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同辈人的名字中都会有一个相同的字，如果你不特别注意这一点的话，就很难区分谁是长辈，谁是晚辈。在中国，一个年近七十岁的老翁可能应该管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叫“爷爷”。所有的同辈堂兄弟都互称“兄弟”。外国人一般会对此感到困惑，如果你坚持要搞清楚他们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经常很有意思，他们会告诉你，是“自家的堂兄弟”。我曾这样问过一个人，结果那人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嗯，当然，你可以当他们是自家兄弟。”
这些都可以具体地说明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也正是这种团结决定了中国人富有责任心。父亲要对儿子负责，不单要在“儿子”成年以前负责，还应该对儿子的一生负责。儿子也是同样，要永远地对父亲负责。中国还有句俗语，叫“父债子还”。兄长对弟弟也有责任，而“家长”——通常是最大一辈中年龄最大的那个男人——要对整个家庭或者家族负责。不过，环境不同，这些责任也会有所变化。
在一个显赫的大家庭里，有很多知书达理的人，还有一些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或者是科班出身的，但是大家庭的“族长”却可能是一个头脑糊涂的、大字不识一个、甚至一辈子连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都没去过的老头。
在大家庭中，最直接、最绝对的影响是兄长对弟弟或者说是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这与我们所提倡的自由是水火不容的。弟弟的地位就像是一个仆人，巴不得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做哥哥的往往偏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弟弟想买一件棉衣，哥哥如果认为太贵，就不会给钱。
当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又听到一件事情，说一个外国人想买一个中国人手上的一些罕见的古币。在中国，一个人手里有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时，通常他都不会卖。就是因为怕这个中国人不肯卖出，中间人提议，不如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艺儿给钱主的叔叔，让他对钱主施加压力，最后钱主被迫不得不把古币卖掉。
西方有一个滑稽的故事，说西方某国家的一位旅行者，在途中遇到一个长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人正在伤心地哭泣。旅行者很好奇，于是停下来问老人：“你为什么哭泣呢？”老人告诉他，自己刚被父亲用鞭子抽了一顿。旅行者问他：“你的父亲在哪儿呢？”老人指着前面说：“那儿。”
旅行者朝着老人所指的方向又走了一段路，居然遇到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老人，他问老人：“那是你的儿子吗？你用鞭子抽他了？”老人说：“是的。”“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他对爷爷无礼。如果他再这样，我还会再用鞭子抽他。”如果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中国的话，就很正常，不会觉得滑稽了。
家庭成员之间应该互相负责，邻里之间也相互负责任。这种责任是建立在住处相邻的基础上的，跟他们是否有亲属关系无关。中国人认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就是说善良和邪恶是可以传染的。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理想的邻居，以对孩子产生好的影响。而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和思想的人，是毫不在乎谁是他的邻居的，在城里某个地方住上一年，他甚至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名字。这种情况在中国就完全不存在的。
在中国，假如有人犯了罪，他的邻居也逃脱不了干系，他会被认为是犯了类似英国法律说的“包庇罪”。因为他们知道罪犯的企图，却不向政府报告。他们认为，既然你是邻居，就应该知道他的事情，说“我不知道”是没有任何用的。
很能说明中国人负责观念的另一事件是他们对杀死父母这种案子的处理。在“孝悌为先”一章里，我们提到过，这类罪犯一般是疯子。如不自杀，就应该心甘情愿地被凌迟处死。
几年前，北京《邸报》上发表了一份中部某省的总督的奏折，据他说，在处理一件杀死父母案时，他命人推倒了罪犯邻居的房子，因为他们没有给罪犯良好的道德影响，使其改邪归正。这种处理方法，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讲，是很合情合理的。某个地方有人犯了罪，除了要对当事人进行惩罚外，城墙也要拆掉一段，或者改正一下城墙的式样，比如，将城墙的拐角由方的改成圆的，或者换个地方开城门，要么就干脆封死城门。
据说如果某个地方总是有人犯罪，就会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在别的地方另建新城。不过，这种事，我们还未遇到过。
在村子里，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称地保，他的职责很复杂，有时是负责一个村子，有时就会负责好几个村子。不过总的来说，他主要是充当一个媒介，方便政府和百姓沟通。因此，地保经常会陷入麻烦中，任何一种纠葛都会给他带来麻烦。如果碰到的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地方官的话，甚至还会因为他没能及时汇报情况而将他打得血肉模糊，不管那事情他知道不知道。
地位比地保高一级的就是县官。在中国，他们是百姓眼中的最重要的官吏。他们在老百姓面前就是老虎，等到了上级面前，就成了老鼠。一个县官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也就是说，他至少要处理六大方面的事务。
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事务，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说，当然都是超负荷的，因此，他当然不能细致入微，明察秋毫，也就无法保证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而且，一般来说，很多县官对任何公务都不感兴趣，一门心思就想着如何捞油水。其实即使县官有良心，繁重的公务，难以协调的关系，也使得他难免犯下错误。如果处理事情不当，他总是难逃其咎的，就像对待其他的中国官员一样，县官也被想象成对辖区内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随时防患于未然。
《中国人的气质》株连守法（2）
实际上，他主要依靠师爷或随从来帮助处理日常事务。为了方便掌握辖区百姓的情况，在每个城市或乡村中，每十户划为一甲，每甲设保甲长。每户门前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主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籍制度，有点像古代撒克逊人十户区或百户区制，它有利于确立责任区。一旦有可疑的陌生人物出现在某个保甲区，第一个发现的就迅速报告保甲长，保甲长立刻报告地保，地保再报告给县官，县官马上采取措施，“严密搜捕，严厉惩处”，这种简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还未发生就被发觉了。这不是由于“陌生人长相可疑”，而是因为住户固定，这样，良好的民风就能代代相传了。
显然，这样的管理制度，只有在住户固定的地方才能生效。然而，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为固定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保甲制度也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假设。有时候，在一个城市，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可突然有一天，每户门上都挂上了牌子，这就说明县官要来了，要加强管理。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因为冬天最危险，坏人最多。不过据我们所知，这个措施只是过去的经验，现在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假如你连续走几个月，走几千里路，沿途挂牌子的居民不足百分之一。
另外，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调查紧密联系在一起。假如每个家庭的门牌上一直都准确地标明了该户人家的人口数目；假如每个地保都有一份其辖区内人口的清单；假如每个县官都准确地将这些清单上的数字汇总——那么，整个中国的人口统计就是将这些数字相加，这将十分准确，而且容易。
但这些也都只是“假如”，事实上，几乎没有一条是可以实现的。标明各户人数的牌子实际并不存在。无论是某个地方官，还是他完全依赖的众多地保，当偶然需要人口总数时，他们都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也对这事没兴趣，因为人口调查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因此，只能从想象中虚构中国人口的准确数字了。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人们也总是把人口调查与税收联系起来。
在中国，人口调查更会带来很多的疑心，除非所有地方能同心协力、忠实守信地把保甲制度贯彻下去，否则是不可能获得准确的人口调查数字的。
对于地方官来说，犯点小错，可能平安无事，也可能因此遇到大麻烦。这就需要找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帮忙说情，或者明智地花些银子来疏通关系，也就没什么大事了。即便最后还是丢掉了官职，也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辖区内发生了无法避免的事情。这是中国极为常见的一种现象。
接下来有必要阐述一下，责任具体在各个官僚阶层是如何分摊、如何实现的。在北京《邸报》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期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几年前曾经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士兵负责看守子弹，他趁自己值班的机会偷出大约三十箱子弹，把它们卖给了一个打铁的人。铁匠以为这些子弹是部队多余出来的不合格产品。结果，事情败露后，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仓库的负责官，虽然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铁匠由于不知道实情，属于无心犯罪，免于处罚，不过按常规，打了四十小板；管理这些士兵的更高一级官员，因为“纵容”犯罪，也被撤职，听候审判，不过他听到风声后，很早就溜走了。
接受这些奏折的刑部，还要负责决定对该部队最高指挥官做出处罚，因为他对此案也有责任。可见，每个人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个环节，任何人都不能以不知情或难以防止这类犯罪为借口，逃避责任。
更能说明中国人之间互相负责这一特性的是北京《邸报》上每年关于河流泛滥的上报奏折。1888年夏天，直隶省的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冲下来，一泻千里。看起来官员们是一听到消息就赶到现场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可惜，这是一场徒劳无用的努力，他们就像暴风雨中的蚂蚁一样惶恐无助。
尽管如此，这些努力仍不能阻止李鸿章上报朝廷，请求皇帝立即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职，取消贵族身份（这是朝廷不满时最常用的手段）。直隶总督结束其请罪奏折时，也同以往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请求自己承担其中的部分责任。
这样的河水泛滥后来还发生了几次，每次都要呈交一样的请罪奏章。皇帝也经常命令有关部门记录“备案”。几年前，河南省修复河堤以使黄河回归故道的工程失败了，自巡抚以下的大批官员遭到罢黜和流放。
中国人的责任感十分强烈，即使天子本人也不例外。他经常发布诏书，向子民们承认自己的缺点，把洪水暴发、天灾饥荒和农民造反的责任都归咎于己，并乞求上天的宽恕。他对上天负责，就像他的臣子对他负责一样现实。皇帝失去了皇位，就表明他失去了“天意”，上天要将皇位交付应该登基的人。
一个人犯法，要诛灭其九族。这是中国人的责任观念与西方观念最相抵触的地方。太平天国起义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最近，土库曼斯坦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