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这些北狄的侵略，中国人并不愿以武力相抵抗。虽然有时也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对付他们，但更多的时候是赠以金帛讨他们的欢心，用来缓和其掠夺的势头，这是历代当权者惯用的策略。1911年秋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在讨伐满清的战斗檄文中，有着如此愤慨的措辞：“汉人实耕，满奴食之。汉人实织，满奴衣之。”
这种情况并不只限于清朝。中国自古以来就被北狄认为是宝藏金库。南北朝末期的突厥王——他钵可汗就曾经说过：“但使我在南两儿（北齐及北周）常孝，何忧于贫。”可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北狄的君主都有着他钵可汗这样的用心，那就是以武力的方式胁迫汉人，进奉金帛以享荣华富贵。
当然，中国也曾有征伐北狄的豪杰式帝王出现，像秦始皇、汉武帝。但是在民间，人们却对他们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批判他们使用武力，任意发动侵略战争。同样，在国内人们也不太欢迎在异域建功归来的军人们。
《东洋史说苑》热爱和平（4）
在西汉的时候，一位名叫陈汤的西域副校尉，袭击并且杀死了匈奴的郅支单于，这无疑除去了汉朝的一大心病，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汉朝天子知道后，欲加赏于他。但是，当时有名的儒者丞相匡衡却认为，陈汤的这种做法违背了用兵先制，没有经过天子的许可就擅自行动（当时陈汤远在西域，遇到紧急情况，做事不可能全都等天子许可）。如果赏赐他，那么以后就会有许多人以此为榜样争相效仿，如此以来，塞外的祸事定会不断。最终陈汤没有得到任何犒赏。虽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陈汤尽管建立如此大的功勋，其晚年还是陷入了悲凉的境地。
还有一个例子，唐玄宗在位时，有一位叫赫灵筌的大将军。当时突厥可汗默啜称雄塞北，经常入侵唐朝的领地，赫灵筌杀了默啜，取了他的首级，并将默啜的首级献给朝廷，以期自己的功劳能得到奖赏。但是当时的宰相宋壕却认为，如果为此给赫灵筌以厚赏，恐怕将来会在年少气盛的天子面前夸耀自己的边功，权衡之后，就没有犒赏其功。赫灵筌听说后，心中十分的不平和失望，过于伤心痛哭导致吐血而亡。
中国人具有的文弱的特点，很早就为国外人知道。曾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曾说过：“蛮子（中国南方人）如果是一个侵略性很强的种族，他们会很轻易地征服全世界。但是各位也不用杞人忧天，事实上，这些南中国人只是精明的商人，伶俐的工匠，而一点也不具备当兵打仗的资格。”另外，清朝初期曾在中国传教的西班牙人纳波雷托也说：“中国人善于做学问、经商、制作精美的古董，却不会打仗。”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黄祸论”——即黄种人渐渐会压倒白种人的论调（这种说法从甲午战争前开始，到日俄战争后进一步流行，到现在依然是世界的一大问题），其实是很没有根据的。当然，所谓的“黄祸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相当复杂。但是如果“黄祸论”就只限于战争方面，而且“黄祸论”的主人公又仅限于中国人的话，这种观点毋庸置疑是荒诞不经的。
在过去的1500年的历史中，确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亚洲人曾经入侵欧洲，给白人带来沉重的压迫。这些历史有：公元五世纪匈奴侵入欧洲，十三世纪蒙古人侵入欧洲，十五世纪土耳其也开始向欧洲入侵。但是不能将这些野蛮的塞外民族与文弱的中国人一视同仁，那是完全错误的。
纵观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曾经与许多国家交过战，如果再加上义和团事件，中国几乎和世界上所有的强国都交过手。但是对中国而言，这些战争中有许多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意。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和角度来看，这些战争都是诸国列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
1907年，在荷兰召开了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讨论到战争开始的时候，是否要先通知对方这个问题时，出席会议的中国委员讲道：发动战争之前先告诉对方，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应战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就像我们中国，从来没有交战的意思，但总是被诸国强迫加入战争。不仅如此，今后我国也不打算轻易地应战，即使是接到了别国发动战争的通告。对像我们这样的情况，也应该制订必要的规定和程序。
中国委员的话一说完，引来满场的哄笑。这些话虽然是可笑，但是他所说的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人经历了许多次的战争，然而他们并不好战。比起那些强悍好战的民族来，他们的个性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当今社会是民族竞争、武力征伐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很容易沦为时代的牺牲品。
尤其是曾受过列强欺辱的中国人，如果仍然保持其文弱之风，而且若这种文弱又不是以高远的理想为基点，再不加以改变，其前途实在令人堪忧。所以，中国人的文弱气质，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一大阻碍。
《东洋史说苑》崇尚祖先（1）
崇尚祖先（上）
中国人不仅具有文弱的特点，而且还有保守性。中国人保守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点分析出来。
一、中国人天生的气质就有保守性。
二、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古以来其灿烂文化就远远高于四周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向来就以本国的文明自负，认为自己的文明是独有的，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并且去尽力维持、保存这种文明。可以说这种习惯造成了中国人的保守。
三、儒教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的思想就是尚古保守的。
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先王的著述者、古代的讴歌者。他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一味保守的人，在好古的同时也不忘当前，“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后来的儒者，大多走进了思想保守的囚笼。如儒家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孟子，在《孟子》七篇中，满是保守尚古的味道。他讲：“尊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中国的各种学说都或多或少有着保守主义的倾向，并不只限于儒教。“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这是庄子对当时学者状态的评说。虽然不是在责难儒家的保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学作为最有势力的一个学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思想一直笼罩着中国人。
造成中国人保守性的原因或者不止于此，这里就不再做详细阐述，现在回到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上来，即分析研究中国人的保守及其影响。
在西晋武帝时，都城设在洛阳，靠近黄河，居住在河北的百姓前往洛阳，不仅不方便也有危险，他们必须在孟津渡口横渡黄河，但是黄河水流湍急，渡船常常被打翻。这时候，有一个叫杜预的名士向武帝献策：可以在黄河上用船搭建一座舟桥来解决这个问题。武帝听后，征询大臣们对这个办法的意见，但大臣们说：“殷周所都，历代圣贤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以古代圣贤从没有架舟桥渡黄河为由表示反对。杜预弃群臣的意见于不顾，做了古代圣贤也没有做过的事，在黄河上架起一座舟桥，造福了一方百姓，也显示出了他的果敢与智慧。
在西汉孝武帝时，曾一度饱受匈奴屡屡侵扰之苦。当时有个叫延年的齐人，他上书孝武帝，提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策略：将黄河水道北移，让它从中国和匈奴的边界流入东海，这样一来可以使中国免受水灾，二来匈奴不善于水战，也可以防止他们的入侵。但是，即使像孝武帝这样豪杰式的人物，也脱离不了尊古保守的思想：“（黄）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做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更改。”意思是说，圣人大禹所定的黄河水道，我们不能轻易地更改。延年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这不是主要的，而是这种不被采用的理由实在是很可笑。
孝武帝之后大约一百年的孝成帝时代，为了防范黄河水泛滥，有人提出修筑堤防的议案，但很快被搁置了下来，因为“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防堤壅塞之文”这样的说法占了上风。这里的经义是指《书经·禹贡》篇“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之文。虽然治水患的关键是在于决开河口，疏浚河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们反驳修筑堤防的论据，竟要在记载二千年前事实的书中去查找，这难道不可笑吗？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难以一一列举出来。总而言之，中国人是尊师尚古的典范，只相信古圣贤所言所行。不仅如此，如果谁做了圣贤没有做过的事，他们还会以不尊古训而加以排斥。秦始皇、王安石等人实行的改革，屡遭批判，其主要的原因也是与中国人的保守思想相抵触而造成的。
对中国人来说，先人所留下的惯例，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力。这里有一件趣事：梁武帝时，在整顿州县时调查发现，境内只有82个州县，而以往中央政府的账簿记录中却有107个州县。另外20多个州县连位于何处都不清楚，就因为旧的账簿上曾经有过记载，也就把记录保留了下来，即使谁都不知道那20多个州县的位置。所辖区域内州县的位置不清楚，这已经够奇怪了，而几代传下来这样的州县还一直保留着，这不更可笑吗？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西太后曾在发布的变法自强的上谕中写道：“祸天下者，在一例字。”事实确是如此，中国人一味地拘泥于先例，严重阻碍了自己国运的进步。中国人即便是自己开创先例，也自称之为“自我始古”或“自我作故”。在这“始古”、“作故”的字句之间，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尚古思想。
《东洋史说苑》崇尚祖先（2）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如果假托古人或先例，就能比较轻易地被人们接受。
西汉末年的王莽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王莽为篡夺汉的天下，在言行上一切都效仿昔日的圣人周公。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以待天下之士。王莽也十分谦恭地对待天下的士人，和王莽接触的人都相信他是周公再世，曾经有487572名士人上书请愿，请求天子给王莽特别的恩宠和待遇。
王莽得到天下人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毒杀了当时的天子汉平帝。《书经》中有记载，昔日武王病重，周公为了延长武王寿命而祷告苍天。王莽为掩天下耳目，也赶紧效仿，说“愿以己之身替代平帝之病痛”，为自己毒害致病的平帝进行祈祷。
《春秋》上记载鲁哀公在位十四年而终，王莽据此昭告天下，汉哀帝也会十四年而终。就这样，王莽最终轻易地篡夺了汉的天下，登上天子之位。王莽的一言一行必引经据典，成为了一个做成大恶的奸雄。
生前被世人当作圣人君子来推崇的王莽，直到死后才被人辱骂为逆臣元凶。“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年身便死，至今真伪有谁知。”白居易的这首诗说的就是这段历史。