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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家具显得笨重又丑陋。中国人坐的长凳没有靠背而且很窄，如果凳子的某条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没坐人，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就会翘起来。在亚洲各国，中国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当然在我们眼里，也是相当难看的。其中有一种椅子很高，靠背很直，好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所流行的式样。还有一种比较常见，椅子很大，足以坐一个大胖子，但是看起来不够牢固，很容易垮掉。
中国人居所的潮湿和冷，是西方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房间的地面用泥土或铺设没烧制好的砖，既不舒适，对健康又不利。还有，房门也是松松垮垮的，两扇门根本就关不严，四周都透风。即使只有一扇门，而且也用结实的纸把门缝糊好了，也还是不能抵挡住刺骨的寒风，因为中国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曾有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请随手关门”，但是，这在中国纯粹是一句废话，因为没有人会那样做。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即人们进门的时候通常都要低头，因为不管是房子还是院子，门框都做得非常低，不那么做的话头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的窗户一般是用纸糊的，抵挡不住风、雨、太阳、炎热或灰尘的袭击。我们使用的百叶窗在这里不常见，就算有，大概也没有人用。
中国人的家里通常只有一口容量很大的大铁锅，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每次只能煮一种东西，煮饭的时候就不能烧水，而且，还必须有一个人蹲在灶口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草。每次煮饭的时候，水汽和烟弥漫整个房间，外国人往往被呛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但中国人似乎是无所谓的。
对西方人来说，冬天没有暖气，是中国人住所的一大弊病。中国大部分地区，取暖只是靠做饭的锅灶和炕，即使冬天特别寒冷的地区也是如此。对于炕的舒适，中国人是充满了高度的赞扬，对西方人来说，恰恰相反，他们喜欢的是适宜于人体的恒温，而不是凉或热得让人睡不着。在寒冷的夜晚，中国的炕远不如“壁炉”或者火炉来得舒适。
就全国范围而言，在有限的产煤地区，煤已经开始作为燃料在使用了，但是在烧煤时，煤烟总是在屋子里出不去。即使家境很好的家庭，在木炭的使用上也非常地节省。但像烧煤一样，存在着隐患，用时必须要很小心。
在寒冬腊月，即使待在家里，人们也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因为屋子里实在冷得难受；外出的时候，就没衣服可加了。如果问他们：“你冷吗？”他们回答总是：“当然冷！”在冬天，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样，只是底层在缓慢地流动，表层全都冻结了。一辈子就从来没有暖和过，这就是他们留给西方人的印象。
对于一位中国道台的话，我们曾经很是惊奇，他说：美国的监狱甚至比他的衙门更舒适。现在知道了中国人住所的样子，就可以理解他的话了吧。
拥挤和噪声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前面我们也曾提到了。天气冷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会挤在一起取暖。就是在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轮船上挤满了人，或坐或躺。任何西方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拥挤，我们喜欢独门独户的房子，既通风又不被打扰。
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条件，既凉快又安静的居住环境，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在中国，我们经常看到在城市的周围，建着许多小村落，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地价太昂贵了，大家不得不挤在一起。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都挤在一起，才抬高了地价。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了，狭小的院子、拥挤的房子，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活动的空间。
在中国，一个小客栈的牲口棚里，放有50头驴，那是很正常的事，而且整个晚上都会有你想象不到的热闹。一位外国旅行者夜宿在小客栈里，兴致勃勃地看着大队人马的到来。可是，到睡觉的时候，同屋住的中国旅客已经熟睡了，而一大群骡子咀嚼、踢腿和长叫声，让他根本无法入睡。
哈克先生说，中国人知道要让牲口不乱叫，在它的尾巴上吊一块砖就可以了，但是没有人这样做，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并不在乎牲口是否在叫。中国人并不在乎动物的吵闹，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并不局限于某个阶层。之所以这么说，是我们知道曾有一位中国大官的太太，在家里养了大概100只猫，这个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没人看管的狗到处乱跑，这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会见到，中国人对此熟视无睹，或者是受佛教讲的不能杀生的影响。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出版的一本有关东方游记的书，其中有一幅名为“君士坦丁堡大观”的插图。画面中有各种各样的狗，正在举行一个会议。书中同样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国许多城市概貌的插图。
尽管常会发生被疯狗咬伤的事，人们似乎也不会太担心，也没有什么感觉，一大群狗仍是爱怎么叫就怎么叫。我们有一句谚语：“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的毛治疗”，这充分地体现在了中国人的身上，他们一旦被狗咬伤，往往只是在伤口上敷一些狗毛了事。
上面讲了这么多的事例，都是在讲中国人对舒适的态度，即不在乎。同样，中国人对是否方便也不关注，看下面几个例子，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也一直以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骄傲。中国文人的书房里一定会备有“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但是，这四件写字、作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当人们在外需要用到的时候，很难找齐它们。就算都备齐了，还必须有水来研墨，当然，还要知道怎么样把笔毛弄软，否则还是不能用，如果把笔弄坏了，那就更浪费时间了。中国人没有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即使有，也不知道怎么用，他们既没有削铅笔的小刀，也没有衣袋用来装笔。
在西方国家，如果住在高级宾馆里，不仅会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可以享受到各种服务，像提供冷热水、灯光、供热或其他一些宾客想要的服务。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是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口头上说得好，但是客人需要的服务却很少能达成。客人需要什么时，往往要到房门外大声喊叫，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提供他们一些服务，但大多事与愿违。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是想用就能买到的，因为这些都只能从卖货的小贩那里买，而小贩什么时候来是没有固定时间的。在城里，人们晚上行路要打灯笼。即使像这种几乎天天都要用到的东西，在有的城市，也只能从那些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买到，就像我们向小贩买牛奶或鲜酵母一样。
《中国人的气质》随遇而安（3）
在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很小，买东西非常不方便可能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譬如说，有的地方，人们习惯于二月份卖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从这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卖掉；如果卖不掉，就又拖回去。如果一个缺乏经验的人，不假思索地希望在五月份买到木料，他将很快明白一位东方智者说的话：“在这个世上，机会只有一次”，因为他根本就买不到。
在谈中国人的节俭特性时，我们说过，中国人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成品，顾客买一些部件，需要再加工，按自己的想法进行组装。当然，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不方便的事。
我曾经让一个佣人去买把斧头，劈柴用。市场上没有，结果他带回的是14个（进口的）大马蹄铁，然后请铁匠打成了斧子的头，再请木匠安了一个柄，合计下来，整个斧头所花的钱比买一把外国的好斧头还要贵得多。
在中国一些不方便的事情中，给西方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缺乏卫生设备。譬如在北京，如果你试图把排水系统治理一番，那么，新产生的问题比你计划治理的要多得多。一个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不能给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找到答案：在中国，哪个城市是最脏的？
一位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外国人，到南方访问，对居住在厦门的外国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感觉上比北方的城市要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横贯游览了厦门，结果发现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干净——相对于中国的城市而言。
出于对居住地的嫉妒，厦门的外国人说：事实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刚下过了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游览福州的时候，这位旅行者认为发现了中国最糟糕的城市。到了宁波，情况也是如此，到了天津，情况还要更糟。最后，无须奇怪，他公正而诚恳地收回了他对北京的看法，因为南方比北方更糟。
对中国设施不方便的地方，略加思考之后，西方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缺少邮局，道路状况差，货币流通不畅。在中国，私营的邮局自然是有的，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与整个国家相比，他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覆盖的区域也少得可怜。
在讨论中国人缺乏公心时，我们已经谈过其道路状况。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公路，窄得只容一辆车子通过。在这条路的两端，分别有人把守，上午只允许朝一个方向行驶，下午朝另一个方向。
无论什么时候，一下雨，中国人就只能待在家里了。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尤其是他们的鞋子——是不防水的。中国的道路，我们也已经知道，下雨就满路泥泞。在西方，碰到下雨天就不出门的人，我们称他傻瓜，而在中国，碰到下雨天不待在家里的人，才被称为傻瓜。
“等雨停了再说”，这是中国人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话。除了政府部门，对其他人来说，活动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紧急的公务，也战胜不了遇雨就停的惯例。
我们听说，一个很强大坚固的中国要塞，装备着最精良的武器，有着经过外国人训练的士兵。即使如此，每逢下雨，在岗哨上根本就看不到一个人，站岗的士兵都已自作主张地回到了屋里。他们是“等雨停了再说”！
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会有更多的人被杀害，但是一场及时雨阻止了前往租界行凶的暴徒。在敌战区受到追杀的外国旅游者，阵雨可以使他们得到最好的保护。
我们确信，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出来的水柱，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驱散气势汹汹的暴徒，这是一位外国人在中国看到的事实。橡皮子弹也不会这么有效果，因为人们会捡拾废弹头，然而对于冷水，就像猫一样，自汉朝以来的每个中国人都怀着厌恶。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讲，泼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中国钱币这个话题，不仅可以写一小段，而且能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的混乱和古怪，如果不能找到对付这些怪事的好办法，那么足以使一代西方人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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