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丈夫的还可以以妻子对公婆“不孝”为借口，来严重伤害、或者杀死妻子，而不受任何惩罚。我们有必要重复一遍，在中国，年轻媳妇自杀是很普遍的现象。在有些地方，各村都会接二连三发生这类事。甚至还有一位母亲责备已出嫁的女儿，“你有机会，怎么会死不成？”原因只是女儿自杀未遂，这多么让人激愤！
在几年前的北京《邸报》上，河南总督偶然披露了这样一种社会情况：父母杀死自己的孩子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而如果是婆婆杀死了媳妇，则只要交一笔罚金就不需要负法律责任了。在报告的案例中，有一个婆婆曾拿香柱烧她的童养媳，还用烧红的火钳烙儿媳的双颊，最后又用滚烫的开水把儿媳活活煮死了。如此残忍，她却只交了一笔罚金就逃脱罪责了。总督的奏折里还提到了其他类似的例子，可见，这种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也许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是少见的，但是，因婆婆的残酷虐待而导致儿媳自杀或者企图自杀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在中国，给人当小妾的妇女的生活也十分痛苦。她们的家庭，总是不断发生争吵或者公开的打斗，很少有家庭生活幸福的。一位在中国住过很长时间的外国人这样说：“我所居住的那个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一个大富翁、大学者、大诗人，个人很有能力，而且通晓经典教义，但他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任意欺骗、诅咒、搜刮和处罚百姓。他的一个妾逃跑了，抓到后，被剥光了衣服倒吊在梁上，严刑拷打。”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是不能生病的。男人也根本不把女人和孩子的病当做一回事，经常任其恶化到病入膏肓，无法医治。因为男人没时间照料他们，或者有时是因为“付不起医药费”。
我们在前面谈论孝顺的观念时可以看出，在中国，年轻人是被看得无足轻重的。只有到了以后他们老了才有价值，而现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造成了他们的做法与西方的许多做法相反。在西方，三个旅行者遇到事情，谁都知道，应当是最年轻的首当其冲，排除困难的。年轻的仆人也一样，他要做最辛苦的工作。
中国的老百姓生活穷困难熬，孩子们常常会因为苛刻的家庭压制而离家出走。下决心逃跑的孩子，几乎都能从别的地方找到一线生机。至于孩子出逃的原因，虽然有很多情况，但是最普遍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堪虐待。我就知道有一个男孩，得了斑疹伤寒，刚刚痊愈，我们知道，这种病人一般病好时会食欲特别强烈。男孩觉得家里的粗糙的黑窝头实在难以下咽，就跑到街上，非常奢侈地买了大约两毛钱的点心吃了。暴怒的父亲严厉责骂，于是，一气之下，男孩跑到东北去了，从此杳无消息。
乔治·D·普林蒂斯有一句名言，说：男人是创造的主体，而女人只不过是“细枝末节”。这话非常恰当地形容了在中国家庭中妻子的地位。中国人认为，让姑娘出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家里不必再养她，摆脱一个负担，而男方娶妻的目的，则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些目的是不会公开的，除非要深究潜在的动机。但是在中国，没有人不清楚这一点。
关于结婚的这一个目的，在较穷的阶层表现得更突出。寡妇改嫁，人们会说：“现在她不会饿死了。”正如俗话所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有饭吃，拆灶散伙。遇到灾荒年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做丈夫的抛弃妻儿，任其乞讨或饿死。还有很多家庭会把儿媳妇赶回娘家，由娘家赡养，或最终饿死。理由是：“你们的女儿，你们自己养活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给哺育婴儿和妇女的特殊救济粮，会被男人吞吃了。尽管这种事可能并不多，可还是客观存在的。
仅仅通过灾荒年头的现象评价一个民族，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是，特殊的情况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可能会比平时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只不过在灾荒年，这种性质的所有交易，都降低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进行人口买卖。
《中国人的气质》缺乏同情（3）
了解实情的人都知道，早几年，很多灾区，妇女儿童就像牲口一样公开买卖，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不用牵到集市上去。1878年的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东三省，并向南蔓延，当时出现了一种由妇女和姑娘推拉的车辆，这些妇女和姑娘就是被卖往中部省份的。因为那里的一些地方很难雇到马车，于是就全部由新买来的女人拉车，到转卖她们的地方去。这些年轻的女人被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尽管卖方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
我们说过，中国人对病人熟视无睹，只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女人和孩子”。在西方被当成可怕的灾祸的天花，尽管在中国经常有人染上这种病，而且几乎无人能逃，但在中国一点儿也不会受到重视，只是因为患天花的主要是孩子。于是，经常有因患天花而瞎掉双眼的人。
西方人难以想象中国人对婴儿生命价值的忽视到何种程度。他们强烈反对毁坏人的尸体，但对婴儿的尸体经常不加掩埋。婴儿死了，人们都是说：“扔掉”，用芦席松松地卷了，抛到荒野里，不久就被野狗吃掉了。有的地方，还流行一种恐怖的习俗，把婴儿塞进乱坟岗的死人堆，以免其“鬼魂”回家骚扰。
中国人对天花漫不经心，可是他们对斑疹伤寒与伤寒却是极其恐惧，就像我们对待猩红热的态度一样。假如离家在外时得了上述病的其中任何一种，那么将很难得到妥善的护理，或者说一点照护都是没有的。所有向别人请求帮助的病人，得到的回答肯定都是：“这病会传染的。”
许多热病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传染，可是在云南一些山沟里的一种伤寒，可能是最令人胆寒的传染病。巴伯先生这样描述：“患者很快就变得虚弱不堪，接着一连几小时，浑身疼痛难忍，随后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患了这种病，十之八九，性命不保。”
而当地人说：“病房的各个角落都被鬼占据了，桌子和床在里面四处移动，发出声音，清楚地回答人们的提问。”然而，很少有人敢冒险进屋。传教士告诉我，由于害怕传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像对待麻疯病人一样将病人丢弃不问。如果家里的老人患了这种病，最好的照顾就是把他挪进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子，放上一碗水，锁上门。挂念他的亲人一天小心谨慎地窥视两次，用棍子拨戳患者，看他是否还活着。
在中国这样一个性情温和的民族，每个家庭肯定存在着友爱行为，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疾病与灾难特别适合唤起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办的西方医院里，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实例，不仅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真诚相爱，就连陌生人之间也彼此爱护。其中有一位中国母亲不忍心看着一个失去母亲的婴儿饿死，因此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一般情况下，没人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中国多重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比如，一个聪明的男孩，非常想去读书，但是他没有机会入学堂，而他周围的很多读书人，宁愿闲着无事，也不愿教他识字。想去读书这一愿望本来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他一流露出读书的愿望，就会招来无穷的嘲讽，那些长年累月待在学堂里的读书人会想：“他凭什么走捷径，我们费了好多年时间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怎么能教他，让他很快学会呢？还是让他和我们一样请老师吧。”所以，尽管个别人可以自学，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学到知识，哪怕是最基本的识字也不可能。
在中国的所有西方人都对中国人见人溺水，却袖手旁观这一事实而大为震惊。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扬子江上着火，成群的中国人在岸上观望，却没有一个人下水营救落水的乘客与船员。甚至，他们还将那些拼命游到岸边的人洗劫一空，有许多人的衣服被抢走，还有一些人被当场杀死。
以前，英国也曾发生过沉船事件，但是没有发生不营救这种现象。我们不妨将这些事情相比较。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1892年秋天，一艘庞大的英国汽船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渔民和政府官员都尽全力救助幸存者。不过，普遍存在的事实还是中国人对灾难都麻木不仁。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话：“家里受穷不算穷，离家路上穷落了，能要人命。”
在中国旅行，最常遇到的事情是，陌生人很难从沿途的人那里得到友善和帮助。夏天下雨的时候，道路经常泥泞得无法行走。当你想继续前进，你会觉得，似乎老天和人在合伙捉弄你。没有人会提醒你，你现在走的路正通往泥潭。之所以会走入泥潭，是因为那里没有邻近纳税者集资修路的事。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不重视道路建设。实际上，几乎任何时间，任何路都布满了泥沼，一旦旅行者陷入泥沼难以自拔，周围就会立刻聚满人，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正如一个成语所表达的意思——“袖手旁观”。
直到你答应给钱，这些旁观者中才会有一位肯站出来拉你一把。甚至还有一些当地居民故意在难走的道路上挖坑，目的是让更多的旅客陷进去，进而得到更多要求帮助的人给予的钱。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如果你不了解道路的情况，只要能肯定所走的不是一条绝路，就只管往前走，不要听从当地人的劝告，也别接受他们的“帮助”。
但是我们还听说过其他不同的事例。比如一家外国人搬到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居住，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邻居们甚至主动把炊具借给他们使用，直到他们配齐这些用具。毫无疑问，还有很多这类的事情。不过，要明白的是，这只是特殊情况。
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对新搬来的人感到好奇，或者更多的是表示冷漠，这就好比是肥鹅注定会招来贪婪与阴沉的敌意，以至于最终被拔光了毛。还没有听说过，中国人自愿帮助遇到天灾人祸的外国人这样的事情呢。当然，也许只是我们没有听说过，实际上还是有的。我们听说的更多的是，一些海员曾经尝试从天津到烟台、从广州到汕头作陆地旅行，整个过程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没有人给过他们一碗饭，或者留他们住过一宿。
在中国，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困难，就是运送死人回家的途中寻找住宿的旅店。一般都是住不成的。我们曾经听说，因为店主不让住店，一位死者的兄弟只有在街头守了死者一夜。摆渡死尸过河，也会被索要高价，狠狠地被敲一笔。我们还知道，为了防止引起怀疑，有些人就把尸体层层包裹，然后在外面扎个草席，使它看起来像一包货物。还听说，几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里，山东维县的一家店主因为怕几个快要冻僵的旅客死在店里，拒绝他们住店。结果，这几位旅客都冻死街头。
在中国，很少有人告发作恶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