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为他塑像，对他的祭祀和对“天地”的祭祀也没什么不同，似乎都是不加解释地保留下来的。
中国的典籍作品中经常用“天”来表示人的观念和想法，有时候也用来表示其他的涵义。当我们看“天即道”的注解时，感到其意义已模糊到了极点。这个词在文言文和日常用语中一样都很含混不清楚。向一个经常祭天的人询问“天”的含义时，他经常会这样回答：“天就是头顶上蓝蓝的天空。”这个回答表明，他的崇拜类似于一种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不同的是，有的人崇拜独立的一个个体，有的人崇拜的是一个自然群体。用爱默生的话说，他们是泛神论者，信仰的是“芳草萋萋，细雨潇潇”。这种缺乏明确涵义的人格化，正是中国“苍天”崇拜的致命缺陷。
与中国下层百姓的多神论、泛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流行的似乎纯粹是无神论。从那些对此很有研究的人提供的证据中，以及从无数的表面现象中，从“前定可能性”中，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儒家学者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一观点，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团体中都不存在。“前定可能性”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注释家对中国知识界的众所周知的影响。在这一方面，绝对的权威是中国经典的注释家、大学问家朱熹。任何对他的观念的怀疑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这使得他的注释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也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它的影响遮蔽了原有经典的教诲。
《中国人的气质》多元信仰（2）
从陕西和山西的深山峻岭中流出后，黄河继续向东奔流数百里，注入大海。多少年来，它曾数次改道，跨越六七个纬度，从扬子江口流至渤海口。但无论它流经哪里，都会留下大量的泥沙，于是，所到之处哀鸿遍野，成了一片不毛的沙地。与这情形一样的就是宋代的注释家带来的唯物主义洪流对中国思想的大河的冲击。这条唯物主义洪流泛滥了七百年之久，经过它的冲击，中国只留下一片无神论的荒漠沙地，再也无法为这个民族提供任何有益的精神食粮。
道教从佛教那儿汲取大量的营养，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并且退化为一种降妖捉怪的妖术。儒教无法满足的人的先天需求由引入佛教来满足。三种文化的教育方式彼此影响，致使三者都有了很大的变动。
在中国，如果一个人的手头上碰巧有点积蓄，或者他认为赞助与某些行为一样高尚的话，他会赞助任何一个提供行善途径的机构。就像个偶尔需要伞的人，遇到了一家伞店是绝不会去问伞是何时发明、何时开始普遍应用一样，中国人从来不会问自己所崇拜的神的家世、经历，任何在某一方面似乎对人有利的神灵都会受到人们的垂青。
经常有些学术讲座探讨中国到底有多少佛教徒，又有多少道教徒。我们认为，探讨这个问题，就如同探讨在联合王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多少人吃菜豆一样，是没个准确的数字。只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又能弄到，任何人都可以抽；只要想吃菜豆，又能买起，任何人都可以吃。
中国人对待两种“教义”也是这样。任何人，只要想请和尚做法事，又能付得起钱，就去请和尚，你可以因此当他是“佛教徒”。同样，如果他想请道士，他也同样可以去请，这样他就算是“道教徒”。如果他既请了和尚，又请了道士，那也无关紧要，人们可以说他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因此，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儒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而且并不会因此觉得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佛教融合了道教，道教融合了儒教，最后儒教又融合了佛教与道教，因此，中国是“三教合一”。
盎格鲁…撒克逊人同他们的语言间的关系，可以很清楚地说明出中国人同他们的“三教”之间的真正关系。在描述自己的语言构成时，盎格鲁…撒克逊人会说：“我们的语言就是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我们对词汇的选择，只受思维习惯和我们所期望的用途的影响，并不会因为我们确定了自己的祖先是谁，或者由自己血管中流动的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血液的比例来决定。
一般来说，学者会使用大量的混杂着很多丹麦语的拉丁词汇。农民则主要使用朴素的撒克逊语。无论是哪种语言，都是以撒克逊语为基础，其他语言为补充。
在中国，儒教是基础，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教徒。佛教和道教的观念、用语和教规对儒教产生的影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就跟我们在同一句话中使用了来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说，把“三教”融合在一个仪式中，并没有什么不和谐或矛盾的地方。
中国人很难理解两个不同形式的信仰常常是互相排斥的这一现象。他们不懂得什么是逻辑矛盾，也根本不关心这个。把不同的命题调和在一起，是他们本能就掌握的技巧。他们可以毫不理会两个本质上不相容的命题之间的关系，而强行把它们扯在一起。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相互融合一样，他们能把不同形式的信仰融合在一起，这也是他们所接受的思维训练的目的。这种“信仰相融”已经被他们推到了逻辑消亡的境地，即使有人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明白，况且根本没有人能使他们理解这一点。
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需要注意，它们是关于这种各种教义机械融合的。第一，它们与中国人喜欢秩序的本能相违背。中国人天生喜欢秩序，这一点可以鲜明地通过他们官阶的精心划分体现出来。中国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各自的权限和身份标志都是经过严格划分的。这种等级森严的秩序在中国的神灵世界里是找不到的，如果你想询问一个中国人，究竟是“玉皇大帝”的权力大些，还是“如来佛”的权力大些，那你肯定是白费口舌。即使在“众神殿”里，众神的排列顺序也是随机的，经常变来变去。
这种在中国人精神信仰中，权威的地位不固定的混乱状态，如果出现在地球上，一定形成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这种权威排列秩序混乱的状况，在供奉孔子、老子和如来佛的“三教堂”里，表现更为突出。我们认为，最中间的位置应该供奉的是最尊贵的神，那就应该是孔子，如果不是他，那就应该是老子，因为孔子并没有自封为神。我们可以肯定，人们一直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但是，在我们所听到的所有争论中，最受益的往往是佛祖，尽管他是从外国传到中国来的。
第二个显著特点就是：就像假币顶替了真币一样，中国的所有信仰都把人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人们对道教经常提到的妖魔鬼怪的恐惧，根本无法通过儒教中高尚的箴言来消除。人们常说，中国人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要更迷信，这确实是真实情况。在中国，即使是富有的商人，或者知识渊博的学者，都会在每个月花两天时间祭拜狐狸、黄鼠狼、刺谓、蛇和老鼠等动物，他们把这些动物刻在标明是“大仙”的牌位上，认为它们能左右人的命运。
几年前，中国一位著名的官员曾经跪在一条水蛇面前祈福，因为这条水蛇被当作是神，它代表的是前朝一位曾奇迹般地制服过泛滥的黄河的官员。这种把蛇当成神来顶礼膜拜的现象，在洪水泛滥时会很常见。甚至在离黄河较远的地方，人们会不加分说地把一条生活在旱地的普通的蛇当做神来祭拜。
等到河水退去，人们就会做一些事情来感谢水神的保佑。这些事情通常都很戏剧性，比如说，他们会把蛇放在盘子上，抬进庙里或其他公共场合供奉着，县官和其他官吏每天都去烧香磕头。在离黄河近的地方，河神一般认为就是雨神，但在稍远的内地，雨神就由战神关帝来代表。有的时候，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就负责代替这二者。这一切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很正常、很合理的，他们从来不会考虑本质上的融合是需要有相同的前提的，即使你告诉他们这里面荒谬的地方，他们也很难理解。
《中国人的气质》多元信仰（3）
说到求雨，我们还经常注意到另一个与此有关的事实，非常古怪而且极有意味。在中国名著《西游记》中，主要角色之一就是一只从石头里诞生的猴子。后来这只猴子慢慢演化成了人。在很多地方，人们把这种想象出来的东西当做雨神来崇拜，而排除有实际形体的河神和战神（蛇和关公）。还有什么例子能比这个例子更能说明：中国人是从来都分不清楚真实与虚构的区别的？在西方人看来，原因和结果是相互联系的，但是，中国人的因果观念是怎样的呢？他们甚至向一只并不存在的猴子求雨。这点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
中国人的神各种各样，各不相同，那么，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神呢？有两种方式：崇拜众神，同时也忽视众神。每年，中国人都会在供奉各类神上面花掉不少的香烛、纸钱费用。政府曾经试过统计这些费用的总数，他们先把某个地区当成一个样本，计算出确切的数字，再以此推算中国其他地区的花费金额。这种所谓的“统计”实际上是最不精确的，就像一个人在统计一大片蚊子的数量，数累了，就开始估计。
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整体来下结论，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到庙里拜神的中国人。一个旅行者从广州登陆，会看到那里的庙里香客如云，烟雾缭绕，因此会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盲目崇拜的民族之一。但是，如果他再游览了中国的另一些地方，就一定会推翻这个观点。因为他会发现，大量的庙宇早已荒颓无人，大部分时间，包括初一、十五，甚至在最盛行上香的时间——春节，都可能没有人进香。还有成千上万的被人们遗忘的古庙，也已经残败不堪，即使有人偶尔会去修复这些古庙，但是如果你问他们这庙建于何时，或者为什么建的这个庙，十之八九没有人会知道。还会发现，在一块方圆数百里、人口稠密的地方，找不到一个教士，无论是道士，还是和尚。而有些地方的庙里，根本看不到有妇女来朝拜，也没有人教导孩子们从小就应该懂得皈依神是必要的。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情况则完全相反，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会渗透着宗教崇拜仪式。
中国宗教势力的力量可以和造成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的力量相提并论。在夏威夷最北部和最西部的岛屿上，火山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亡了，残破不堪的火山口已经长满了茂盛的草木。但在夏威夷的东南部岛屿上，火山仍然不时活动着，给小岛带来熊熊大火和剧烈地震。
同样，在中国一些古老的地区，很少有人会烧香拜佛，众神崇拜最盛行的地方，是那些在中国文明最辉煌时仍处于野蛮状态的地区。在没有进一步充分调查这些情况之前，我们很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误导，进而可能赋予一些它所没有的意义。
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他的信徒们直到今天也仍然认为对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