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看到大约150个中国人，其中多数人走了几里路，去参加一次宴会，结果遇上了可怕的令人失望的事——宴会原来订的是10点钟开始，许多人把它当成这天的第一顿饭，都没有吃早餐，但是，宴会并没能按时开始。
等宴会终于开始了，本以为可以饱餐一顿了，可是又来了许多人。于是，先来的人只好饿着肚子站在一边，伺候那些宾客。后来的人津津有味地吃着，细嚼慢咽的吃喝气度，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看起来比我们要高雅得多。先来的那些人如此长久、如此耐心地等待着，出乎意料地又来了一些人，必须再行延迟。
《中国人的气质》能忍且韧（2）
这150位遭受无礼对待的人，会怎么做呢？如果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甚至只是“基督教国家”的其他公民，我们就很清楚他们会做什么。他们肯定会一直带着难看的脸色，直到在下午3点钟坐下来就餐前，就大发雷霆，对周围的人咆哮。他们会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一封“连用五个‘现在，先生们’”的抗议信。
然而，这事发生在中国，150位中国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不仅没发脾气，而且非常诚恳、礼貌地服从主人反复的调遣，他们的等待好像无足轻重，早吃晚吃都是一样的。读者可否知道，西方文明中，有哪一种伦理能够经得起这种突如其来的考验呢？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神经紧张程度与我们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证明“神经麻木的说都兰语的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都是坚忍主义者。中国人忍受痛苦，不仅靠毅力，而更难做到的是靠耐心。
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询问一个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并且坦白地补充说，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用再为治疗眼睛操心了。当医生仔细检查后，很遗憾地告诉他不可能恢复时，这个人却回答说：“这下我也安心了！”他这样说，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无可奈何，更不是出于绝望，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痛苦”的品格。
我们认为，烦恼是现代生活的一大害事。刀不怕用，就怕生锈，而烦恼就像侵蚀刀刃的铁锈。中国人具有不会烦恼的天性，这是他们的一大幸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就整体而论，没有深重苦恼的人是比较少的。中国的老百姓，时常遭受周期性的干旱、水灾，以及由此引起的饥荒，诸如打官司这样的社会麻烦事，以及某种不确定因素而导致的更令人担忧的灾难，困绕着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出乎观察者的意料，人们好像并未觉察到这些大烦恼。
一个中国人的土地、房子和妻子都被人夺走了。我们问他以后会怎样时，通常的回答就是：“再没有太平日子过了！”“事情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谁知道？”“也许早，也许晚，但麻烦肯定少不了的。”既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无限地忍耐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给外国人造成最深印象的是，上述各种灾难降临时，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忍。不幸的是，这些灾难在中国的所有地区都可能见到。外国人最熟悉的那几个省份，几乎从来也没有完全摆脱过水灾、旱灾和饥荒。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几百万数不清的人们遭受的痛苦，让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
当时，黄河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的地区造成的灾害是无法计算、难以想象的。几个不同省份最好的地区都被毁坏了，肥沃的土地变成了一片黄沙地。数千个村庄被冲毁了，死里逃生的灾民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失去了希望。
大群的人突然家破人亡，被迫无视政府的统治，铤而走险，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自我求生是自然界的首要规律，这些人毫无预防地陷入饥饿之中，求生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难道不应该联合起来，强迫那些有粮食的人，给这些无食者饭吃吗？
在一些大城市，贫穷的受难者最为集中，政府确实按一定方式施与了救济，但是，这种救济是有限的，时间很短，并且不会提供任何药品，即使是重灾民。对于遭灾严重的人们，政府确实做了一些事，然而却显得非常的微不足道，对于灾民们以后的生活，政府从没有想过。
对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是无所作为的。人们寄希望于减免赋税，即使这样的要求，通常也是得不到应允的，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请求，让他看到自己确实没有东西可以来交赋税了。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没有面包，就要流血”的革命口号是熟悉的，所以很难理解中国的状况，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摧毁的地区流浪，也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要求救助。或许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总能勉强做一些事情，也算是开了个好头。如果地方官不能“安抚”百姓，他就该被撤职，调任其他的官员。
然而，当我们反复地、执拗地询问中国人，在大饥荒时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行动呢？“不敢！”我们得到的答案始终是这个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起来造反被杀死，都那个时候了，管它正义与否呢。回答仍是同一个词：“不敢，不敢。”
中国人之所以不采取这种做法有两点原因。一是他们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凭着一种本能，感觉到这么做是徒劳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二是他们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能够轻易地夺取富人装不下的粮食，但是人们都不那么做，偏偏让自己默默地饿死。
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他们见得太多了，就像一名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显得无动于衷。那些忍受苦难的人们，已然准备终生面临灾难，尽管与灾难之间还有点距离。灾祸临头，默默承受，像是不可避免、无法医治似的。
如果他们能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可以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会这么做的。如果灾难让一家人不能在一起，他们会各自寻找生路，等待着日后相聚。如果得不到救济，整队难民会冒着严寒，跋涉千里，一路乞讨，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收成较好、劳力需求较多、较能容易维生的地方。等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又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尽管泥地还无法承受耕畜的重压，但是他们也会想办法在泥土中挖出一条条小沟，熟练地撒上一点儿麦种；然后重新去乞讨维生，直到庄稼收割的时候再回来。如果天公作美，他将再次成为农民，不再作乞丐，但是他心里明白，破产和饥饿是永远不会一去不复返的。
坚持灵魂不灭说的人，爱用的一个有力论据是：最优秀的能人，在今生时常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这个论据确凿的话，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举世无双的忍，肯定有其更崇高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被活活饿死。如果历史的忠告是适者生存的话，那么一个民族具有忍这种天赋，又有强大的生命力为后盾，它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中国人的气质》知足常乐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对逆境有着令人惊叹不已的不可思议的忍受力。这种能力也许应该看作是一种心理悖论。即便是很明显地处在一种毫无希望的境地，但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失望，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作无望的抗争，而且往往不是为了希望。
19世纪末，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都表现出一种烦躁焦虑的情绪，但是据我观察，中国人没有这种情绪。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去迎接“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或者说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过还有这样的时代存在。
但是，“忍”和“韧”两个字还不能从根本上概括中国人在困难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们的“常乐”，就是在不幸的环境中他们仍能保持心灵的安宁和长期的精神愉快。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让人们注意这种美德，当然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此来帮助人们理解这种美德。
说中国人“知足”，并不是说中国人满足于已经获得的，并不希望得到更多更好的。正如前面我们在论及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时所看到的，他们的知足最主要表现在对待自己国家的政体的态度上。我们毫不怀疑地说，他们从来没想过改变现在的政体，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
当然，就一般意义而言，并不是只有中国人因循守旧，所有的民族都会这样，只是中国人更典型。中国人因循守旧的观念经世代相传，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它完全压制了人们对命运不满的思想。中国人当然也会遇到灾难，他们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
很明显，始终坚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可能去努力推翻已建立的秩序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样他们所受的压力太沉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思想和行动的领导者，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在极力说服人们，现存的体制是最好的。他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告诫人们，对现在的体制做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之所以顽固不化，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是这样慢慢地建立起来的。
目前还没有人完全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命运的民族。在中国的书籍中，有大量的关于“天命”的论述，老百姓之间也经常说到所谓“天意”。这种说法往往与我们所说的“上帝无所不能”极其相似。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一个创造了世界，并且关怀我们，预言我们生活的造物主；对中国人来说，“天”是一个笼统的非人化的东西，很难完全说得清楚，实际上就是所谓命运。“好命”还是“坏命”，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儿童故事书中的“好神仙”和“坏神仙”。能做成事情，还是做不成，完全依据这些神秘的东西。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算命，都是以力的作用和相互作用为依据，而延伸出来的一种复杂的说法和做法。有无数的中国人就是依据这种普遍的说法过日子的。当然，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的。
中国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总爱说：“这是我的命。”尤其那些运气不好的人更是这样。相信命运一说必然走向绝望，或者失望。有着这种念头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只会像病人等待最后的解脱一样，等待着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始终相信命运，他们说信的“命”也不同于土耳其人的“真主之意”，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像中华民族那样相信命运的存在，相信命运是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违背的，那么，他们肯定不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
希腊人一直认为：历史是用实际例子来给人启示的哲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中国人的老师，也正是因为吸取了历史教训，才使中国人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