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１９３１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因为不满意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继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职务愈降愈低。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转入川陕后，曾中生被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等职，为此，他多次提出申辩，但越申辩，罪名却越多，也越来越大。１９３３年９月，曾中生被监禁。一直到长征，他都是在被监押中随部队行动的。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向张国焘问起过曾中生，张国焘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张国焘只好撒谎说：曾中生的身体不好，现在后方休养。其实，此时的曾中生就随张国焘的保卫人员一同行军和宿营，被关押在近处。
曾中生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后，非常兴奋，认为他的问题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张国焘想瞒也瞒不住了。于是，他在夜深人静时提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遗憾的是曾中生的举动被张国焘发觉了，时在两河口的张国焘怎能容忍有人告他的状，由此决定杀人灭口。
６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卓克基寨外一片小树林中，曾中生被秘密带到了这里。突然一根绳索从后面勒上了他的脖子。
“张国焘，你反党……”曾中生破口大骂张国焘，倒地气绝。时年３５岁。
当曾中生身亡的消息密报给张国焘时，恰好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问及曾中生现在在何处。张国焘为了掩人耳目，竟说曾中生昨夜逃跑投敌了。毛泽东等人不禁感到愕然，但又不好追问什么。
在长征路上被张国焘绑架着行军的还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他在率领游击队加入红军后也没有得到张国焘的信任，被软禁起来。后来，他被国民党抓获，牺牲在重庆歌乐山；还有在莫斯科留学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那半个的徐以新，他本是“第二十九个”，但当时他因年龄最小，只能算作半个。他回国到了红四方面军后，也因对张国焘的有些做法有意见而被囚禁。他幸运的是走完了长征路，在新中届成立后曾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在红四方面军的囚徒中，还有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他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廖仲恺的儿子，由于他曾指责张国焘的过“左”政策而被关押。廖承志算是幸运的，他之所以没有被暗害，是因为他有一双艺术之手，会画画和刻制蜡板。廖承志是在张国焘的捆绑中走完了长征路。到了陕北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干预下，廖承志获释。廖承志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在长征路上用过的刻刀、笔供奉在桌子上，烧上３柱香，连连鞠躬致敬。他感谢这些手中的工具，口中念念有词：“如果没有你们，也就早没有我的今天了。”
被张国焘捆绑着行进在长征路上的人还有不少，他们应该算是长征路上所遇艰难最多的人，所吃之苦当为之最。
第三回 索专权漫天飞电报 隔激流两帅投奇石
两河口会议，张国焘不同意毛泽东等人所提出的北进计划，并且提出了与之正好相反的“南下川康边”方案，终被大家否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６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
会议在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和日军进攻北平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手下。我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并在部队中宣传抗日，反对放弃华北，以发动群众。”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周恩来、朱德在毛泽东说完后，立即表示赞成这一提案。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通电和文章，并向国民党军队中派工作人员。会议接着研究了红军的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常委会散会时已是中午。张国焘在餐桌上正在吃饭，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神秘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报纸，递给了张国焘。这是一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报》，是在懋功地区出版并发行的第一张报纸。
“这里。”李特打开报纸，指着第一版显著位置说。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登载的是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署名文章：《列宁论联邦》。
“论联邦！主要讲了什么？”张国焘边吃饭边用眼睛粗略地浏览着报纸。
“大意是说列宁反对欧洲联邦，进而推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是违反了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特简要地回答。
张国焘的脸色沉下来，他把饭碗一推：“不吃了，走！”
李特等人也跟着退了出去。
“我知道他们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张国焘愤愤不平地说：“我推测他们曾经开会慎重讨论过，决定由凯丰写这篇文章。你从哪里得到这份报纸的？”
“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给我的。据说他们在两三天前就发了这张报纸，并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央怎么能这样干呢！好像一、四方面军不是一个娘养的一样。”李特的话对张国焘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
张国焘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把他那张报纸展开仔细地看了一遍，问李特：“你对苏联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对这篇文章怎么看？”
李特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然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一员，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真感叹中央的那些留俄人物，怎么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们！”
在这时，张国焘比较信任的年轻人除黄超外，就是这个时年３３岁的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他比张国焘小５岁，是个天资很高的才子。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乳名豹子，皖西霍邱刘庙村人，其父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李特随父入湘在长沙读书，深受其父影响。１９２１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３年后由交大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后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时蒋经国等人也在这里学习。在苏联期间，２０多岁的李特，身体长得不高，胖墩墩的脸蛋在西欧人群中显得很特别，因此，大家通常不喊他的原名，而戏称他“ｌｉｔｔｌｅ”，这是英文，矮小的意思，谐中文音“李特”，常而久之，李特也习惯和喜欢上了这个谐音名字。１９３０年他回国后，也就正式用“李特”这个名字。
李特可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豹子”脾气难改，常常为一点小事发火。他回国后相继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军彭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３１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基本上可说回国后的这５年时间是与张国焘共事在一起的。因此，他和张国焘两人也彼此比较了解，一说到苏联的问题，张国焘往往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张国焘对李特关于“列宁论联邦”的辩解和回答比较满意，气也消了一些，得意地说道：“就是嘛，他们懂个啥？要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圈子内见过列宁的人也就唯我一个，他们在那里枉自谈论什么‘列宁论联邦’，学了几句俄语就感到学到了马列主义的真谛，早着呢！李特，以后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转告我。”
“是。”李特回答，他为提供了这张对张主席有用的报纸而感到得意。
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有些军长也来向张国焘报告：“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说我们四方面军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是比现在四方面军强得多，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四方面军。因此我们担心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哪里去？”
有人向张国焘汇报：“中央最近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四方面军中调查，他们往往夸大了四方面军的缺点，找到几个军官打士兵的例子，就说整个四方面军中有着浓厚的军阀习气。这些调查者还说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而不知道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就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与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在一起对付我。”张国焘语气深沉地说：“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经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当在党内团结和一、四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我也觉得中央和一方面军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
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８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
“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小脑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