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男孩的这种行为就是中国这种典型环境的产物。一群人在四处打听一个精神失常、离家出走的朋友，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但是他们也知道，这样做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如果询问者是个陌生人，人们就一定会回答：不知道。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安全的办法。因为假如有人说曾见他来过，后来又走了。寻找的人会很自然地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这样，麻烦就来了。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寻找当地一位有名的人物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有一次，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到某个村子去找一位名人。当他找遍全村后发现，全村人一致肯定没有这个人，甚至诅咒发誓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因为村民们没有串通的时间，所以，这种众口一辞的谎言显然并不是事先串通好，编造出来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本能，就像北美的地拨鼠，一见到陌生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洞里。
在所有的这类事情中，甚至简单的一句招呼，都可以显示出它与当地方言的细微差别。乡下人经常会被盘问，他家住在哪儿，距离某某地有多远等等，这样做，好像是在确保他不是在骗人。同样，学生进入学校时，会被询问他的学历，还会被询问他写过哪些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用这种方法就很容易识破骗局。
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个人是无法冒充当地人的，因为口音会泄露他的籍贯。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例子一样，陌生人不仅很难获得某人的下落，而且他的行为还会引起普遍的猜疑，甚至整个村子的人都会怀疑他。
我曾经让几个中国人去一家外国医院寻找另外几个长期在那里接受治疗的中国人，结果，一无所获。即使一个人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也至多只说出自己的姓，绝对不会泄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同姓的人毕竟很多。还有的时候，送信的人苦苦寻找一个村子，可是连最后一点线索都没有，即使那村子就在眼前。如同前面那个例子，那位名人的住处实际上距寻找者只有几十米远，可是他在方圆一两里路内都没有找到。
《中国人的气质》相互猜疑（3）
我认识一位老人，老人的邻居非常富有，以前曾和老人一样是中国某一秘密教派的成员。但是当向老人问起邻居的情况时，才发现，相邻而居的他们从未接触过，即使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问他：“怎么会这样呢？”老人说：“因为他老了，很少外出。”“你为什么不常去看望他，谈谈过去的时光呢？你们相处得不好吗？”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后摇摇头：“不，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富有，我贫穷，如果我去他家，人们就会说闲话：他去那儿干什么？”
中国人相互猜疑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他们打心眼儿里不愿意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觉得不自在，还可能会溜出房间，到走廊里去，似乎在表示：“瞧，我不在屋子里。我没拿你的任何东西。所以，出事了别怀疑我。”自重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
最能引起人强烈猜疑的是非正常的死亡，尤其最典型的是已婚的女儿的死亡。虽然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女儿活着的时候，父母是没有权力保护她的，但是假如她死了，而且死因存在疑点，那么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女儿的自杀，使他们从过去的俯首屈从，变得可以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条件，哪怕这些条件很苛刻。
在这种情况下，婆家如果拒绝女方娘家的要求，就会引来一场持久的、让人烦恼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报复，但最终目的还是维护自己的“面子”。
中国有句古话，叫“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句话就说明了一个普遍真理。在中国，要小心行事，甚至走路都要小心翼翼。这就是中国人生性沉默的原因，尽管我们有时很难接受这一点。一言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而我们却不是很明白这一点。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也说明了中国人之间的各种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相是不信任的，他们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获利，而交易的成功要靠保持中立的第三方来促成。直到付了钱，交易才算最后完成。如果情况比较复杂，就需要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因为“空口无凭”，必须“立字为证”。
钱庄与顾客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也是造成中国金融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顾客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不应该相信钱庄，比如，南方的假外币，各地的假银圆，这些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性民族生性猜疑的明证。决心做成一桩交易的中国人是非常精明的，不愿意做的中国人会表现得更加精明。事实上，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作为顾客，他们都希望天黑以后使用银子。如果城里的每个商店都建议等到明天再更换银两，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的银行系统包罗万象，非常复杂。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银行票据了，这点我们可以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得知。但是这种使用好像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并不是很普遍。即使相距仅十里的两个城市，各自的钱庄也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承认对方的票据。
中国人彼此不信任的表现还在于，中国的利率很高，在24％～36％之间，甚至更高。造成这种暴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巨大冒险的保险费，而不是钱本身的利润。他们的商业中几乎不存在我们所熟悉的西方投资方式，这不是因为中国的资源开发不足，而是因为人们普遍互相不信任，“人无信而不立”。由于这些原因，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仍然会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猜疑的特点，这必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
几年前，有家报纸曾详细报道了纽约华人的情况，其中有一个荒谬的事例可以说明中国人在商业中的互相猜疑情况。中国人在各个城市建立的机构都是大同小异的，因此，在纽约，他们也有自己的市政府，这个政府由十二个领导人构成。为了确保绝对安全，这些人把钱和市政府的文件锁在一个有着十二把铜挂锁（中国式的）的大保险柜中，而不用美国银行用的那种复杂、美观的号码锁。
这个保险柜一共有十二把钥匙，每个领导者拿着一把。要想打开保险柜，必须十二人全部到齐，每人开一把锁。不幸的是，其中一位杰出的领导者突然去世了，整个市政事务立刻陷入了极度混乱中，因为那位市政官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代他开锁，人们相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承人，让他也患上自己的那种病，这一迷信的观念太令他们恐惧了。直到经过特殊的选举补了空缺之后，市政府才取出钱支付丧葬费。
这件小事，可以看做是一个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一些主要特征——富有组织才能、商业才能，互相猜疑，极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制度和文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也包含有许多互相猜疑的例子。亚洲地区的一个典型现象——宦官的存在，中国也很早就有。但是现在的满族人统治的这个王朝，采取了卓有成效的做法，使得这些危险人物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有权力来危害别人了。
作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满人和汉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互相猜疑，难免产生矛盾。想要维持国家机器的平衡，就必须妥善安排六部长官及副职人选由哪族人来担任。检察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同等作用。
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的话，中国人在普通社会生活中充满猜疑，官场也不例外。实际上，中国人的本性使得不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上级担心来自下级的竞争，因而会时刻提防下级；下级也在猜疑上级，因为他的职位的升迁、调动要受其影响。而整个官僚阶级，无论是高官还是低官，都对强大的文人阶层和普通百姓存有戒备之心。
这种情况的显著表现就是，在中国有许多半政治性质的宗教团体。这一切使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马蜂窝。一些节欲者团体的集会，比如有名的三星会，会遭到地方政府的禁止。虽然它只不过是想禁止鸦片、烟和酒，搅散衙门里贪得无厌的“虎狼”的筵宴，并不是企图谋反。但官方不这么认为，所以他们就被认定是要谋反了。
在官方的观点里，包括三星会，所有的秘密宗教都企图谋反。这种猜疑使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简单了，任何时候，只要有异常情况出现，政府就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抓住其领导人，把他们流放掉，或者杀掉，这样就减轻了他们的疑虑。
正是这种强烈的猜疑使得本来就保守的中国人变得更加保守。这对于推行他们不了解的新事物是很严重的阻碍。人们总是怀疑政府的调查是别有用心的，哪怕是名义上的调查也不行，偶尔因为需要，政府会组织人口调查，因为民众强烈的猜疑心，这种调查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猜疑真实不虚。说邻村有兄弟二人，断定政府要进行新的人口调查是强行迁民的预兆。按常规，迁民时，兄弟二人会留一人在家看守祖坟。弟弟料想自己很可能被征走，为了逃避长途跋涉的折磨，他立刻自杀了，这样就将了政府一军。
猜疑与保守，使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青年一直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他们也同样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引进。政府的猜疑使得中国所需要的改革长期遭到禁止。三十多年前，有人向一位著名的政治家阐述铸造小银币的重要性时，遭到对方拒绝，并且对方说：“中国的货币，永远不可以改革。如果试图改革，百姓会立即认为是政府想从中牟利。”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在中国开采矿藏也是同样，无法避免遇到巨大的阻力。如果这项工作可以成功的话，中国会因此变成一个富庶的国家。但是，地下的“泥龙”，地上的猜疑和官员们侵吞公款的行为，使得整个行动连第一步都难以迈出。只要引起猜疑，无论新事物会带来多大的益处，益处有多明显，都别想引进。
《中国人的气质》相互猜疑（4）
已经去世的内文斯博士在烟台做了大量的工作，只是为了将外国水果的优良品种引进中国，这些水果明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每前进一步，他都要被迫同猜疑作斗争。如果他缺乏善心或稍不耐烦，可能早就取消这项计划了。不过，一旦能够证明已经得到了效益，猜疑就会自然地渐渐消失。
中国海关对养蚕和种茶一类业务实施的调查，是非常现实的。但是那些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人们，又怎么会违背自己以前的经验，认为这些调查是为了促进生产或提高技术劳动的收益，而不是为了征税呢？谁听说过这种事情？即便听说了，谁又会相信呢？中国人对这类事的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形容，就是“狐狸跳进鹅毛笔管时，却说：‘各位早上好’。”
下面我们继续讨论猜疑这个问题与外国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国人强烈地不信任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