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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做别的事，这使外国人感到，与讲究礼节的中国人相比，显得有些可怜。一方是华贵的长袍，优雅的举止；一方是动作笨拙、难看的跪拜。面对这种反差，即使有礼貌的中国人，也难免会笑出声来。我们要明白，外国人忽视了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礼仪，是他们轻视我们的原因。
如果中国人看到“伟大的美利坚皇帝”穿着布衣，叼着雪茄，在大街上散步，他们会想些什么呢？假如一个相当于中国道台的外国领事，为调解一桩国际纠纷，到一个省会与省长会晤，那么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聚集在城墙上，想一睹这位外国大官的风采。但是，他们见到的，只是两辆马车，几匹马，一名翻译，一位中国跟班，一名厨师，与所想象的浩大场面极不相符，那么，很自然的，对我们会由好奇变为漠然，再变成轻视。
我们自认为比中国人优越，却不能使中国人看到这一点。虽然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上占有优势，但又把我们的发明看成是变戏法——莫名其妙又没用，认为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产生的结果，是孔夫子不谈的魔法。
一些承包商到中国后，更多的是失望，因为中国人是如此地轻视蒸汽机和电力应用产生的奇迹。中国人无一例外地不愿意（尽管有时也不得不）模仿外国人。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空气的流通，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也喜欢一些西方进步的成果，但不愿意接受西方的方法。如果硬要他们接受，他们宁可把进步的成果也抛弃掉。只有能使中国成为“强国”的发明创造，才能被接受。如果只是改良，没有时代精神，也显示不出比中国优越，只会被抛在一边。
《中国人的气质》轻视外族（2）
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显然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劣势，但他们只会说，西方国家使用的仅仅是中国先人积累起来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只是在近代被西方人盗走，并加以了应用。
外国人在应用领域方面的能力，显然引不起中国人的兴趣。撒克逊人欣赏“能干的人”，就像卡莱尔喜欢人家称他“王”一样。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技能既有趣，又令人吃惊，如果他们碰巧用得着这项技能，他们不会拒绝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以外国人为榜样，而且从没有人这样想过。他们的理想学者是书呆子，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忘记，有多个学位，学习刻苦，废寝忘食，虽然手指有几寸长，但却什么事也不会做（除了教书），从而保持身心一体，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落后于西方国家。前任中国驻大不列颠大使郭大人的回答证实了这一看法。当里格博士谈到自己的看法，认为英国的道德状况要好于中国时，郭大人没有立刻对此作出评价，而是带着深厚的感情说：“我感到很震惊。”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这种比较不可能得到认同。它需要对两个国家内部生活进行深入的了解，需要对各种现状的起因进行综合的分析，我们现在不要陷入这种比较，这不是我们当前的目的。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文人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尽管外国人拥有各种机械技术，但欣赏不了中国伟大的伦理道德，外国人被轻视也正是来自于这些“头脑在宋代，两脚在现代”的典型中国学者。就是他们撰写和传播了声讨外国人的文章，没几年的时间，这些铺天盖地的檄文就充斥了整个中国。
人们曾一度认为，随着西方文明的引入，中国会被刀子、叉子、长筒袜、钢琴组成的风暴吞没，会“欧洲化”。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时刻，那一定在以前，现在，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民族。
唯一可以使中国人对西方人保持稳定而持久的尊敬的途径，就是通过客观的事实表明，基督文明所带来的一切，是中国现有的文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达到的。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表现出的还会是一种恩赐和轻视。
《中国人的气质》缺乏公心
中国古典作品之一的《诗经》曾有农夫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的时候先降落到公田，之后再降落到私田。且不说周朝兴盛时以及以后的朝代是否有过这样的佳话，但是现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祷告了，不管是农夫，还是其他人，都不会让上天“先”恩泽于“公田”。
中国的统治方式，实际上是家长制，即要求百姓服从于顶头上司。有句格言是这么说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后把它理解成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自己！”一般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很像这个黑奴对格言的解释。
作为一个老百姓，他想的是“我有责任照顾好自己”，“政府力量强大，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用不着我们操心”。作为政府，尽管是家长，更多的也是在照顾自己，而不是在照顾他的家庭。
一般说来，政府是不会为百姓做什么的，除非等到百姓遭受灾难的时候，他们才做这做那。百姓们很清楚，政府做这些事，目的在于减轻灾害的程度，以保证税收不受损失。当然，百姓自己也努力防治灾害的发生，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明白，由政府来做这事，只会增加大量的苛捐杂税。
中国政府和百姓对公共事务都漠不关心，也体现在道路的状况上。在中国，全国各地都曾有过用石子铺成的宽阔的标准公路，用来连接许多重要的城市。但是目前来看，这些道路都已损坏，北京附近如此，像湖南、四川等地也是这样。政府和百姓都没意识到，筑路需要花大笔的钱，而维护保养要相对容易些，他们的忽略造成公路损坏严重，轻者妨碍了交通，重者整条路都报废了。
假设这些交通要道的破坏是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月，那么，至今已经过了250多年，修复这些交通干线的时间是足够了，但是，看一下今天的道路状况，可想而知，修复工作是从未有过的。
政府的态度间接地影响了百姓，他们不管公共财产会怎样，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有没有遭受损失。一条路或其他什么设施属于“公共的”，这种想法从没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出现过。
百姓们认为，“河山”（即国家）是当朝皇帝的财产，道路也是他的，如果损坏了需要修复，那是他的事。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因为农田是农民凭力气开垦出来的，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穿过农田的道路也是属于农民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用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但是，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并没有获得比别人多的好处，因为他们要为那部分路支付税赋。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开始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道路变得越来越窄，交通也越来越困难。若是夏天碰到暴雨冲毁农田，农民会在路上重新开挖出自己的田地。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本来宽阔的道路到最后就成了一条水沟。我们所说的“道路权”的概念，中国人根本就没有。
有一次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经过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的时候，会看到河面上有的地方插有小旗子。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小旗子是警告船只绕行，因为下面有水雷！更有甚者，我们还听说某部队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居然直接在大路上打炮，导致交通中断、牲口受惊，一片混乱。
与上面的情况相比，像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农夫将树砍倒横放在路上，过往的人只有等他们干完活才能通过，这些就不算什么了。
乡村的情况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城里了，到处是占道行为。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管理者如果经过那里，这些货摊就会很快消失，管理者一走，本不能摆摊的地方又会变得十分拥挤。
在中国，各式的手工作坊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杀猪的、理发的、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的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与城市生活溶为一体，聚集处也显得异常地拥挤。更有甚者，女人们把被褥拿到街上来晒，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能摆到街上的东西。
占道造成的不只是交通的阻塞，例如，木匠会在其摊位前留下一堆木块，染色工把长长的布匹挂在高处，卖面条的会沿街晒起面条等等，这些事也反映出了人们的一种心态，即摊位前的空地是属于摊主的。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根本就没认识到，对所占道路具有使用权，就需要负有相应的维修责任。
一个人即使想维修道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时间和必须的物品。而许多人合在一起干，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个人都生怕自己吃亏。如果地方官员下一个命令，要求沿路的村庄保证所属范围里的道路畅通，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对属于“公共”的东西，中国人不仅不当一回事，不加爱护，还占用，甚至偷盗。铺路用的石子，城墙上的方砖，都在此列。听说在某个港口城市，外国人墓地的围墙没隔多久，就一砖不剩了，只因那个地方不专属于谁所有。在不久前，北京紫禁城里发现有些建筑物屋顶的铜饰物也被盗，在皇宫里曾引起一场轰动。
中国人有没有爱国心？这是人们经常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几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的，他们敌视外国人，认为西方人的文明发源于中国。最近几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妄图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就是他们的杰作。
正像我们看待反无政府主义一样，在中国人眼里，出版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称赞的，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认为，这场运动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但是，写文章的人不是为了获取报酬，而是出于为国效劳，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
孔夫子在《论语》中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一半是结果，一半是造成中国人对与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的原因。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是不会变的，即极度的漠不关心。
对此观点，哈克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事例可以说明：“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时，恰逢我们离京外出旅行。在一家客栈喝茶的时候，我们故意谈起皇帝近日驾崩的事，想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在在座的中国人中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由于皇位的继承还没有公布，我们对此表示担忧，就问同座的人们：‘皇帝的三个儿子，你们认为哪个会继承皇位？如果是大儿子，他会改变现行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那就太小了吧？听说朝廷中有两派，哪派会赢呢？’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提出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做着各种的猜测，想激发他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只顾抽烟、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