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此代表中央复示朱德、张国焘：“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２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不要再提“打倒中央军”及打倒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而要提“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红二、红四方面军依据这个方针，改变宣传工作。
为保持出西北或出东南的机动性，中央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红二方面军向陕南交界的凤县、徽县、成县、康县一带进击，由红四方面军继续发展甘南根据地。
９月１０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告之国民党军第１师师长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３个师准备进攻通渭，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
住在漳县的徐向前接到电令后，反复思考，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大敌当前，在西兰公路附近与敌作战不利。那里交通方便，利于敌人的左右夹击；第二，陕甘北地区人口稀少，仅４０万人，９座县城，粮食困难，不便大部队集结。因此，徐向前向朱德、张国焘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州，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攻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徐向前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中央接到朱德、张国焘、陈昌浩９月１３日建议电后，复电称：彼此意见大体一致，“唯我们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者。”并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宜离开陕甘宁边区南下作战，“对东敌作战宜以红二、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１个军协助之。”
张国焘在接此电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中央的态度有变，他非常不满地发牢骚：“这也就是说，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决战的任务，事实上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承担，而不是原来所说的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南北夹击。”他把中央的电报扔向一边，决定暂时采取不表态的静默态度。
徐向前接电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对忙于按照中央电令标图的参谋说：“这一仗很难打，但是我们还是得准备硬着头皮干！”
毛泽东把电令发给张国焘后，却迟迟不见张国焘的回音，即连电再催。心怀疑虑的张国焘这才不得不决定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
９月１４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回电已许我们所请，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同时，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帮助。”这天，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毛泽东并依据当前敌情，对红军３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１０月底或１１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１２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１０月或１１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１２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的侧后。
这时，整个红军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如何对付胡宗南部？针对这个问题，红军内部发生了新的分歧。
９月１５日，毛泽东等人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陈昌浩等，提出对３个方面军行动的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红二方面军之支队直出宝鸡以东；红一方面军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可派兵力协助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通报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情况和红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以１个师出隆德大道，策应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指出：“红四方面军宜在５～７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
次日，张国焘组织红军总部部分成员在岷州城西的七里铺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提出了红军向新疆发展的意见，结果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
到这时，张国焘的话已经不像往常那样有人言听计从，连过去与他意见相一致的一些人也唱起反调，这使张国焘无限感慨：“真是邪门了，到陕北，这些人还不知是怎样对付我？”
朱德等人坚决主张红四方面军应立即按照９月１３日的方案和中央要求，集中主力于现地区，伺机北出通静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然后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与朱德在会上唇齿相争，意见相反，都已是争论到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睛。张国焘说道：“我不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既然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力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
朱德、刘伯承等人则坚决不同意西进。双方争论到深夜，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打日本没那么简单。”张国焘阐明自己的理由：“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几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部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我看你的胆子是太小了！”朱德嘲笑张国焘，说道：“四川军阀打仗是溜边边，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站。国焘同志你不要学四川军阀哟！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线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先锋军、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北面呢，可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是跑得赢了！”
张国焘憋了一肚子气，他欲争无理，却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过去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李特等人，现在的态度也突然来了个大转变。这几乎使张国焘有些招架不住。张国焘对着李特怒吼：“我说李特呀李特，你怎么也跟着他们乱起哄，反了是怎么的。我告诉你们，现在我还是红军总政委，我说了还算数。”
李特在张国焘面前，总还是有点胆怯，但有在场的众多人的支持，仍是大起胆子与张国焘争辩：“张主席，这是关系到整个红军的大事，不能个人感情用事。”
意见无法统一。傅钟、张琴秋、李特用俄语交换意见，认为要说服张国焘只有赶快把在马营方面军总部的陈昌浩叫回来。
这时，我行我素的张国焘已经发布命令将部队集合好，准备向青海前进，他首先带着交通队出发了。
“不能西进，反对西进！”陈昌浩在这紧急关头骑马飞奔而来，大声疾呼。
队伍停止了前进。陈昌浩的命令在红四方面军中是有很大号召力的，特别是在如今张国焘的威信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一些中高级指挥员已经对张国焘失去信心。
“向后转！”陈昌浩向着呆在原地不知所措的部队指战员发布命令。
部队陆续回来了。张国焘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返转来。
就在三十里铺的镇子中，中共西北局紧急召开会议。
张国焘大发雷霆，斥责陈昌浩扫了他的面子，并固执地坚持己见，不论谁说，他总是站在敌视的角度，怎么也听不进去。看来意见仍是无法统一。会议开到第３天上午，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
“他不干，我干！”朱德火了，他亲自挂起作战地图，找来作战参谋制定部队行动计划。
当天黄昏，张国焘担心他的辞职威胁会弄巧成拙，又赶紧派人通知朱德、陈昌浩等人继续开会，会址就在他的住宿处。
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一个个都是为了顾全大局，忍气吞声，按时赶到了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但在会议最后表态时，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仍是支持朱德的主张，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否决了张国焘的方案。
直到这时，迫于无奈的张国焘只好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会议最终通过了北上会合的意见。朱德当即电告中央：“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９月１８日晚，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作出各部队北进的部署，要求各部带４天干粮，极力轻便伪装，尽量采取夜间行军，快速北进。同日，这一电报也报告了中央。
岷州会议结束后，朱德回到红军总部部署各部队的北上行动。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到了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
朱德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
但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正当徐向前等紧张地调动部队准备北进之际，张国焘骑马连夜赶到漳县。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张国焘到了前敌指挥部后，进门就这样说。
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急忙赶上前来，说道：“张主席不要急。快坐下，休息一下，有话慢慢说。”
“陈昌浩变了……”张国焘满腹怨气，讲起了他与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的争论。接着，他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徐向前等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主张，他流泪了，并且哭得很伤心，呜咽着：“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
红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接着，张国焘提出了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的方案。
徐向前比较了两个军事行动方案，认为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他分析情况说：“我们红四方面军已是３过草地，消耗很大，疲劳不堪。装备简陋，每个战士的子弹一般仅有１０发左右，最多的也就２０多发。如果开进到西兰通道那种便于敌人运动的地区，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部队决战，显然无取胜把握。弄不好，部队会被压到黄河以东、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