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人长于利害算计，很早就明白：小到纠纷，大到战争，这些事不但伴随着风险，而且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由此也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尽量避免纠纷和战争。
事实也不尽如此，中国塞外的少数民族就曾打破过这种习惯，且不论其得失，功难补劳却是一种遗憾。对于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而言，以利禄怀柔北狄，消弭侵犯北方边境的势力，不与之开战的政策才是利益所在。
可是在这之前的中国人却未必有这样怯懦，尤其是在汉代，竟有“胡兵五而当汉兵一”的说法，兵力的强弱可见一斑。在《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也记载着许多豪杰式的人物：荆轲、聂政、傅介子、段会宗、陈汤、班超等。可是由于算计主义、妥协主义在后世历代的积聚，渐渐消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骨气，最终造就了今天怯懦的中国人。
提起中国人的文弱，简要来说，就是作为一个个体，很少以暴力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团体，也不喜欢诉诸战争。中国人所谓的争斗，多是指口头上的争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或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爱争斗的民族之一。在中国的学校、政府机关等群集的场所，一定有“禁止喧哗”的警告牌。其实，中国人做的只是口头上的争斗喧哗，决不会使用武力。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尤其是在北方的时候，从未见过中国人在一处扭打的场面。即使是非常激烈的争吵，也决不动手。偶尔有一次见有人打架，站在旁边观看，也不由让人急得难以忍受。
中国人的争斗多是动口不动手，很自然也就不喜欢流血战争。中国的“武”字是由“止戈”二字组成的会意字，所以，“武”并非是指使用武器（戈），而是不用武器的意思。《左传》中有“武禁暴戢兵”的句子，《易经》也宣称“神武不杀”，武的精髓正在“不杀”二字，滥施暴力者是不能称之为武的。制止暴力分子滥用武力才是“武”的本意所在。
中国从唐代开始设立武庙。人们把周的军师太公望视为军神，推崇其作为武庙的始祖，就像文庙尊孔子为圣人一样。以后，历代的名将也都被引入、供奉于武庙。然而，北宋的宋太宗参拜武庙时，曾指着秦朝白起的灵位说，这个人坑杀了数十万的降兵，违背了“武”的精神，没有资格供奉在这里，应该将其逐出武庙。宋太宗的话与前面“神武不杀”对照来看，“武”的本意就更加清楚了。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与楚国在泓河附近进行一场交战。宋襄公的部下建议趁楚军渡河时发起进攻，宋襄公未予准许，认为君子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全部登岸，在整队布阵的时候，部下又建议趁机出兵，宋襄公命令按兵不动，说礼仪不可违。待敌军准备就绪，才光明正大地开战，而宋襄公最终战败，自己也身负重伤而丧命。这就是所谓的“宋襄公之仁”，也成了留给后世的一个笑柄。但《公羊传》里讲到“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可见当时对宋襄公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纵然战败也不失礼仪的君子。
在中国的文学里，崇尚武力的作品也是很少的。与其相反，厌恶兵役、诉说征战之苦的作品却相当的多。早在《诗经》中就有提到，后世的诗文中这一倾向愈加明显。
《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2）
东汉的陈琳曾作《饮马长城窟行》诗写道：
生儿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唐代大诗人杜甫《兵车行》这样描述：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因为在长年战乱中，男子不得不服兵役，所以人们不希望生养男子而想要女子，以免于受劳役之苦。另一方面来看，认为生养男子反倒不如生养女子更好些，就很直接地表达了人们计较利害的思想。
杜甫在《兵车行》中也描写了出征士兵与家人惜别的场景：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在我看来，牵衣扯袖、撕心裂肺般的哭泣不是太没骨气了吗？
唐代王翰的《凉州词》曰：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诗中虽颇有洒脱之气，但对于出征的军人应有的心态来说，还相差太远。李白的《战城商》、李华的《吊古战场》，诗文中表现的也都是对战争的厌恶、痛恨。
古人诗中表现战乱之苦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唐代白居易的新乐府《新丰折臂翁》。这首诗叙述的是一位居住在新丰的断了右臂的老人的故事。老人在24岁的时候，被征派到云南服兵役，出于对战争的憎恨，也为了免除兵役之苦，在途中趁夜深时自己将右臂折断，成为了不具备服役条件的人，被放还故乡。而今老人已80岁了，断臂虽经常疼痛，甚至痛得彻夜难眠，可看到昔日被征往云南的人，没有一个人再回来，都成了异域的孤魂，他乡的野鬼，断臂老人感叹自己的一生，也算是相当幸福了。
此臂折来六十年，……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
这首乐府诗虽然是为了劝诫统治者慎耀边功而作，不也太过激了吗？事实上，白居易所记之事，决不是虚构的，而确有其事。在正史里有明确的记载，从隋末到唐代战乱年间，当时的青年将折伤自己的手足，称之为福手、福足，以此逃避兵役。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不愿意服兵役，视当兵是件丢脸的事，不得不说是这种风气的沿袭。
举例来说，在唐代，当时军人的地位极其低下，一家人中若有个当兵的，别人不用说，连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会看不起他。热衷于文官科举考试的人很多，而对军人武举考试感兴趣的人几乎没有。
唐代的兵役制度与日本的很相似，用来守卫京城的士兵都是从地方上挑选出来的，称为“卫士”或“侍官”。可是在当时，人们争吵恶言相加时，便骂对方是“侍官”。其意义基本相当于日本称为“贱民”或者“隐亡”（火葬场焚尸工）之类的人。可见中国当时军人的地位，低下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如果认为军人的地位低下的状况仅限于唐代，那就错了，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共有的现象。中国有句俗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好的铁不会打成钉，有用的人决不应入伍当兵。还有类似的一句话是“铁到了钉，人到了兵”，是说人当了兵就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了。由此推断，在当时的中国，人们视士兵如同乞丐。
军人被视为那样卑下的职业，在这样的中国社会中，出现勇将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翻开历史史书，又记载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事实到底是怎样呢？
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开始征伐高丽。当时领兵的是有名的大将李勣，据说唐太宗也亲临辽东，以督三军，对高丽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没用多长时间，李勣率领的大军就攻下了辽东许多城池，即将兵临高丽都城平壤。在这时，大军碰到一处坚固无比的要塞——安市城，此城是前往平壤的必经之地之一，现位于奉天省盖平县的东北处。
《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3）
唐太宗知此情况后，对李勣说，我听说安市城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而且守城的将领智谋非凡，孙子兵法所说的“城有所不攻”，这座城池就在此列吧。如果我们发兵直接攻打此城，恐怕对于最重要的平壤城的攻破不利。李勣对唐太宗所言不以为然，认为要是因为安市城难以攻下，就放任不顾，军威将会大受损伤。但是若攻下了这个要塞，那么我军将士气大振、所向披靡，所以，他主张一定要先把安市拿下。
唐太宗虽然心里有所顾虑，但是碍于李勣作为统帅的威严，还是点头同意了：“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勿误吾事。”就这样，攻陷安市的责任全部落在了李勣身上。李率领军队接连不断地向安市发起了猛攻，但天不遂人愿，大将李勣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也没能攻下此城。天气转冷开始下雪，由于战事旷日持久，粮食也匮乏起来，唐朝大军只好放弃攻城，凄惨地撤退回国。
说起唐太宗，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三代以后的明君。但是安市的失败，虽然责任不在于他，却给他一生赫赫战功带来了污点。反对唐太宗的建议，力主攻打安市城的李勣难辞其咎。
李勣作为一个将领，就要明白自己言责、职责的重大，认识到这点，他要做的就只能是竭尽全力攻下安市，绝无后路。即使最终没有成功，那么，他也应该醒悟到该一死谢罪。而不是为免死罪，在极力争辩说“吾不关焉”，得以度过余生。李勣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很难让人恭维。
天正十五年（1587年），日本的丰臣秀吉攻伐九州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当时敌对方丰前的秋月种宝的军队得到岛津方面的帮助，得以固守在岩石城内，静待丰臣秀吉的进攻。
岩石城是有名的险要之地，守城的将领熊谷越中又是一员猛将，考虑到这种情况，丰臣秀吉决定不攻此城，而计划让蒲生氏乡领兵监控牵制岩石城守军，自己则带兵前进。
听了丰臣秀吉的计划后，蒲生氏乡强烈反对，坚决请求攻下岩石城。丰臣秀吉并没有轻易应允他的请求，在蒲生氏乡再三强求下，丰臣秀吉才勉强答应了。于是，蒲生氏乡抱着不攻下此城就切腹自杀的决心，向坚固的岩石城发起了勇猛的攻势，仅在一天之内就取得了胜利。丰臣秀吉的军威也因此大振，很快就平定了九州。
安市城和岩石城的情况或者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攻城时如果李勣抱着和蒲生氏乡一样的决心，或许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这是毋庸怀疑的。虽然大唐将军李勣的名望远在日本武士蒲生氏乡之上，但是在看重自己责任这一点上，却是远远不及的。
热爱和平（下）
中国人一般不会侵略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以兵役为苦，厌恶战争。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灿烂的文明，自古以华夏自居，将四周的少数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示他们未加教化，并加以排斥，虽然如此，但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决不对他们以兵力相加。中国人对蛮夷的大原则就是“辉德不观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当然不可否认，这一原则有理想化的倾向，但是实施起来的效果是很令人怀疑的。
中国北方的塞外民族，不从事农耕生产，以掠夺杀戮为业，被视为野蛮的民族。不管中国是多么热爱和平，他们都毫不留情地以武力相加。像殷代的獯鬻，周代的猃狁，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的突厥、回纥，宋时的契丹、女真、蒙古等都是如此。
但是，对于这些北狄的侵略，中国人并不愿以武力相抵抗。虽然有时也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对付他们，但更多的时候是赠以金帛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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