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这个话题，不仅可以写一小段，而且能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的混乱和古怪，如果不能找到对付这些怪事的好办法，那么足以使一代西方人发疯。
在“漠视精确”那一章中，我们已经谈过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比如说，一百钱不是100个铜钱，一千钱也不是1000个铜钱，而是其他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一个钱可以当两个用，20个可以当40个用。所以，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听说对方要给他500个铜钱，他明白将收到的只能是250个，或者更少，不同的地区还会有所变化。
商贩之间因为钱的事经常会发生争吵，因为在钱中，常常会混入小钱或是假钱。地方官吏也为钱的贬值烦恼，不定期地颁布文告，打击这些掺假行为。可是这样做，又给衙门里的污吏创造了机会，对本地区所有的钱庄加重税收，因而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钱币一时匮乏，物价就会立即提高。资源很快枯竭——却没有取得任何效益——回收的是伪币，而价格并不降低。于是，质量较好的货币换成了较坏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瞬息不停地逆转。
货币的状况越来越坏，以至于像河南省的有些地方，人们上市场去，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普通的好坏掺杂的钱，另一种完全是假钱。有些东西只付给假钱。至于其他贵重的商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
中国钱币实在是“脏钱”，都说无脏不成钱，嫌脏就不拿它。穿500钱或1000钱（名义上的）的绳子，非常容易断，重新数、重新穿起来都很麻烦。通行的铜钱，重量不一，但都很笨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的铜钱，不轻于8磅。人们挂在腰上的小钱袋，总共可以装下几百个铜钱。如果需要较大的数目，那么携带起来就是个问题了。
银锭在交易中损失总是很大的，用银子的人，不管是在买还是卖，都不可避免地会受骗。如果使用钱庄的银票，麻烦也不少，因为一个地方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方，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要大打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即使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也很可能要与钱庄的贪心人发生一场争斗，因为他们是不会付给与原款质量相同的钱币的。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不佳的环境下，中国人竟然能照常做生意。迄今为止，据我们观察，他们对这些烦恼已经习惯了，几乎不感到是什么负担，对此叫苦连天的只是外国人。
在经过中国的村庄时，外国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头驴伸开四蹄躺着，一条结实的缰绳绑着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木桩上。但是缰绳不会合乎驴的身长，驴躺下的时候，缰绳就显得过短，它的头被吊起了45度角，看上去脖子似乎要脱臼了。让我们很疑惑的是，缰绳这么短，它为什么不挣扎呢，反而心甘情愿地任人摆布。我们确信，外国的驴决不会这样。
看过我们的论述之后，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看法：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却似乎自我感觉很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标准来说的，而与我们的标准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开始时所提出的命题。中国人已经知道怎样去适应自己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以极大的耐心去默默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困难。
一些人，相当熟悉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熟悉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方面，常听他们说中国人是不文明的。这是一种很肤浅、很错误的判断，一种对文明和舒适的没有哲学依据的混乱认识。
中国现在的情况和3个世纪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联系我们所经历的变革，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有一种公正的比较。我们不能把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看作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把那时的生活环境移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也是不能忍受的。
现在去说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显得很是多余。不过，看一看最近五十年来，在舒适和方便的标准上发生的根本性的变革，则让人惊异不已。如果我们被迫退回到曾祖父和祖父的时代，也许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我们活着是否有价值。
时代在变，我们也随之改变。相反，在中国，时代没有变，民族也没有变，舒适和方便的标准，现在和几个世纪前是一样的。但是，只要有新情况出现，这些标准也必将改变。我们已经习惯的标准，他们同样也将具备，这既不仅仅是希望，也不仅仅是要求。
《中国人的气质》顽强生存（1）
生存能力，是中国人其他特性的一个重要背景，很值得对其本身的性质进行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考虑：中国人的繁衍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和恢复再生的能力。
外国旅行者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口过多。中国似乎到处都是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这原本就是事实。日本的人口也很多，但是很明显，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不能和中国相比的。在人口的相对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和印度很相似。不过，印度的民族和语言多种多样，而中国，除了无关大局的个别现象之外，是统一而没有变化的。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足迹所至，都可以看到人口的过剩。就算是有些地区人口相对稀少，一般情况下，我们也能很轻易地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太平天国令人恐怖的暴动，接着是较小的回族起义，1877—1878年蔓延5省、几乎空前绝后的大饥荒，使中国的人口大约减少了数百万。
由于中国人极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投奔他乡，因此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并不能像西方那样很快地修复。虽然如此，也不难发现，无论多大的破坏力都不及修复力的强大，只需几十年的安定和丰收，我们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就会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祸中恢复过来。恢复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这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否愿意正视，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在中国各地，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接队的孩子，就像查尔斯·兰姆在抨击过分骄傲的母亲时所说的，“像蜂群一样挤满了所有的死胡同”。中国社会有一个永存的奇迹，那就是用什么方法供应这么多孩子的衣食。必须牢记的是，许多孩子是“衣食”无着的。换句话说，极端的贫困并没有明显减少中国的人口。
要想制止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或许只有一种残忍的途径，那就是采用鸦片、战争、饥饿、瘟疫等一类能导致其民族灭亡的手段。现在已经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可见其繁衍能力有多么强大。
中国现有的人口数，即使作最保守的估计，也大约有两亿五千万。虽然我们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结论的得出只能靠笼统的、不精确的方法，但是，一般情况下，结论几乎不可能会错。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人口的数量，更在于增长的速度。中国人结婚很早，在他们的观念里，传宗接代已经根深蒂固，之后才是爱惜钱财。
在增长速度上，法国人口状况与中国正好相反，其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低的。最近几年来，其居民的绝对数又呈下降趋势，引起这个国家对未来的严重担忧。而另一方面，中国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
据最早的文字记载，上帝给予人类的指令之一就是，“在尘世间休养生息，入土为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个指令“已经广为人类所遵从，并且，上帝的指令中，也只有这一条为人类所遵从”。在中国，这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正确。
正像我们已经谈过的，中国幅员辽阔，几乎包容了所有的各种土壤、各种气候、各种物产。中国人生活的区域是如此的广大，亚热带地区、近北极地区，以及两地之间的任何地区，看上去都十分的兴旺。据观察分析，各地区的任何区别都取决于地区本身的特点和该地区供养人类生活的能力，并不取决于当地人民适应本地区环境的能力。
来自广东、福建两省较小地区的中国侨民，移居印度、缅甸、泰国、东印度、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墨西哥、美国、西印度、中美洲、或南美洲，我们从未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好、迅速地适应各种环境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适应是这样的迅捷，这样的圆满，他们比当地民族刻苦得多，节俭得多，他们的团结和相互的凝聚力是这样的非凡，以至于其他种族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喊出“中国人滚出去”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再整体性地大规模移居海外了，这对于非华人种族的心态安宁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幸运。
如果我们亚洲大陆的东部，现在充满了不可征服的人们，他们极力把自己的能量转向全球，就像中世纪的中亚那种情景，那就会难以想象，我们之中的每个人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适者生存的教旨会是怎样的。
由于完全缺乏统计数字，我们只能笼统地说一说中国人的长寿。所有观察者或许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各地的老人非常多。年长者总是很受尊敬，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被列为五福之首。人们都很认真地记录出生日期、时辰，以便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说出来，尽管像前面提到的，这种计算方法是不严格、不精确的。墓地的墓碑上通常刻有死者的享年，但是，除了出产石头的地区之外，很少有坟墓立有石碑，而是用其他的方法标记。
在中国，很少有百岁老人，但接近百岁的随处可见，如果仔细地去找，估计比预想的还要多。事实上，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穷人，是十分缺乏营养的。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就不禁要奇怪，这么多的人是怎样维持这样长的寿命的呢？
众所周知，自本世纪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平均寿命都在持续增长。这要归功于人们越来越注意生命法则，改进了防病方法，改善了医疗条件。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生活环境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如果社会医药科学能够像过去50年在英国那样，为中国服务的话，前一世纪的老人数目一定会有很大的增长。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对卫生规则完全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公然漠视，这是住在中国的全体外国人都很清楚的事。既然如此，对外国观察者来说，他们很想知道这样一个问题：对自然法则的无知和蔑视，招致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能使中国人灭绝呢？事实上，中国每年都有人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但人数并不是很多，更加证明了中国人有奇特的抗病和康复能力。中国人因为一点小事就要拼命地发脾气，与生命力坚强的特性一样，同是一种重要的民族特性。
我们已经多次遗憾地提到，由于完全缺乏重要的统计数字，我们不得不依靠外国人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