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一直认为：历史是用实际例子来给人启示的哲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中国人的老师，也正是因为吸取了历史教训，才使中国人形成了因循守旧的性格，他们毫无怨言地选择尽最大的可能屈从适应，而不愿意花力气撞墙以表示不满。他们行事的依据是“不能医治的伤风必须忍受”这一古老的格言。
换句话说，中国人知道富了该怎么过，穷了又该怎么过。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下的哪一种，他们知道如何知足。
我们必须把中国人的常乐看作是他们的一种民族特性，这种特性和他们的知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总是尽量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得到的幸福总是超过所期待的，这与我们很不相同。
一般的中国人不会过分讲究，他们是最好招待的客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无论吃什么，他们都觉得已经够好了。即使是为数众多的缺衣少食之人，他们也始终保持不慌不忙，这种态度让我们感到很惊异。
中国人的常乐一般根源于他们的热情好交，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忧郁孤傲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的主要乐趣之一就是跟人聊天。至于聊天的对象是老朋友还是陌生人，对他们来说差别并不大。毫无疑问，他们所遭受的许多痛苦似乎可以通过聊天来缓解很大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人喜欢种树养花以点缀自己非常简陋的环境，这甚至成为他们最大的爱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就我们的中国仆人来说，虽然对他们的许多批评也许是正确的，但他们经常任劳任怨，长期做额外的工作，不仅没有怨言，而且经常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的仆人，如果经常说自己命苦，就会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会成为话柄或者他们的口头禅。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总是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纺线的人不仅能一直工作到半夜，甚至为了节省一点油钱而在黑暗中劳作，却从不叫一声苦。他们视自己起早贪黑的辛苦为理所当然。像苦力、纤夫和独轮车夫之类，他们最为辛苦，却不但没有听到他们对社会不公有过牢骚，反而经常见他们放弃休息的机会加班加点干活，满足于有一顿饭吃。
有见识的旅行者经常会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劳工的这一特点。霍西先生在《中国西部三年记实》中谈及扬子江上游时说道：“纤夫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他们几乎都是小伙子。他们总是愿意在岸上奔忙，吃饭的时间从不超过一刻钟，并且从来不发脾气。”
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先生在《长江三峡之行》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我们的5名纤夫紧紧攥住纤绳，踏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寸一寸地拉着船逆水而上。我无法用语言来赞美这些穷苦力的顽强和韧劲，他们两个月才挣两元钱，每天三餐只是粗米饭，配一点洋白菜，正是靠这些食物，他们每天从早到晚，用尽力气。”
我认识受雇于外国人的一位中国车夫，他经常推着沉重的车子一连行走数月。整个行程中，他必须很早就起身，然后翻山越岭运送沉重的货物一直到很晚。一年四季，不论气候如何，都赤脚赶路，跋山涉水。每到一个地方，还要为雇主准备食宿。要做的事情这么多，得到的报酬却不多，但是他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干了几年的活，据雇主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仆人发脾气！除了细节上不同，相信所有的读者都能举出这样的例子来。
也许最能表现出中国人乐观天性的是他们生病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表示乐观，也希望别人对自己的情况保持乐观。甚至对很严重的病痛，他们也常常表现出充满希望的乐观态度。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中国人，正遭受严重疾病困扰，而且他们又极为贫穷，得不到应得的营养，身边不但没有亲人，还可能遭到亲戚的冷遇或者直接遭遇抛弃，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的。但是，他们仍然一直保持快乐与镇定。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他们肯定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
我们认为，具有这种乐观性格的中国人不在少数，每个在中国待的时间够久的外国人都会遇见他们。我们需要重点提出的是，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的“适者生存”是真理，那么，中国人肯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中国人的气质》孝悌为先（1）
研究中国人的特性，就不能不说孝顺这一话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研究中国人的孝顺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课题。与我们习惯用这些词语表示的含义相比，它们在中国人当中的实际意义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我们使用过的许多词汇一样，难以用英语词语将它准确地翻译过来。
汉语中还有很多表示同样意思的词语，其中与“孝顺”最相近的，也是最常用的一个字就是“礼”。为了举例说明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给讨论中国人的“孝顺”性格提供一个背景知识，最好先引用卡莱尔先生的一段话（引自《中央王国》）：“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就是《礼记》。中国人的感情靠礼来满足；他们的职责靠礼来实现；他们的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靠礼来维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
对这段话，威廉姆斯博士的评价最令人信服，他说：“将‘礼’译为英文中的‘ceremony’很不准确，‘ceremony’的意义太过贫乏，而‘礼’不仅包括外部行为，而且涉及了所有规范礼节及其行为动机的正确原则。”
中国人十分重视孝顺，这点从他们的一些古代书典就能看出，比如《四书》和其他古书典，特别是《孝经》。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讨论中国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孝顺观，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孝顺的，孝顺又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人的孝顺是从多方面体现的，并不是在任何位置上，或者说任何观察者都能发现其本质的。
1877年，雅蒂斯博士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精心总结、阐述了自己在中国生活三十年的观察和经验。论文刚开头，雅蒂斯博士就说，祖先崇拜只是孝顺的表现形式之一。接着，他在论文中又提出，“孝”这一概念，很容易对人产生误导，我们应当警惕，以免误入歧途。
雅蒂斯博士认为，中国人是他所了解的民族中最不孝顺的。他们不服从父母，而且一旦明确了自己的需要，就开始固执己见。这种观点受到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莱格博士的断然否定。他宣称，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与此截然相反。这种说法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每个人的感觉总是不同的，就像两支温度计一样。要想获得正确、全面的观念，就必须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长期的生活实践经历可以看出，中国的孩子并没有接受如何正确听从父母的教育，我们把服从父母当成一条行为准则，他们并不是同样做法。可是，这些不受约束，或者说受约束不是很严格的孩子们长大后的情形，就不一定和我们想象的一样了。
中国人的观点是：树大自然直。意思是说，孩子长大了，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它可能还包含别的意思，但是它确实为中国人的孝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种观念是否正确，是由人们的孝顺观念、受教育的方式和各地孝顺的具体情况共同作用验证的。
《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还有一种最普遍的说法：“孝为万德之首，其诚存于心，而不在行。以行而论，世无孝子。”中国人还特别指出，任何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有无孝心方面。违背礼节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忠心耿耿是因为缺少孝心，不恪尽职守是因为缺少孝心，对朋友不忠诚是因为缺少孝心，临阵胆怯是因为缺少孝心。这样，孝顺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行为的范畴，不仅包含了行为的动机，还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道德内容。
普遍的看法是，孝顺实际上是出于对先人的感激心理。《孝经》敕令章对此作了强调。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所以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守孝三年似乎成了对父母这三年养育之恩的回报。孝顺的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是父母赐予的，不善待它，就等于忘恩负义；孝顺的人，当父母在世时，要竭力服侍；当父母去世后，要经常祭拜；孝顺的人，要继承父道——“三年无改于其父之道，可谓孝矣。”
此外，作子女的还要努力纠正父母出现的明显的错误。威廉姆斯博士曾引用了《礼记》中这样一段话：“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在中国很少听到不听父母话这回事，而在西方则不然。
我们发现，孔子在《论语》第二章中，对孝作了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他的解释因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当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向他请教“何为孝”时，他说：“无违。”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违背”。显然，孟懿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后来的事情表明，孔子并没有解释完全他的意思，就像其他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有一种“欺瞒”的才能。他不是亲自向孟懿作解释，而是到后来，当他的弟子樊迟驾车送他，重提这件事时，樊迟问他：“夫子，您是什么意思呢？”这给了孔夫子一个透露真意的必要机会，他才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看来他希望借樊迟之口将真正的意思转述给孟懿。另外一次在回答“何为孝”时，孔子强调对父母要事之以礼，否则，只照顾他们的身体，就无异于把他们当成马、狗来看待了。
引用上面那些事例，是为了证明，中国人的孝顺观主要就是做人应该依从父母的愿望，满足父母的需求。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观念。
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他比较心往神驰的还是古代那种孝顺观，而当时的观念与古代已经大不相同了。孔夫子的这些言论虽然已经过去好几个世纪了，但是它仍然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我相信，如果孔夫子现在还活着，他肯定还会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甚至更为坚定。
对于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孝顺与其他社会责任的关系，我们已经了解了，但是我们还不清楚在现实中，中国人是如何理解孝顺的。随机选择十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问：“怎样才算孝顺？”十之八九会回答：“不让父母生气。”他们认为，子女没有好好服侍，所以父母才会生气，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