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人的控制。”
但对于那些沉闷的令人窒息的保守主义来说，提倡祖先崇拜是最好的形式和最有力的保障。如果保守主义不受到致命的打击，在本世纪最后十五年，中国如何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形势呢？如果中国人继续把过去的死人奉为神灵，中国如何能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孝顺是自身恐惧和自私的产物，它们是对人类灵魂最有力的影响因素。神灵之所以受到崇拜，是因为它们有带来不幸的力量。对此，孔夫子有一句富有智慧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如果疏忽了祭祀，神灵是会发怒而报复人的。比较保险的方法就是崇拜它们，这就是中国人崇拜死人这一观念的核心。活人之间，推理也是同样简单。儿子对父亲尽孝，同时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对自己尽孝。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呢？“种树遮荫，养儿防老。”每一代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没有尿床的孩子，将来就没有人在你的坟前烧纸。”
每一代人都要偿还上一代的养育债，也要求下一代最大限度地偿还自己。这样，孝道就一代又一代、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地永远流传了下来。
对于中国人过分夸张的孝顺，有一种忧郁的评论，认为中国人不仅没有把崇拜的形象具体化为一个上帝，也没有认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道最完美，也是最后的表现形式，是由多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构成的。它把死人当成神，神也不过就是死人。他们不知道天父的存在，只知道孝顺现世的父母，其实就是知道了天父的存在，他们也毫无兴趣。
如果不放弃这种祖先崇拜，中国人是不可能接受基督教的，二者是不能共存的。在这两种观念的斗争中，能留下的只能是其中最合适存在的一方。
《中国人的气质》仁爱之心（1）
中国人的“五常”之首是“仁”。汉字中，“仁”是由“人”和“二”两个字组成，按照汉字造字的方法，既“仁”是从两个人互相间的交往中发展而来的。
从字面上的意义看来，似乎很好，但是并不代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虽然如此，认为在中国人当中是不存在仁的，也是一种肤浅的判断，即使一些人宣称自己了解真相。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中国的儒教教育人要温良，佛教则教育人要慈悲，这些文化不可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在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在一切方面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当他们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并做出各种“善事”来。
在众多的慈善行为中，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是设立育婴堂，建立麻疯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由于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机构还是个未知数。戴维·希尔牧师曾经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报告上说杭州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是八千英镑。
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相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还是太少了，尤其是对于人口集中的热闹市区来说，他们更需要大量慈善机构。发大水或闹饥荒时，中国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也为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很多是民众自发来做的，他们希望能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并不全由政府来组织。这样明显地花费大量钱财的实例并不罕见。
灾荒年，逃荒的灾民潮水般地涌进城市，必要时，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假如遭到拒绝，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这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对他们让步，允许他们住进来。
另外，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中国人大概把这当作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事务机构。
在一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的人公开述说自己的经历，对一切能够想起的恶行引以为咎，对一切善行引以为荣。这些善恶行径都会在判官的生死簿上显示出来，决定了他今世的寿命和来世的生活。这种简单的报应观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讲求实用的特性。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总是执著地为来世考虑。他们的观点是：来世是现世的延续。寻求来世好的报应，是大部分中国人行善的动机，换句话说，他们行善是期望获得回报。公开行善背后利己的动机，有时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试图通过对城中茶馆卖出的每杯茶水抽税来筹集资金，以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难民。他们努力游说百姓，贴出告示说：“行此无上善举，必得善报。”但就像1773年波士顿市民对茶税的态度一样，古都的民众与茶馆联合起来，抵制这一政策，终于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满城居民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强制人获得的“善报”，的确是一种无法经常见到的奇观。
中国人行善的内容很多，有的为穷人提供棺木；有的收集暴露在外的人骨头，并重新埋葬；有的搜集手写或印制的纸符焚烧，以拯救被亵渎的神灵；有的买活鱼、活鸟放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还有的赠送求药的人神秘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这些陈旧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动头脑。
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反而退居其次了。的确也是这样，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捕鱼，再撒网、捕鱼，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得多。
况且，对于讲究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需要重要区分的。那就是鱼一入水，鸟一出笼，不管以后的情形怎样，人们放生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它们只能自谋生路，不能指望放生它的人会为它今后的生活提供条件。因为人只是在做自己的事，在积德，至于鱼或者鸟以后的命运，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在中国，“善门难开”，更难关。没有人能预料到出于良好愿望的行为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或者因此招致什么样的责任风险。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时刻谨慎从事。
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乞丐的眼睛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因此，传教士很轻易就治愈了他的眼疾，使他重获光明。但是，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眼睛好了，乞丐就不能再讨饭了。他们要求传教士应该养活这个乞丐，雇他看门。
有时，一位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老太太，出于慈善，款待其他的老妇人。这些老妇人看起来似乎很需要救济，然而最后慈善的老太太却成为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这类事情我们曾听说过一次，但估计并不少见。我们不得不承认，发自内心的仁慈，对中国人来说是少之又少的。
当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或快或慢，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总会派人到灾区帮助灾民。但是他们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似乎在他们看来，这种灾难性的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而且，对难民的救济，总是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偏偏停止了。比如说在早春时节，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在这之前，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极易发生瘟疫。但是，这时政府却往往只给一点儿救济就打发他们走了，要他们离开逃难时居住的地方，赶快回家。
理由很明显：政府的钱用光了，而田里正需要人干活，只要在麦收前让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让他们离开，天气一转暖，瘟疫就有可能爆发，将可能的瘟疫或死亡零星分散在各地，总没有大批地死在这里引人注意。
“腊八舍粥”是中国典型的慈善活动，它是中国慈善活动流于表面形式的典型代表。中国农历腊月初八这天，平时没机会行善，无法积累善行的人，很早就准备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难让人下咽的。这就是所谓的“行善”，实际它只是人们用来积德的一种手段。
如果碰巧某一年丰收了，就没有人来喝他的粥了，因为即使最穷的人也能在家里喝到比这更好的粥。但是，施舍粥的人并不会因此停止舍粥，或者换上别的更好一点的食物。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讨粥，粥最终被倒进了猪槽。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
今年他已经尽过义务了，良心已经得到了满足，他仍旧保持了仁慈的名号。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赶上坏年景，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行不起善”。
《中国人的气质》仁爱之心（2）
在中国，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乞丐。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对乞丐的施舍了。他们一般是保险能得到施舍的。据了解，在城市里，乞丐们常常会组成强大的帮派，远比与他们争斗的任何帮派都强大，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可能失去什么，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畏惧的，这方面的优势是无与伦比的。
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那么这个乞丐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锲而不舍，还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给他造成沉重的负担，让他无法做生意，直到这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满足乞丐们不断升级的要求，他才能继续做生意。对于这一点，店主和乞丐双方都很清楚，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实际上，对经常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的小赈济实行的是同样的原则。通过这些，你会观察到，这种行为并不只是为了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使行善的人从中获得回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些。
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任何事业，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可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你很难知道一个中国官员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一些大饥荒中，老百姓正受着最深重的苦难，这些都不可能阻止无耻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赈济款。此时，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灾情和救灾上面，外界对救济款的筹集与使用并非一无所知，在这些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丑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不难预料了。
中国人所了解和接触的西方文明，仅仅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成分。因此，当他们看到，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都遍布着非基督教国家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也可能会促使他们去探求隐藏在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背后的东西。
我们还应该提醒中国人去注意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表示“仁”的汉字没有以心字作偏旁，它与其他和感情有关的汉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