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不逞一时之勇，而是忍辱负重，不把自己的生命浪费于无足轻重的决斗上，虽然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仍能自强自新，终于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大显身手。他先是投靠项羽，后来，又投刘邦，被刘邦拜为大将，强兵百万，指挥若定，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刘汉政权四百余年的基业立了汗马功劳，终于成就大业，名垂千古。而那位无赖却连姓名都未留下，相比之下，孰胜孰败，孰优孰劣，自见分晓。
包羞忍辱是一种博大的情怀，可能要遭到巨大的人格、精神的污辱，但如果已经有“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便不能斤斤计较，目光短浅，而应该着眼未来，不做无谓的牺牲。不逞一时之勇而毁掉自己的美好未来，小不忍则乱大谋。珍惜生命，珍视自己才是上策。
《中庸的智慧》 第三部分动如脱兔先发制人
动如脱兔先发制人
太监安得海奉慈禧之命外出京城结纳外臣。当时慈禧、慈安两宫垂帘听政，明争暗斗，慈禧吩咐安得海悄悄出去，暗暗回来。
哪知这安德海骄横惯了，出京没几天，他就命人在船上升起大旗，大肆张扬，让沿途官吏纷纷接驾、送贿，所到之处，鸡犬不宁。船入山东德州境内，德州知府前去拜接，送上银子加两，安得海嫌少，限他三天之内交足5000两银子。
上哪去弄这么多的银子呢？德州知府一时没了主意，忽然想到他的上司山东巡抚丁宝桢，此人为官清廉，且颇有胆略，便连夜奔赴济南向丁巡抚哭诉。丁巡抚问知府见到圣旨没有？知府说没看到。
“好！”丁巡抚一拍巴掌，命德州知府立即回去将安得海一行人捉来。知府一听吓了一跳：
“大人，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
“一切由老夫承担。”丁宝桢哈哈大笑。
德州知府遵命而行。
原来，清官历来有条祖训：内监不许私离京城40里，违者由地方官就地正法。丁宝桢正是抓住了这一条，要治一治这不可一世的大宦官。
他想，这安得海虽然没奉明诏，但一定得了西太后的暗许；西太后不降明旨，说明东、西太后有矛盾；安得海是西太后的人，我何不向东宫请旨发落！
主意打定，丁宝桢立刻派亲信飞马人京送奏章。不久，东太后的懿旨降下来了：着令丁宝桢将安得海推出斩首。
而此时，忽听一声：西太后懿旨到！
这下安得海不由得大喜，他从地上蹦起来，得意地对丁宝桢说：“姓丁的，这回看你小子怎么收场！”
不料，丁宝桢却大声吩咐：
“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果然，西太后命丁宝桢火速将安得海押解回京。不过这时，安得海早已身首分家了。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四子。长子建成为太子，次子世民为秦王，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为齐王。
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和统一战争中，屡立大功，权势很大，太子建成感到李世民威胁他的地位，就想与元吉勾结除掉李世民。
当时，李世民手下大将李靖等多次对他说：“大王因功高被怀疑，靖等愿效犬马之力。”劝李世民早想办法。
武德九年，突厥入侵，唐高祖命元吉率兵抵抗。元吉乘机召集军队，准备与建成约定时间举事，除掉李世民。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日夜劝李世民说：“事情已非常危急了，如果不采取应变行动，国家必定有灭亡的危险。周公是圣人，难道没有兄弟骨肉之情？为保存国家，大义灭亲。现在大王临危不断，坐等受屠戮，怎么成就道义？如果不采纳我们的意见，我们将逃身沼泽，不能够在大王身边。”李世民最终听从了他们。
6月3日，李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扰乱后宫，并说：“臣没有丝毫对不起弟兄之处，今天他们想杀我，好像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如果我今天冤枉而死，与父王永别，九泉之下，见到王世充等贼也感到羞耻。”
唐高祖听了以后，惊讶地说：“明天一定查问这件事，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6月4日，李世民率他的心腹9人到玄武门埋伏，建成、元吉刚到临湖殿，发现情况有变，马上折回，准备回宫府。李世民的伏兵出击，杀死建成、元吉，扫除建成、元吉的残余势力。不久，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
先发制人，是说先动手就能制服对方，后动手则会被对手制服。其实，先发制人在各个方面都适用，尤其是作为领导如果能恰当地先发制人，将会使自己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十八章〓中庸：三思还是要行
成语三思而行，体现了思和行的辨证关系即中庸之道。深谋远虑确有必要，但只想不做也不行，任何好的想法都应该落实在行动上，才能开花结果。
《中庸的智慧》 第三部分讷于言而敏于行
讷于言而敏于行
如果一个人想和平地度过一生，他绝对有必要学会在小事上或大事情上进行自我克制。人类必须容忍和克制，脾气必须服从于理性的判断。
检点自己的言行对个人幸福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一些话语比打人更伤人心，虽然人们不用匕首，但人们经常听说“语言像匕首”。一则法国谚语如是说：“语言的伤害比刺刀的伤害更可怕。”那些刺人的反驳，那些溜到嘴边的刺人的反驳，如果说出来，可能会使对方太难堪。布雷姆夫人在其《家》一书中说：“老天爷禁止我们说那些使人伤心痛肺的话，有些话语甚至比锋利的刀剑更伤人心；有些话语则使人一辈子都感到伤心痛肺。”
那些会做人的人在说话方面也如同在任何其他事情方面一样，总是注意自我克制。那些聪明和懂得自我克制的人总是避免心直口快、直言无忌，绝不以伤人感情为代价而逞一时口舌之快。比如，有的人在工作中看到别人干活干不好时，他不会在旁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更不会把别人撵走，显示他的能干，而是很客气地说：“我试试看怎么样？”这样说了，即使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干不好也不会丢面子；如果干得好，即使别人嘴里不说，心里也会佩服他，尤其是他没伤别人的面子，又替别人干好了活儿，别人于是从心底里认为这个人“够意思”，做人稳重、扎实，又有真本事。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即君子做人，总是行动在人之前，语言在人之后。
尽量不说活。不说话不仅确保安全，而且能给人留下个持重、非同凡俗的印象。当然，尽量不说话是指可以说可以不说，尤其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否则，不说话也是不可取的。
在不得不说的情况下，尽量少说，不夸夸其谈，不乱讲滥说，不信口雌黄，不妄发议论，这也是确保安全的一种方法。言多必失，多言多失，少言少失，不言不失。所以，在不得不说，非说不可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少说为佳”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随随便便说别人的短处，轻轻松松揭别人的隐私，不仅有碍别人的声望，且足以表示你为人的卑鄙。当你听到流言蜚语时，惟一的办法是听了就算，不做传声筒，不记挂于心，不向外传播。
说到做到，力戒空谈，是一个人进行道德品质修养的重要内容。一个人整天里空话连篇，不干实事，那他将一事无成。爱因斯坦给成功确立的公式是：成功=行动＋正确的方法＋少讲空话。
马克·吐温说：“我们千万不能说假话，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需要说假话。”假话一旦被揭穿，便会失去人们的信任，落得说话无人听，办事无人理，成为令人厌恶的人。
会说话，就是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说了恰当的话，也就是把话说对时间、说对地点、说到点子上又能把直话说圆；说得头头是道，妙语连珠，使人人爱听，个个喜欢。
会说话，是做人最基本的功夫。
深谋远虑确有必要
所谓糊涂有真假之分，真糊涂的人当事情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时，仍然执迷不悟，而假糊涂者则不同，他们常常在事物略露表象之时已经有所察觉，但却能够装做不知道，以静待事情的发展而相机行事。
作为一个从政人员，有时候，事情虽然还没真正发生，但迹象其实已经显露。如果不能从初期的迹象去掌握即将发生的事实，就会像无知的雀鸟，筑巢所在的柴薪已经冒起烟火，还悠哉悠哉不知躲避防范，这是非常危险的。而有智慧的人则不然，只要见到一点迹象，就能判断出事情未来的发展，而采取合宜的行动。
一般来说，忧患的来临，必有其征兆：如果不预先设法消除，将后悔莫及。这种防患未然的做法，正是明哲保身的借鉴。
春秋时，秦武王派甘茂攻韩国的宜阳（公元前308年），甘茂担心会遭人诬陷毁谤，于是对武王说：
“以前，曾参住在费的时候，鲁国有个叫曾参的杀了人，人家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他的母亲说：‘我儿子才不会杀人。’继续自在地织布。不久，另一个人又告诉她说：‘曾参杀人。’他的母亲依旧自在地织布。不久，又有第三个人向她说：‘曾参杀人。’他的母亲立刻丢下梭，离开织机逃走了。以曾参的贤明和他母亲的信任，有三个人接连的疑惑，他的母亲都怀疑、害怕了。我去攻韩国，若小人进谗言则无处容身，请主公明察。”
这就是“深谋远虑”、“老谋深算”，是重要的上策观点，是处理当前与将来长远关系的至高准则。封建时代，很多大臣，就是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充分显示出他们的聪明才智。
汉朝初期，汉高祖刘邦派樊哙以相国名义带兵去平定谋反的燕王卢绾。发兵之后，有人揭发樊哙在刘邦生病时，与吕后勾结，等刘邦一死，就要把戚夫人一家杀绝。刘邦很生气，就派陈平骑马去传达命令，让周勃代樊哙指挥军队，并立即在军中把樊哙斩首。
陈平接受任务后，私下里同周勃商量说：“樊哙是功臣，又是吕后的妹夫，皇上只是一时恼怒，想杀掉他。但是皇上已经病重，未来是什么情况，并不明白，所以还是不把樊哙马上斩首，只是把他押回来让皇上自己下命令杀掉为好。”周勃也同意这样做。
后来，在押送樊哙回京的路上，陈平听见刘邦去世的消息，他急忙赶回向吕后报告逮捕樊哙的经过，吕后叫他把樊哙放了，因为他没有照刘邦的旨意杀死樊哙，所以吕后还是相信他，又让他做太子的老师。以后吕后家庭要为樊哙报复陈平，在吕后那里也通不过了。
《中庸的智慧》 第三部分敢作不能蛮干
敢作不能蛮干
有勇气承担命运才是英雄好汉！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不敢冒险，只求稳妥。我们应当敢作敢为、胆敢冒险，相信自己能展翅飞翔。粗枝大叶、闭眼蛮干，只求前进而不管实际。那不是敢作敢为，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