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中国显示他们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
历史的精确性可以由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呈现出来：一是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是通过对事件的特点和动机的分析，来对事件做出解释。一些广泛地研究过中国历史的学者认为，从前一条思路来说，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时代的水平；但是从另一思路来说，它们绝没有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于这一我们不是很了解的事件，我们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那种使其他国家的历史遭到扭曲的同样的倾向，在中国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中国就会失效吗？
不仅儒家的思想在忠于历史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孔子自己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重点研究了孔子编撰《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而并不是盯着“圣人生平的瑕疵”不放。《春秋》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包括孔子死后两年的这段历史。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的，关于儒家思想的演讲：
“孟子把《春秋》看做是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作者自己也这样认为，并且说，人们因为《春秋》而了解他，同时，他也会因为《春秋》而遭到谴责。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不知道孔子在谈到世人因此而谴责他时，心中是否充满了疑虑。《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我曾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干脆否认《春秋》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以此解决这个疑惑。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这是证明《春秋》真实可信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而且，孔子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方法，看不到这个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真实性是孔子的弟子一直倡导的，但是，《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中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
我们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随时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我们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信义时，自己会提供曾经背信弃义的最有力的证据。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他们就像南海岛屿的首领所说的那样：“我们一开口，谎言就诞生。”可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撒谎是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而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
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我的朋友曾接待过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要求教他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述方式，目的是为了增加词汇量。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说外国人，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对此毫不掩饰地表示惊讶，他觉得这句话是不会伤害人的，就像说“你骗人”一样。
1857年，库克先生在做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时，谈到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到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我可不敢对阁下撒谎’。对一个中国人说‘你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和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的俏皮话’一样。”
中国人平时说话就缺乏诚信，虽然还没有达到作伪的程度，但是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几乎不是真相。在中国最难获得的就是真相，每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即使他向你寻求帮助，你也不可能知道全部事实。比如打官司，他要你全权代理，但是，还是会向你隐瞒重要事实。
《中国人的气质》缺乏诚信（2）
这显然并非故意这样，而是中国人支吾搪塞的本能所致。无论你是从哪一点开始着手的，只有到了最后，事情的全貌才会呈现出来。因此，一个熟悉中国人的人，会把听到的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陈述再调查一番，才判断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听了一方陈述就觉得掌握了全部情况。
你会发现，经常是和中国人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缺乏诚信，再加上天性猜疑。中国人的虚伪，使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很不可理喻。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寻求什么，只是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面前，神秘地对你耳语，说要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实，你往往会感到心里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人所说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很容易阐述的命题，让商人、旅行家、外交官很是烦恼。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料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即便是被告知了，也不能确保知道的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即便是那些没有受到过教育的，也会很擅长保护自己，就像一头狡猾的乌贼一样，受到追踪时，立刻能喷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在旅途中，有人拜访你，并请求你捐款给一些穷人，好让他们开发新的土地。这时，你的仆人不会像我们的做法一样，会干脆地说：“随你怎么做，这是你的钱，你愿意怎么花跟我没关系。”而是会“面带孩子般的笑容”，解释说，你口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了。这样，你就免于捐款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看大门的中国人，会像外国人那样，对不能进入的一群中国人直接说：“这儿你不能进去。”而是悄悄地在一边看着，如果他们进去了，就让狗咬他们。
能自觉守约的中国人很少，这与他们的误解能力，以及时间观念淡薄有关。你会有趣地看到，不管真正的失约原因是什么，他们都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出来。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中国人被指责失约时，他会说，这个约会无关紧要，要是约会很重要，他会守约的。如果你谴责他的某一个缺点，他会很快，而且不停地向你说保证改正的话，就像流水一样。他对错误的承认是很全面的——事实上，是太全面了，让你除了真诚之外，就再也不能期待他有别的了。
一位被雇来抄写、注释一些格言的中国先生，曾在一条古代精辟的格言后这么注解：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并不想帮忙，表面上也要答应下来。“应付他，把事情拖到明天，然后是又一个明天，这样，你至少从心理上安慰了他。”负债的人一般也用这种方法来搪塞讨债人。没有人能指望一次就可以把债全部讨回。因此，账无法一次收上来，讨债人也不会失望。而欠债人每次都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下次收账的时候，他还会这么说，然后再下一次也是如此。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虚伪。无论是孩子自己，还是施教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不诚实。当孩子还在咿呀学语，只能朦朦胧胧听得懂大人说话的时候，大人们就告诉他，一定要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他们也经常把外国人比做未知的怪物，因此，那些中国人经常对我们说脏话。而且，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孩子们很小就对我们怀有模糊的恐惧感。当他们长大后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已，怎么会不在街上轰赶我们呢？
因为车上拉的是外国人，所以一群顽童高声喊叫着跟在黄包车后面。车夫被激怒了，向孩子们大吼，说要抓住几个，然后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同样的情况也会这样吓唬，他们会说，要用开水浇他们。对已经懂点事的中国孩子来说，“我揍你”、“我砍死你”之类的话就相当于“别这样做”的意思。
要想做一个“懂礼”的中国人，就必须掌握一大堆表示自谦的词汇。中国人说话必须要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突出听话者的尊贵。“礼貌”的中国人如果不得不称呼自己的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其他意思相同的比较文雅的谦称。农村人一般称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这虽然不算是文雅的称呼，但是也算抓住了讲“礼貌”的精髓。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可以很精辟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个人到朋友家去做客，于是穿了自己最好的礼服。客人正襟危坐地在客厅等待主人的到来。这时，一只正在房梁上嬉戏的老鼠刚把鼻子伸到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逃跑时，不巧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被这场突发事故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出来了。于是，一阵寒暄之后，客人这样解释自己的窘态：“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样的招待方式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行，比如作为主人，当你走向宴席时，需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诸位请坐，请用膳。”或者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
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他们用“磕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对你拜服”，而且是各种场合都这样。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忽略了小细节，没有照顾周全，请你原谅。或者骑马走到半路，如果遇到熟人，他们就会停下来对你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管你正打算往哪里走，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
中国人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即使是最没有教养、最无知的中国人也是如此，这使得最冷漠的西方人对此赞叹不已，因为中国人会这样，而他们自己不会。我们不断在各种场合看到这种小小的礼仪，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是一种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拒绝这种礼仪的人则会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比如停车问路的车夫如果忘了把辫子从头顶上拿下来，就有可能被别人指给一条错误的路，此外，还有可能遭到辱骂。
在东方，以什么方式接受礼物最合适，也是一门学问，也许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