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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城墙，缘于政府对它的人民的不信任。在理论上，皇帝是大众之父，他的属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如同说“加”或者“减”一样，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
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义、暴乱一直层出不穷，如果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很多这样的起义或暴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也许是因为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是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总之，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政府也知道起义在悄悄地准备着进行，但是政府官员们躲在现成的防御城堡里，就像乌龟把头缩进壳里，或者说像刺猬团成球那样，他们把动乱留给军队去处理。
中国居民的住房周围也建有高墙，这是他们互相猜疑的另一种表现。这点在其他东方城市也存在。外国人和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类城市时，如果你告诉中国人这些都是“没有围墙的城市”，他们就会感到很困惑。让一个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理解，西方人的住处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是件不容易的事。他们会立刻毫无根据地认为，这表示那个国家没有多少坏人。
还有一个可以说明中国人互相猜疑的事例是，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都拥挤地住在一起。这些农村实际上是微缩了的城市，其防御对象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互相防御。据我们了解，中国人唯一不聚集居住的是山区。那里土地贫瘠，无法同时供养两户以上人家，那里的人也非常贫穷，根本不用怕贼。
巴伯先生描绘了四川的情况：“地主和佃户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里，他们宁愿分开住，而不愿将住处挤在一起。”这种不同于一般情况的居住方式是因为古老的四川比其他省更期待和平。它也证实了巴伯先生所说的：这种期望已经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段日子，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很长一段和平时期。巴伦·梵·瑞恰斯芬也很赞成巴伯先生的观点。
中国人互相猜疑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待妇女的态度，这点也包括其他东方人。其理论众所周知，在这里即使用一整章的篇幅都难以解释清楚其中一点。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得像“私盐”一样危险。假如她们订婚了，那就更加不能外出见人了。因为再小、再单纯的事情都有可能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
中国有句公认的社会真理，叫“寡妇门前是非多”。与印度、土耳其的妇女相比较的话，中国妇女享有更大的自由，但这不表示中国妇女能获得较高的尊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普遍遭到歧视。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也一直存在——这些都表现出对妇女的不尊重。然而在西方，尊重妇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在中国，你可以随处听到一些长期经验总结出来的表示对妇女看法的俗语。女人被说成是天生下贱、目光短浅、不可信任，还被当成嫉妒的化身。人们常说：“女人最善嫉妒。”这里的“妒”想传达的意思，是和它读音相同的一个字：“毒”，有一首古诗可以体现这种观念：
竹林里的毒蛇口，
黄蜂尾上的刺儿，
这些狠毒比不过，
妇人心肠更狠毒。
在中国的文字中也能体现出他们歧视妇女的观念。作为一种客观的表现形式，这点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曾向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询问过这个问题，他经过仔细研究核实，证明在一百三十五个以“女”字为偏旁的常用汉字中，有十四个表示褒义，比如“好”“妙”等；有八十六个为中性，含义可好可坏；其余的三十五个为贬义。
那些贬义字囊括了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意义，如虚伪、欺诈、堕落、不忠、自私之类。三个“女”字组成的“姦”字，表达了“私通、通奸、诱奸”等含义。
据说，人们互相不信任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双方互不了解；二是彼此太了解了。原因不同，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就像化学原子化合一样，中国人天生具有联合的本领。因而，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们之间的不信任是用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为了分配共同的劳动成果，媳妇会煽起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断猜疑，她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挑拨丈夫与家庭间的关系。
不在这里讨论家庭生活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够写上整整一章。现在我们讨论那些没有复杂家庭关系的人之间的关系。家里的仆人，如果不是由某位富有责任心的人介绍来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中立、互不干涉的。但是假如仆人中有一个的劣迹被传到了主人那里，即使他很清楚可能是有证据证明是自己做的，他也肯定会首先问：“谁告诉他的？”而不是问自己：“主人是怎么发现的？”他的第一想法仍然是有别的仆人对他有恶意，敌视他。
我认识一位中国妇女，有一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在高声谈话，马上变了脸色。她认为，人们是在愤怒地议论她，于是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奔出去。事实上，院子里只是有人在买一堆谷草，嫌卖主要价太高而已。
如果一个仆人突然被辞退，他肯定会因猜疑自己被人出卖而满怀仇恨。他会怀疑除自己外的任何一个人，坚持是有人说了自己坏话才致使自己被辞退，坚持辞退他是不合理的。即使他知道所有的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被辞退。他必须要保住他的“面子”，他猜疑的天性必须得到宣泄。
这种事情在雇用中国仆人的中国家庭或者外国家庭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程度不同，因为中国仆人不敢在自己的中国主人那里这样做，而他们知道如何欺骗善良的外国主人。因此，许多外国人仍然雇用着早该辞退的仆人，而不敢辞退他们。因为只要提出辞退就会招来那些受过指责、“不光彩”的仆人的怨恨。为了防止赶走他们后情况变得更糟，外国人一般没有勇气辞退他们。
《中国人的气质》相互猜疑（2）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中世纪时，奥地利的一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土耳其人已快爬到城垛子上了，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奥地利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养的蜜蜂，于是，她立即把这些蜂箱搬到城墙上，打开蜂箱后，蜜蜂群飞，冲过去蛰那些土耳其士兵。结果土耳其人迅速败下阵来，城市被挽救了。
中国人的策略常常和这个奥地利姑娘一样，成功对于他们仅是一种标志，他们对待骚乱就如同对待风暴一样。正如一位拉丁教授说过，人们宁愿“面对风暴的警报”，也不“面对风暴自身”。虽然中国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经常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这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孩子可以独立处理事情的时候告诉他们：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中国的孩子是不需要这一告诫的，因为他们从母奶中早已汲取了这一经验。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我们惊讶地问，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进庙呢？回答是：和尚也有可能会乘机谋财害命。两个人不看井，是因为假如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债，或者一个人身上有另一个人渴望要得到的东西，他就有可能被人趁机推到井里。
另外一些互相猜疑的事例主要出自人们的日常生活。西方国家有自由、没有压抑，而中国明显缺乏自由。在中国，处理一件事情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而在我们看来，理所应当采用最简便的方法。
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会围绕两个核心——钱和粮，因此，无论遇到什么事，他们考虑最多的都是这两个东西。中国人没有合理的分配经验，因为他们相信，一笔钱如果交到另一个人手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是很难按照既定的方案分配给大家的。
同样，安排一个中国人为大家分配食物也是很麻烦的。表面上看来，接受食物者并没有怀疑分配者有克扣食物的行为，但是，这并不代表没有不满的情绪，他们可能是被压抑了。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个认为，没有猜疑存在，确实，只有外国人才会把这个看做是问题，中国人则认为，只要是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会存在猜疑。
中国旅馆的侍者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对即将离开的旅客大声地报出清单上的每一笔款项。它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向其他侍者证实，自己并没有私藏小费或“酒钱”，而不是一些旅客所认为的，是在称赞他的阔气。当然，实际上，每个侍者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私藏的机会的。
假如需要重新磋商或修正一件接近完成的事，中国人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一封信就能够办妥这件事。当事人会亲自到负责人家里去。因为通过中介的话，没人敢保证事情不会被歪曲。假如拜访的时间太晚，负责人不在，他们还必须再次登门，直到当面谈好为止。
人们经常会提及中国人的团结问题。在中国，很多情况下，整个家庭或者家族会干预属于家庭成员自己的事情。这时，作为一个明智的外姓人，应该小心行事，不要介入，以免惹火烧身。“我们自家的事情，外姓人掺和什么？多数是居心不良！”这是一句很清楚地表明外姓人的意见很难被接受的箴言。即使是朋友和老邻居也会被这样认为，更别说是局外人或者没有特殊关系的人了。
在中国，“外”人也是有远近之分的。因为来自“外国”，所以外国人办事不会顺利；因为来自“外乡”，所以乡民办事也不会顺利。假如一个外来者，本身背景不清楚，又有隐藏背景的做法，那么情况一定会更糟糕。谨慎的中国人肯定会想：“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假如一个旅行者碰巧迷路，来到了一个村庄。而天已经黑了，尤其时间太晚的话，一般他会发现，是没有人肯出来给他指路的。我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小时，花钱也雇不到向导，甚至听不到一句指路的话。
尽管既损害自己的发声器官，也令外国人心烦意乱，中国的学生在上课时还是一律扯着嗓子念，这是一种“习惯”。如果有人坚持询问原因，人们会告诉你，听不到读书声，老师就无法肯定学生在专心学习。老师还会以一种奇怪的做法来确保学生不偷看，那就是让学生背对老师背诵。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赞同款待陌生人。在和东方人实际接触后，所罗门所有关于对陌生人要谨慎的箴言都有了新的内容。中国人的谨慎已经到了很难逾越的高度。一位外国人雇用一位中国老师收集童谣，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唱一支很有意思的歌谣，这支歌谣他从来没有听过，于是，他就请小男孩再唱一遍。结果小男孩吓得慌忙逃走了，再也没有出现。
小男孩的这种行为就是中国这种典型环境的产物。一群人在四处打听一个精神失常、离家出走的朋友，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但是他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