该软中有硬，宽严相济，从而达到最佳效果。
南越王赵佗，原本是秦朝派到广东、广西管理南方的地方官，秦朝灭亡之后，他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不愿再动用刀兵，对他实行了安抚政策，仍任命他管理南方，并给以赏赐。这种怀柔政策使得汉朝的南疆和偏远的地区得以安宁。可是吕后当政时，却将南方视为蛮夷，并制定一些民族歧视和压制政策，最终激起了赵佗等人的反抗。
汉文帝即位以后，重新恢复了汉高祖刘邦推行的安抚政策，除了给赵佗许多的赏赐以外，还给他的亲属加封官职。这一切使赵佗深受感动，自动废除了王号，并上书请罚，发誓永远向汉朝称臣。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管理下属的过程中，光有软的或硬的似乎都不妥，最高明的则是软中有硬。我们可以把领导者的发威视为“硬话”，而把领导者的“施恩”视为“软话”。软硬齐施，双管齐下，因人因事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领导者用“硬话”发威以后，给下属以一段时间检讨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过失，然后领导者可以有计划地逐步做收服人心的工作。可以把自己认为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